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城"到"鹅城"
――中国革命的不同政治隐喻
茉莉
一些经历了倒霉时代的欧洲作家,往往耗费一生的精力,试图弄明白:欧洲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尽管中国缺乏创作自由,中国人较少求真精神,但面对严酷的历史和现实,不甘平庸的作家和艺术家也不愿意永远失语。
艺术是思想探索的一种形式。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是值得反思的大题目。在笔者所看到的关于革命的作品中,印象深刻的有,作家李锐于2002年出版的小说《银城故事》,以及姜文于年前上映的贺岁影片《让子弹飞》。
尽管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但都不约而同地借用辛亥革命前后那个时代,以虚构的小城――"银城"和"鹅城",作为故事发生地。他们持偏右或偏左的政治立场,采用隐喻的方式,对中国革命做出不同的历史诠释。其描绘的图景很有点怪异,但就在怪异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半封建国度革命的缩影。
◎"银城"是告别革命的文学诠释
《银城故事》讲述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暴动失败的故事。一开始,李锐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古老银城,它繁荣而有序,山水风光秀丽,人民休养生息。空气里弥散着干牛粪烧饭的烟火气,再加上一点蚕豆烧糊的烟香,就连银溪也"涨满性感河水"。简直是一幅世外桃源的图景。
然而在1910年的秋天,突如其来的革命打破了小城的和谐。银城发生了刺杀满清知府的爆炸案,血肉横飞的尸体招致镇压和杀戮,把银城的官兵、革命党、农夫、屠夫乃至山川河流,全都卷进一场惨烈的灾难里。
李锐在该书的《代后记》中说,他的这篇小说是对历史困境的逼问。"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用合理的历史目的合理地杀人,作家对此表示深恶痛绝,并指责革命者把人民"领进了深渊"。在李锐看来,辛亥革命之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具有合理性的,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抗拒革命的诱惑,企图用暴力革命来改变这一切,因而酿成巨大的悲剧。
利用小说批判历史,李锐用心良苦,但其观点并不新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对共产党革命敢怒不敢言的中国知识分子,就竭力否定包括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他们的理论来自西方右翼的史学家,自然是一家之说。还有人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及其思维。
立论公允的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既非必然,也不是能够被煽动起来的,而是在向民治民享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政治权威的全面流失和崩塌。"一味指责革命的右翼学者,其不公正之处是:闭口不提旧制度统治的残酷压迫。如李锐把清朝统治下的旧银城描绘得近乎完美,把一切罪恶归咎于辛亥革命。其实,辛亥革命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温和的革命。《银城故事》以文学手法图解政治,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 "鹅城"讴歌暴力革命的正当性
与《银城故事》相反,姜文的新片《让子弹飞》描绘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展现了一场暴力革命的狂欢胜景。故事的开头也挺有抒情意味:几匹白色的骏马拉着蒸汽火车,穿行在绿色山林之间,优美的音乐响起。然后是令人惊异的一幕:带着麻将牌面具的土匪抢劫了火车,匪首张麻子假扮县长,与骗子师爷一起,前去被恶霸黄四郎控制的鹅城上任。而后,鹅城见证了一场官匪斗豪强与人民起义的大戏。
电影观众纷纷猜测这部影片的政治隐喻,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马拉火车这种组合代表,被视为先进生产力被封建体制控制。小六子之死被认为是在影射"六四"。片头葛优饰演的师爷拉着女人大吃火锅、又说又唱,暗指当今既得利益集团的腐化而无耻。
尽管这部影片的风格是卡通片式的天马行空,荒诞而又癫狂,但姜文本人宣称:"我的思想还在那里,藏都藏不住。"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是一曲暴力革命的颂歌,带有激进左派的思想倾向。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为了革命他们不惜牺牲社会次序、生命和财产。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小说《盗官记》,而原小说作者马识途早年参加共产党,在为中共做地下工作的同时从事革命创作。尽管姜文在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时,做过不少增添与改动,但其左翼的革命理想一脉相承。
"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 张麻子号召民众集体奋起抗暴的呼声,是影片中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我们听起来似曾相识。例如历史上的隋末农民起义歌谣:"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又如中共执政之前发动农民运动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
当黄四郎的铁门被民众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姜文把左派革命英雄主义演绎到了巅峰。就像一个出色的厨师,他烹调出一盆层层叠叠的革命大菜:让人民拥有弹药武器,让人民相信胜利就在前面,由超人式的英雄带领人民,去结束剥削残害他们的恶霸统治。这样的革命实在很血腥很暴力,但其正当性似乎难以置疑。
◎ 左右共赏,反映当今社会生态
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告别革命"理论之时,这部高唱革命凯歌的电影,居然没有引起右翼人士太大的反感。巨大的票房收入证明,这部影片被不同社会阶层所接受。无论左右,人们从虚构的"鹅城"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在电影里,由黄四郎代表的权贵集团,主宰并控制了鹅城的一切资源,无恶不作:批官帽、贩烟土、拐卖妇女、欺压百姓,豢养黑社会制造冤案。影片借人物之口说:鹅城的贪官"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这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态何其相似,难怪中国观众会激动不已,他们都明白什么叫做"借题发挥"。影片里,官衙门口的百年冤鼓被树枝掩盖;现实中,成千上万的访民无处申冤。权贵视民为草芥,人们盼望有救世主前来除暴安良。因此,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冒充县太爷,声言他到鹅城来只办三件事,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在这样一部卡通片里,左派看到了暴力美学的光辉,右派看到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制度问题。相形之下,贬低辛亥革命的《银城故事》就显得苍白无力。作家李锐不明白的是,正因为统治者不容许改良,"戊戌变法"才失败,中国人才被迫走上革命之途。当今中国是可以改良还是可能革命,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已故的著名学者杨小凯原来曾有过类似"告别革命"的观点,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杨小凯说:"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
两部隐喻中国革命的作品,《银城故事》以文学图解否定革命,《让子弹飞》却制造一场暴力革命成功的幻梦。不过,在银幕上分享了鹅城火热的盛宴之后,人们还得回到冰冷而沉重的现实中去。------------------------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二月号编织的女子
茉莉
欧洲大寒。一位女友幽幽地对我说,她仍然挂念那个已分手的男子,下雪了,不知那人是否会多穿一点衣服,是否记得开车小心。面对这位才女的痴情,我只有叹气:"问苍天情是何物?"人间永恒的感情悲剧是,爱之火苗可能同时点燃,却不会同时熄灭。常有一方先绝情而去,留下冰冷的灰烬,令仍然燃烧着温暖情意的另一方,面对命运的突变束手无策。于是在中国悠长的文学长河中,出现了不少"弃妇诗词"。那是一类凄美的哀歌,往往催人泪下。往昔的欢爱"还似一梦中",如今的孤苦"脉脉同谁语"。当变心的良人离去,心怀怨意抑郁终生,似乎是这些女性唯一的选择。只有极少数有胆识的古代女子,展示了一种勇敢而潇洒的姿态:"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然而这种决绝的选择,是要人为地扼杀心中的爱苗,斩断自己的激情,似乎有点违背人的自然天性。那么,为情而生的女子,还能在抑郁终生与决绝离开之外选择吗?"对我而言,我强烈的感情本身比你更有意义。""它(指爱情)再也不取决于你是如何对待我。"三个多世纪前,一位叫玛丽安娜的葡萄牙修女在致负心情人的信中,发出了这样前无古人的宣言。这率真的告白振聋发聩,颠覆了传统的爱之定义。人们习惯于把"爱"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情感依赖,具有亲密、情欲和承诺的属性。然而玛丽安娜却坚持认为,她的后续爱情,不再需要对方的承诺和参与。这样,就突破了爱存在于两个相爱的男女之间的传统观念,揭示了一种更奇妙的爱的本质:爱情竟然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事情,去爱,比被爱更有价值。玛丽安娜的这种超凡脱俗的爱情见解,源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出身富裕家庭的她十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知识广博,气质非凡,精通多种语言并能歌善舞。1666年春天,二十六岁的她邂逅前来葡萄牙作战的法国军官夏密伊,她就背叛上帝吃了禁果,陷入放纵的激情。风度翩翩的法国骑士回国后一去不复返,战场上的厮杀使他冷却了曾有过的热情。一封封寄出的情书得不到回音,心碎的玛丽安娜枯守修道院,在巨大的失落与虚空之中饱受折磨。她终于悟出了爱情的另一真谛:即使对方退避,她仍然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愿,保留心中的爱情不致消亡。玛丽安娜留下激情澎湃而又文采斐然的五封情书,被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称为"一种无与伦比的爱情成果"。里尔克形容说:"就像在一幅古老的花边里一样,各种痛苦和孤独的线,不可理喻地交织其中,形成香花,纷繁的香花之路。"能在自己的心中编织出芬芳的香花,玛丽安娜不把自己视为可怜兮兮的弃妇,而是独自怀抱那热切的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平静之中去了,她只有继续锲而不舍地去爱,去用无边的款款深情填满她的人生。这执着的情感反映了自我灵魂的力量,因此具有不朽的特质。我因此想,我们是否有资格去怜悯那些被弃后依然痴情的女子?那些和玛丽安娜持相同爱情观的才女,也许会反过来追问我们这些俗人:你们心中可曾持久燃烧过那把温暖灵魂的火苗,可曾开放过不依赖外人而独自编织出来的香花?-----------
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11,1,30
Friday, February 18, 2011
【权利:3709】 小文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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