【权利:3175】 小文三篇

 

 

 

 

                                   倾听淮生：农民的自我表述

 

       

                                                                                                                        茉莉

 

 

  多年前我就在网上注意到淮生，一个以关注底层农民为己任的网络作家。最初他在新华网发文，曾有一个叫《农夫的呼号》的系列。这位出身于湖北嘉鱼的年轻人，一边忍受生活的压力，在城市漂泊打工谋生，一边深刻地思考研究，执着地书写农民问题，对当今中国的农民政策进行批判。他的写作最重要的主题是：谴责歧视，谴责奴役。

 

  阅读淮生总是令我惭愧，令我心情沉重。淮生曾批评一些老右派和知青，说那些人曾在农村长期生活过，了解农民的困苦，但他们回到城市之后就忘记了农民。而我，就是那些冷漠自私的知青中的一个。我在摆脱农村那炼狱般的生活之后，就把那一切抛在脑后。

 

  最近北京两会前夕，有13家中国媒体发表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的共同社论，呼吁废除造成城乡居民地位不平等的户籍政策，表达了新闻界的良心，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而淮生，早在2003年就在"关天茶舍"发表《呼吁取消户籍管制》的文章。这位农民是呼吁改革这一恶法的勇敢的先驱者之一。

 

       ◎ 他者的研究和草根的自我表述

 

  农民问题一直引不起城市知识分子的兴趣。几十年来，中国作家们到乡村寻根寻找写作灵感，撰写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他们大都如罗素评论那些浪漫主义者所说："善感的人看见一个困窘的小农家庭会动心落泪，可是对精心擘划的改善小农阶级生活状况的方案倒很冷淡。"

 

  2000年，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于这一声悲哀而真实的呼叫，城市人才开始有所震动。自那之后，关心农民问题的学者多了起来。专家们开始研究如何让九亿中国农民摆脱生存危机。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享有话语权的强势者，对弱势的农民处境进行他者的诠释，作为主体的农民却集体缺席，处于被他者表述的地位。专家们往往根据高层的指示，去展开某个方面的研究，而不是根据农民自身的需要。不管他们的研究多么认真，但大都是用数字和材料，以他者的眼光和思路来讲述农民的故事。农民含着血泪的生存困境，在他人的叙述中往往会被带有偏见地打折扣。

 

  十年来，淮生在网络上开创了一个农民自我表述的先例，发出独一无二的呼声。淮生说："我一直想：大陆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能完全指望鸿儒、学者来书写，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农民的悲伤，不明白农民的绝望。"淮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当今农村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农民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怎样看待这个剧变的时代。与专家学者们从山顶高处往下看的视角相比，淮生提供的是山脚下草根的视角。

 

       ◎ 从无奈悲愤到勇敢申张权利

 

 最初，淮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你知道我在这儿过得有多苦――一个外地打工者的辛酸》，诉说他在北京打工所遭受到的各种歧视。此时他与许多农民工写作者一样，只是倾诉自己的痛楚，表达自己的悲愤，无奈而被动地承受社会不公的现实。

 

 但淮生毕竟是淮生，是海涅和普希金们的诗歌滋育成长的淮生。除了知道底层人民在"织机下诅咒"、在"皮鞭下拉犁"之外，他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农民的权利是其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广大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尚未觉醒，他们在被欺压、被剥夺时，往往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如淮生在《争取农民平等的民权》所说："中国四分之三的国民――农民，依然还没有摆脱贱民处境。"

 

 不愿处在一种被怜悯、被拯救的贱民地位，淮生立志要做一个自觉、自立、自为的公民。面对巨大的黑暗，他不认命，不气馁，不让自己的心灵被黑暗吞噬，而是去寻找化解黑暗的方法，即以丰富的知识、激情和理性为底层农民写作。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淮生的言说始终强调："改变农民的赤贫，关键是还人权于农民。"

 

 在2003年的《呼吁取消户籍管制》一文中，淮生以草履虫实验为例，指出最简单的单细胞原生动物也有迁徙自由的天性，而几千万农民饿死于大跃进，是因为他们没有流动的权利，不能去异地找到粮食。淮生因此向中国总理呼吁："总理先生，我的要求非常卑微：请归还我们农村父老兄弟的'草履虫权利'！"

 

 2004年，淮生发表《向联合国投诉：中国政府践踏九亿农民的人权》一文。在这篇让他遇到很大麻烦的文章中，淮生举报中国政府在50多年间施行一种类似于种族隔离的隔离政策，即"城乡隔离"。他例举中国农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医疗等各项权利的丧失，呼吁联合国把中国农民的苦难纳入人权观察、人道关怀的视野。

 

 
      ◎ 从感性到理性客观的学术觉悟 

 

 中国农民没有话语权，也由于他们自身表达能力的缺乏。而淮生不幸中的幸运是，他拥有写作的天赋。十年来，淮生的文章从激愤感性走向理性深沉，展示他非同一般的学术觉悟。他既有底层生活经验，能敏锐发现和农民疾苦有关的问题，又能运用扎实的数据、官方资料和中西方的历史法律制度，进行思辨、比较和阐述。

 

 学术研究包括"是什么"和"应该怎样"两个问题。在指出当今农村状况"是什么"方面，淮生的贡献良多。他以第一手资料表述农村现实，在博客上撰写了《北京"农民工"的就业、生存与社会保障调查》、《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现状扫描》、《外地儿童高考权利的缺失正在中国酿造人道主义灾难》、《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全国人代会，农民占几许》、《中国农民个个都是难民》、《回乡观感：我县、我村与新农村》、……。

 

 思考"应该怎样"，则牵涉到对当今农村政策的剖析和研究。淮生历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错误国策，例如，强行以"剪刀差"方式对农民进行掠夺，隔离性的国策葬送了几代农民的幸福。淮生的文章《中国农民越来越穷，问题堪忧政府何为？》，以年收入和私有财富拥有量两个参数，判断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要求政府拿出扎实的努力来解决农民脱贫的问题。《政府应该向游商致敬，而不是动用城管力量剿灭他们的谋生努力》一文，对城管制度进行批判。

 

 在探讨农村政策时，淮生"不隐恶"，"不虚美"，既严厉批判政府，也如实回顾八十年代，政府允许农民办企业所带来的好处，并客观地指出，胡锦涛治下实施的涉农政策比以往宽松。近年来胡温政府取消了农业税，这与包括淮生在内的研究者的呼吁声浪有关。

 

 

 

  ◎ 憧憬一个以选票说话的国家 

 

  
 有网友评论说，淮生的文章有着"低沉的愤怒和不可漠视的尊严"、"文字饱含深情"。最令淮生耿耿入怀的，是中国的农民帮助共产党打下江山，他们期待把旧秩序砸烂以后，能有机会获得好一点的生活，但这个农民用生命换来的国家，却长期欺侮凌辱农民。

 

 无独有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的谢幼田先生，近年来写了一部《乡村社会的毁灭》，用丰富的资料，展示毛泽东及其政党如何以"分田分地"的口号，引诱农民为他们卖命打仗，然后将中国农民全部农奴化，最后彻底地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毁灭。在中共心目中，农民只有工具价值。

 

 那么，怎么能改变这种被人当作工具使用、用完就弃之如敝屣的悲惨命运？淮生很明白地说："如果是在一个可以用选票来说话的国家，那么基于农民人数，上面所提到的农民所有麻烦将统统不会出现；就是出现了，也犯不着今天这种企盼高官出政策的途径。"淮生的话令我想起瑞典的历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为换取农民对其纲领的支持，曾和农民达成"奶牛交易"，对农民发放补助金。

 

 历史的非人性的变迁，导致一颗敏感的心灵在进行严肃思考的时候，免不了要和荒谬感和忧郁抗争。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农民呼吁的同时，淮生还得承受作为农民通常会遭遇到的烦恼。阅读淮生的思想和情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农民兄弟对这个时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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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四月号

 

 

 

                                           乍暖还寒时节的婚外恋
   

                                                     ――读遇罗锦《一个大童话》

 

                                                                                                                        茉莉

 

 

 

 小时候跟着教书的父母在各个乡镇学校漂泊，我耳闻目睹一些因夫妻分居、在文化孤岛上耐不住寂寞而出轨的男女教师，因隐私败露而陷入灭顶之灾中。他们被批判揪斗、被戴上高帽吊上破鞋游街，有的丢了饭碗，有的坐牢，有的自杀，……。很遗憾，至今没有文革史专家对这一普遍现象做出研究。

 

 遇罗锦此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在经历了两次苦不堪言的婚外恋之后，终于在异乡幸存下来，并坚持言说她的故事。去年，她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新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除了讲述哥哥遇罗克及自己的生平遭遇之外，她也原原本本地坦诚写出生命中的两段婚外恋。

 

 第一段婚外恋是遇罗锦在北大荒时和一位男知青发生的，因其纯情和诗意，曾获得很多人的谅解与同情。第二段婚外恋发生在她和一位比她年长25岁的老干部之间，这段闹得天翻地覆的不伦之恋，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党的喉舌的介入，演出了一出情人变仇敌的格斗大戏。私人的不幸和灾难，化为读者口中的一顿刺激有味的麻辣火锅。

 

     ◎ "绿洲情结"导致阴差阳错

 

 在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遇罗锦给我来信，总结她和老干部何净（化名）的那段忘年恋情。她的意思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信仰柏拉图的年轻女人爱上想要包二奶的老干部。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两个差距甚大的人为何能触发爱意？对他们的情感心理机制做出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特殊的时代及其人性。

 

 那段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人们从文革的冰冷荒漠中走出来，开始感觉到感情的饥渴。干渴的人往往会想象自己看见了棕榈树，树荫下有一汪清澈的水。这可称为"绿洲情结"。当经历过劳教、下放农村，嫁人、离婚又嫁人的城市无业游民遇罗锦，为了给被害的哥哥平反，来到北京一家大报的报社，一位仪表堂堂、神采奕奕的老干部向她伸出温暖的大手，她眼前恍惚出现了一片闪光的绿洲。
 
 极度的需要产生了幻觉，遇罗锦再次落入情网，毫不令人奇怪。从小就学习美术、热爱文学，遇罗锦是被柏拉图害惨了的那一类傻大姐，虽然经历了无数磨难，仍然对爱情怀着憧憬。在她看来，这位老干部公开为哥哥遇罗克呼吁，他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他知识渊博理想远大，他感情丰富细致。啊，"他浑厚低沉的声音多好听啊！"。

 

 本是富家子弟的年轻人加入了共产党，颇具才情的何净，不管经历过多少次严峻的政治改造运动，其骨子里还是一个风流公子。在认识遇罗锦之前，他已经有过几次婚外情的历史，并为此受到党组织的处分。此时何净已经五十八岁，身患多种疾病，他给遇罗锦写信自嘲说，自己是"老态龙钟"了。

 

 遇罗锦的出现，无疑是投向何净槁木死灰般的感情生活中的一线阳光，唤起他身上残存的热情。但这场精神婚外恋有一个致命的麻烦是：双方有着不同的需求。遇罗锦崇拜何净，把他视为"神"，期望他给予自己父亲般的爱，并愿意为他破釜沉舟地离婚，愿意为他奉献一切。而何净却很矛盾，他既贪恋这场新鲜刺激的爱情，又害怕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家庭。两个渴望获得安慰的畸零人，本来想用恋情来温暖一下自己，结果却陷入了相互攻击、推卸责任的恶性舆论战之中。

 

    ◎ 告密文化与心灵的癌症

 

 当何净向法庭交出遇罗锦的情书，说遇罗锦死乞白赖地追求他，那一刻，所有相信爱情的女性读者大都要一盆冷水凉透心底。在此之前，遇罗锦仿佛像西方文学里的女主角，坦诚地向丈夫舒鸣宣布她爱上了老干部，要求离婚。此事被舒鸣在离婚法庭上捅出来，遇罗锦知道自己惹祸了。为了保护何净，她大义凛然一口咬定是自己"单相思"。然而，何净却在这节骨眼上抛出了她的情书，将她置于众人唾骂的境地。

 

 事态发展到这里，演出的是一出始乱终弃的情场旧戏。实际上，何净始终是这场婚外恋的主导者，他总是用期待、渴望、含蓄的目光去看遇罗锦，给遇罗锦讲瑞典女王的风流故事，给她写长达22页的格式新颖的情书，并对遇罗锦的离婚计划表示兴趣。但东窗事尚未发，他就首先交出证据揭发遇罗锦，把自己打扮成被"坏女人"勾引的无辜男人。

 

 一个身居要职的新闻单位领导干部，受人尊重的改革推动者，为何会做出如此不堪的选择？遇罗锦的回忆只是叙述事实，她没有去解剖这个人的头脑和心灵，读者却在明明灭灭的人性善恶之中，看到中国告密文化的浓厚阴影。尽管八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已稍为开明，但不少如何净一样的知识分子，早已因历次政治运动留下心理痼疾，诡谲多变，深险难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检举他人以保全自己。这种心理癌症已成为不治之症，即使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也难免受其连累。

 

   ◎ 老干部动用公权力始乱终弃

 

 一方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性中固有的悲剧因素，看到人在专制精神罗网中的恐惧。另一方面，时代的嬗变也使这个故事带有闹剧的色彩。八十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正要从禁欲禁爱过渡到纵欲滥爱。于是发生史了无前例的事情，遇罗锦的婚外恋事件给闹上官方媒体。

 

 首先是《日报》登载了有关遇罗锦离婚案裁定的消息，并对遇罗锦做出"不严肃、不检点"的评语。这个党报过去从来不登社会新闻，而何净的妻子就在《日报》工作。何净在向法院交出遇罗锦的信之后，向遇罗锦认错请求原谅，并且呼天喊地表达爱情，表达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然而，这里面的爱已经所剩不多，更多的是企图稳住遇罗锦的心计和招术。
 
 而后，新华社刊发了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内参，把这桩风流案推向高潮。当遇罗锦去质问何净幕后策划这一切的责任时，何净居然写下《绝命书》以要挟。然而遇罗锦此时已经不再幼稚了，就在全国各大报刊正要把她当反面典型进行谴责时，她在朋友的支持下，撒出何净写给她的几十封情书，导致各报刊召开紧急会议，把批判遇罗锦的文章都撤下来。

 

 这就让人看到那个历史转型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公权力的傲慢，作为党的喉舌的《日报》和新华社悍然介入个人隐私，以保护党的老干部。另一方面，专制社会已经有了一些裂隙，平民女子遇罗锦因此能够为个人权利抗争，在来势汹汹的舆论压力下采取措施以正视听。

 

  ◎ "红颜祸水"与女性自我书写

 

 尽管遇罗锦后来大撒情书扳回一局，但她仍然被人视为勾引老干部的"坏女人"，男权中心的社会仍然让她背上"红颜祸水"的罪名和骂名。但另一方面，她被人视为"第一个敢于撕破千百年来裹在女性身上那层虚伪的牛皮而泄露自己稳私的女性。"

 

 默默流亡德国二十余年，遇罗锦一心所系的是这部《一个大童话》。她宣称："我亲爱的祖国一次又一次锻炼我成长，我一定要把锻炼的结果贡献给她！"这部六十多万字的作品，便是她在苦涩的回忆中贡献出来的成果。这种女性的自我书写，也起着疗伤自救的作用。

 

 这样一部打下深刻个人印记的纪实文学，真实而具有美感。它涉及婚外恋的独特题材，唤起三十年前的爱恨情仇，曲折表达了中国女性被压抑被轻视的经验。同时，它描写了激烈的人性冲突和现实关系，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被扭曲的精神状态，促使我们去重建溃败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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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四月号

  

                                                                    樱花在瑞典

 

                                                                                                                         茉莉

 

  我注视它们良久，那些伫立在街心花园的樱花树。一共是十株，围成一个圆圈，圈中间有两条交叉的人行道，还有几把绿色的长椅。它们的背后，是北欧教堂静穆的尖顶塔楼。

 

  三月，东京的樱花如火如荼地开了，那里的女友向我报告了喜讯。而这边的花树还在寒风中萧索颤抖，在白雪中沉思冥想。四月，华盛顿的樱花开了，那里的朋友寄来了灿烂的照片。而我们小城的花树还是蜷缩着，沉默着。

 

  就在我不再期望它们的时候，突然间，这街心花园噼里啪啦地喧闹起来了。北欧五月的明媚阳光，把绯红的花朵儿衬托得艳丽无比，这街区顿时青春焕发。

 

  不知是哪一年，受无法抗拒的命运支配，这十株樱花从东瀛来到北欧扎根。在这片大半年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它们的花期总是姗姗迟来，但迟来的笑靥倍加甜美。

 

  对瑞典人来说，这种奇异的花树，来自东方的神秘。这种东方之花开得如此轰轰烈烈，如此妖冶而缠绵，是信仰"lagom"的瑞典人不习惯的。在瑞典文中，"lagom"是不多不少、恰恰正好的意思，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比较相似。

 

  凡事信仰折中、适度与和谐的原则，沉默寡言而有点孤僻的瑞典人，会惊叹东方樱花异样的美艳，但仍然会觉得这花开得不够节制，过于喧嚣。他们更喜欢娇小柔雅的铃兰，那种如串串风铃在风中摇曳的小白花。

 

  有一年，一位穿和服的日本人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给瑞典人补上东方美学的一课：《美丽的日本之于我》。川端康成在演讲中提到了"樱花诗人"，而他本人就最擅长描写樱花，描写那种惊心动魄和绝望之美。

 

  天气暖和的时候，我有空就到这园子的樱花树荫下小坐，闻绿叶清香，看落红片片。同在异乡为异客，我们像老友一样默然相对。我试着听懂它们的花语："生命、幸福一生一世永不放弃，命运的法则就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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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2010-04-06 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