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349】 小文两篇

 

 

 

 

                               右派们反思苦难的几个视角

 

   
   

                                                                                                                  茉莉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里遭罪的右派们，其言行和命运，对今天争取自由民主的我们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类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人们需要通过回忆来构建历史，以指导今天和未来。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反右的回忆录和研究成果多了起来。那次残酷的思想整肃运动，其复杂的来龙去脉在人们眼里逐渐清晰。但白云苍狗，当年受难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幸存于今天的已经只有一万多人了。那么，今天幸存的和已故的右派，他们怎样认识那场运动，怎样反思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今年二月，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右派们一息最后的声音，许良英、茅于轼等年迈的学者发起了《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学术研讨会的倡议书》。倡议书的目的是：要以"独立、自由、实事求是的普世价值为依据"，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他们令人震惊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成为右派也是一种历史的最高恩赐。"

 

 这些老右派的宣言，大有"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的加缪式生命美学精神，即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人生意义。这种自我认识的视角，深具历史感和启蒙价值，达到了开悟的境界，也让人看到了这批老人不朽的铮铮铁骨。

 

 

  ◎  "母亲打儿子"论调的奴性和势利

 

 但是，许良英们只是老右派中极为稀少的正直的思想精英。在1978年平反后，右派们的表现可谓形形色色。按照平反后三十年来的表现，对右派进行分类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软弱性和人格缺陷。

 

 第一类是持"母亲打孩子"论调的。这种普遍流行的论调，据说最初来自五十年代著名的右派作家刘绍棠。1979年，刚平反不久的刘绍棠对一位作家同行说："我们俩都是党的孩子。……我是调皮的孩子，结果是咱们俩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计较了。"

 

 持这种论调的有一连串著名文化人，如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著名言论是："娘打孩子"的屈辱都不值得再提。曾被发配新疆改造的王蒙，也在其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表达相似观点："亲娘也会打孩子，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其他还有作家张贤亮，以及到处演讲，称自己是"娘错打了的孩子"的曲啸。

 

 这种貌似深明大义的论调，成功地淡化了反右运动迫害人权的性质，阻止了罪恶的清算。把中共政权比喻为"母亲"，完全颠倒了人民和政权的关系。即使这些老右派心甘情愿认共产党为母，如此长期地以残忍手段虐待孩子的"母亲"，在文明社会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

 

 为什么这一类右派毫无个人尊严感？这是由于中国上千年专制对人的奴化，使奴性融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平反之后，那些本来就盲目跟随共产党、并承认强权哲学的文人，发现做稳奴隶的机会来到了，于是争先恐后向当局效忠输诚，以获取自己的利益。"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语)。于是，一心跟党走的王蒙成了文化部长，老右派朱�基当上中共的国务院总理。

 

 
  ◎  明哲保身哲学消解反抗精神

 

 绝大多数右派在1978年以后接受了"平反"的概念，高兴地看到自己属于官方文件规定的"错划"范围。"平反"对每一个右派的个人命运来说，确实是可喜的改善，但对于整个反右运动的认识，却是一种严重的谬误，因为，一旦右派们承认自己属于"错划"，需要"平反"，这就肯定了反右运动本身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这一类右派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遭受了长期野蛮的迫害，身处社会底层只看到官方编织的谎言，对社会制度的改变已不抱希望，只是抱怨自己被"错划"，只是诉说自己所经历的非人待遇，只希望能改变个人处境。即使对反右运动心怀怨愤，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他们也只好尽可能沉默，驯服地接受现实。

 

 老右派铁流先生在《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一文中描述了真实的情况："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贫困，是附在皮上的毛，一当为执政者或老板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检讨认错，除此岂有它哉？""可是做了半世贱民的老右不少人还心存余悸，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仍不敢挪动半步，惟恐取消医疗劳保，减扣退休工资，甚而批斗抓捕，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风范。"

 

 个人的生存本能，加上中国人"明哲保身"的传统，使这一类老右派不能去做深刻的历史追问：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左中右"各色政治光谱，为什么当年我就不能做右派？反右运动侵犯人权的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消解反抗的巨大力量，当老右派们终于认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平静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体却已经消失。

 

  ◎ 从鸣冤叫屈到举起维权的旗帜

 

 幸好还有一些不肯认命的中国老右派。他们或编撰书籍，出版回忆录，由个案入手拼凑出完整的反右史，以纠正共产党伪造的假历史；或组织"五七学社"、召开研讨会，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反思。更可贵的是，一些老右派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当局要求道歉和索赔。

 

 据俞梅荪报道，今年2月27日北大举办春节校友联谊会，原北大著名学生右派王书瑶和王国乡胸前挂着"右派冤"的牌子，在会场里绕场亮相。他们的诉求是经济索赔，并向北大校方讨一个说法。尽管不被当局理睬，但这种公开展示的抗争姿态，是中国右派维权史上的一个象征。

 

 在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海内外右派纷纷发起维权运动。新疆、上海、重庆和北京都有右派及其亲属发起连署公开信，表达索赔诉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2007年4月，任众、燕遁符、铁流和俞梅荪联名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的错误，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2010年4月20日，陆清福等60位四川右派向最高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三被告向552 877名受害者赔罪道歉。

 

     ◎ 应从历史视角反省集体责任

 

 对反右运动的反思涉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如此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迫害人的运动能够在中国发生？毫无疑问，我们应谴责毛泽东及其中共的极权主义，但毛泽东为何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巨大的罪恶？

 

 实际上，在反右和文革两场对知识分子的大围剿中，正由于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自己）的参与、容忍或旁观，毛泽东的阳谋或阴谋才得以实行。宋永毅先生在汇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之后，把一部中国反右史，归纳为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历史。他举出积极参与反右的例子不少，其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大师的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等人。

 

 哈维尔曾经指出："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在中国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很多人用赞成和沉默的态度，支持了毛泽东的恶行。

 

 这就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认识反右运动。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在此书中反思德国的纳粹问题，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将罪过分为四种，国家或政权应该从法律、道德和形而上等三个层面承担罪过，但普通人民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责任。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并应当进行集体思过。

 

 从反右到文革，再到六四屠杀，一系列历史灾难展示了我们民族性的黑暗面：对邪恶的姑息造成自由的丧失，信念的失落造成人的异化。幸好我们还能听到许良英们苍老而刚劲的声音：要"洗刷国家民族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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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7月号

 

 

                           仿苏格拉底追问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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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一个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称他们的目的主要是增进交流、消除"误解"。他们所指的误解，主要是指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误解。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中共费力折腾的"大外宣"计划中的一个步骤。笔者在接受BBC记者的采访中说，中国政府可以派大批代表团出国广为宣传，但他们却不许国内人民听到达/ 赖/ 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声音，这种做法加深了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的不公平。

 

   ◎ 希特勒名言说明"大外宣"功能

 

  这次藏学家代表团外访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否定达/ 赖/ 喇嘛指控中共统治下西藏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的说法，并强调中共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贡献。由于过去五十年来，流亡藏人以自身艰苦卓绝的受难，展示了一个弱小民族被欺压的真实图景，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御用藏学家们所肩负的外宣任务并不轻松。 

 

  尽管有藏人在网上揭露，说这些藏学家中有人不会讲藏文，但御用专家们深知独裁者宣传的精髓。希特勒曾经说过："宣传的任务不在于正确与错误。我们不能客观地提供对我们不利的事实，而要把只有利于我们的事实反复强调，不遗余力地宣传。"于是，在"大外宣"的欧洲旅行中，藏学家们一再摆出对他们有利的事实和数字，绝口不提西藏流亡政府所例举的种种真相。

 

  中国官方代表团的事实和数字不是来自独立的调查机构，而是来自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从事外宣的官方专家们只是起到"传声筒"的作用而已。那些数字看起来很是辉煌夺目，例如：政府投资了多少，维修了多少西藏寺庙，修建了多少博物馆、艺术馆和文化室，成立了多少研究藏学的机构，举办了多少藏学研讨会，出版了多少学术著作，……。
 
  官方代表要证明的是：西藏文化在中共治下不是面临毁灭，而是在全面发展。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长巴桑旺堆曾如此大言不惭："如今，西藏保护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开始进入高水平、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

 

       ◎ 苏格拉底教我们拷问常识与成见

 

  虽然共产党是惯于并善于制造谎言的，虽然官方例举的数字肯定有水分，但我们不能说那些数字完全子虚乌有。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投资还是真实的，不能否认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那些数字，就推出西藏文化在发展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

 

  笔者有时读一些哲学书籍，对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很是钦佩。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一些自称是权威人士的言论所吓唬，而是要对一些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以认识其中的复杂性。苏格拉底认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个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

 

  在西藏问题上，一般汉人的世俗成见是，政府大量投资，修建了寺庙和文化机构，这就是保护发展了西藏文化。而苏格拉底却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上。一项论断是否正确，要看它的思想程序，只有不被合乎理性的反驳所驳倒的论断，才可以说是正确的。

 

  按照"苏格拉底问答法"，去追问西藏文化是否真的面临毁灭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关于文化的定义，然后再根据定义进行清晰的分析。"文化"一般定义为："人类群体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过程。""文化的内隐部分为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其外显形态为各种符号，这些符号主要体现为物质实体和行为方式。"

 

  照此定义，中国政府例举的诸如投资维修寺庙等数字，只属于文化的外显形态，只是外在的物质形式。而西藏文化是以藏传佛教为主体和核心的，离开了藏传佛教，西藏文化就无从说起。藏传佛教中最为世人尊崇的是价值观，是造福于一切生命的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个内隐的价值和意义系统，正在被持无神论的中共统治者所摧残。

 

   ◎  从文化表象的破坏到精神阉割

 

  曾有一个佛教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和尚和小沙弥到寺庙中避雨，因为天气寒冷，老和尚拿把斧头把寺中的佛像劈开，当柴烧了取暖。小沙弥惊慌地问师父："这样做不是对佛祖大不敬吗？"老和尚答道："我烧的不过是一些木柴啊！"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佛教的外显物质形态，例如木制的佛像和砖砌的庙宇，都不是很重要的。对佛教徒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灵修行，那是肉眼看不见的本质。苏格拉底认为，争论的价值取决于批判者的思想程序。我们之所以说中共的统治毁坏了西藏文化，是从文化外显形态和内涵本质两个方面来看的。

 

  最初，中共大肆破坏西藏文化外显的物质实体。从中共占领西藏到一九七九年间，藏区原有的6 259座僧尼寺庙中只剩下8座。在文革中，汉人地区的寺庙还有不少幸存下来，而西藏著名的寺庙除布达拉宫之外全遭毁灭。虽然文革后在藏区修复了一些寺庙，但至今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今天藏族圣地拉萨的报刊杂志琳琅满目，但却找不到一份藏语报纸。

 

  更可怕的是对西藏文化进行精神阉割，这种更为阴险的阉割，使藏文化丧失其民族精神，丧失宗教尊严和自主性。近年来，中共修复了佛教的一些外在象征，把庙宇修得金壁辉煌，但是，寺院的修行者被禁止听达赖喇嘛讲经，被强迫学习共产党的政策文件，这样，作为西藏文化核心的宗教制度和价值观就被践踏了。

 

  藏传佛教是神奇的高原雪域培育出的一种独特宗教，这个宗教有别于其他宗教一大特色是：活佛转世制度。几百年来，各个教派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式寻觅活佛转世灵童，不需要由上面指定，也不由民众选举。然而，中共却在2007年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汉族无神论者的政治权力，粗暴干涉西藏宗教的内部事务。

 

  
  ◎   牛眼中再美的鲜花只是一把草

 

  西藏有一句话说："无喇嘛上人，如何得近佛？"喇嘛是藏传佛教信仰的"三宝"之一，西藏人对喇嘛充满了崇敬，把见到达 /赖/ 喇嘛视为人生最高的幸福。然而，在中共统治西藏的几十年中，包括达/ 赖/ 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全都被迫流亡海外，该宗教文化的精髓也随之带走。

 

  在汉人统治的西藏，无神论者凭借发放"活佛证"的权力，控制了寺庙和喇嘛。通过屠杀、监禁、威胁、哄骗、利益诱惑、灌输和洗脑等种种方式，中共对西藏文化实行了精神阉割。今天，所谓的"西藏文化"被中共作为装饰的旅游观光项目，抽掉了精髓内涵，只留下浮浅表面的形式，那样徒具外形的东西，怎么还可以称为"西藏文化"呢？

 

  但那些从事"大外宣"中国御用藏学家们仍然口口声声说，中共统治西藏使西藏更现代化，和世界接轨，和全国同步发展。他们的所谓"接轨"和"发展"，是视西藏文化为落后文化，要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汉族统治者的需要。正如一句藏族谚语说："在牛的眼中，再美的鲜花也只是一把草。"在西藏人眼中，他们的宗教文化是比生命还珍贵的奇异花朵，如果要革新，也应该是由他们自觉自愿地革新。

 

  苏格拉底还认为，理性是人人都能获得的功能。只要我们不被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所蛊惑，只要我们善于理性思维，层层揭露中共大外宣说辞中的谎言，理清思路探求真理，我们就可得出结论：达/ 赖/ 喇嘛关于西藏文化"濒于灭绝"的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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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网站2010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