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集】(二)
重要事件
德赛电脑学习班被袭击胡俊雄老师前去报警被抓走:西营村及德赛电脑学习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4日午夜6人分别被送到久敬庄黑监狱
贵州异议人士廖双元遭殴打 浙江民主党人被禁出门:元旦献辞呼吁建立宪政社会:一名叫鄢彪的公安还用廖双元的围巾使劲勒廖的脖子，差点使他窒息：“打，他们还扇他的耳光，用双元围的围巾勒他的脖子，他都说不出话来，差点窒息，哑了他们才松手的”。浙江异议人士被软禁在家
鲍彤：希望和失望——兼论亡脑和亡口:一批法盲丶党盲丶马盲，仍在某一中心的指挥下，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非法活动。
主题
孙大午：民企呼唤真正的市场经济:民营中小企业的困难，集中表现为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
李克强：让改革红利更多落在百姓身上作者:付雁南白真智郭金超:医改目标是让人民群众普惠改革红利;改革要着眼于释放体制的巨大活力;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改革要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和行政区域限制
李克强为何提出‘改革红利论’？
刘植荣国企高管天价薪酬必须叫停:“天价薪酬”拉大收入差距: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攀比外企高酬不可取;“天价薪酬”亟需制度规范●让绩效奖励成为高管薪酬的主体●质押高管一定比例的股权●参照公务员工资制度管理
中国大陆现状空前绝后 家不见家 国不见国:第一节国民收入的半数供养政府工作人员:中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政府人员的口袋里去了;第二节主要经济组成部分是由特殊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第三节土地是特权阶层的最主要掠财源泉;第四节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第五节还有多少财富属于人民？第六节污染和妓女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数量有数千万
扬林帮:中国经济衰退进入倒计
秦晖：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一方出价;尺蠖效应;人权优势;议价权与责
牛刀:中国经济直面临界点 大衰退正来临:临界点的出现;临界点会发生么;临界点在何时发生
牛刀：现在正处于人民币崩盘前夜:一种是QE3是美元释放出来，典型人物是大学教授;第二种是舶来的观点;第三种是市场人士观点;第四种是开发商大叫买楼，说是热钱进入，必定会炒楼。这都是傻瓜，可笑的很;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丁咚：中国经济正在崩溃的十字路口
中国股市跌跌不休 投资者信心尽失
中国加速滑入养老金黑洞
刘军洛:3067点是最后的逃命机会和房地产的最后逃命
低下效率国企危害中国经济
内忧外患的中国国企:国进民退;国家受损
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破2亿 养老问题严峻:中国大陆养老金问题严峻;国际老年人口剧增;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面临的压力更大
国有企业垄断市场 高管工人收入差距千倍:胡星斗教授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垄断集团在食利自肥
退休、养老金必须全民统一，续篇
许力: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
全球一半黑美元来自中国 贪官加速向境外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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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赛电脑学习班被袭击胡俊雄老师前去报警被抓走
[日期：2013-01-15]来源：参与 作者：刘郎
（参与2013年1月15日讯）今晨（15日）6点多胡俊雄老师前去德赛电脑学习班驻地，报警要回学习班的教材—电脑主机等物品。结果，十几个警察反把胡俊雄抓走。请大家和社会各界关注胡老师的安危。
2013年1月13日晚8点彭忠林被北京市房山区分局长阳派出所抓走。14日晨罗志淑等6人也先后被北京市房山区分局长阳派出所抓走，以上6人都在德赛电脑学习班驻地和附近被抓。德赛电脑学班的教学电脑全部洗劫一空，共有四台主机和电脑配件。
从646路公交车西营站一直到电脑学习班，十多辆警车等候抓人，就连附近的超市等地都有便衣警察。西营村及德赛电脑学习班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4日午夜6人分别被送到久敬庄黑监狱。具体情况不明。德赛电脑学习班的教学电脑全部被洗劫一空。
罗志淑电话：13161543123。 李德峰电话：15801134482。
昨天（1月）14日维权访民林明洁在《德赛电脑学习班》驻地被北京市房山区分局长阳派出所抓走，送久敬庄后，沈阳市驻京办接回非法拘禁林明洁，地点在北京市通钢丽苑宾馆一楼的一个会议室。北京市丰台区蒲黄路46号，大北窑地铁站附近。宾馆电话：87680780. 87680875.
胡俊雄手机：15611248264 13121597864
2013年1月15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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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异议人士廖双元遭殴打 浙江民主党人被禁出门
2013-01-14
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廖双元因在网上发表新年元旦献辞，上周被国保殴打并被关在秘密审讯室盘问约八个小时。此外，浙江民主党人也被禁止出门。
自去年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前夕，因公开拉横幅要求当局平反六四，而遭限制人身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大部分成员，至今无法和外界正常联系，其中廖双元因在网络发表2013年元旦献辞，上周四被国保带到贵阳市公安局传唤。他的妻子吴玉琴周一告诉本台，公安盘问廖双元约八个小时：“说廖双元写新年献辞。实际上，新年献辞很简单的，很低调的。还有我写文章，就说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已经取缔了，为什么还要说贵州人权研讨会。我们就跟他说，他取缔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是没有注册非法组织，但是我们本身就不是组织，所以不用注册”。
元旦献辞呼吁建立宪政社会
廖双元以贵州人权研讨会名义所发的“2013年元旦献辞”写道，在2013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们在此衷心希望海内外的民主人士以及被中共长期打压的政治犯、良心犯们一定要不懈努力，精诚团结。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决置个人死生於度外。文章称，近24年了，“六、四”惨案国人永难释怀。中国人幸福的明天就是多元政治，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宪政的社会！
吴玉琴说，上周四，廖双元被国保绑架上一辆面包车：“三个大汉，他们个子挺高的，有一个人箍上双元的脖颈。双元就问，你们要干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他的两个就把他丢进面包车，开到他们国保大队以后，在下面一楼有一个很秘密的审讯室”。
她说，在此期间，公安只给了廖双元一杯水，但还是廖双元生病要吃药。一名叫鄢彪的公安还用廖双元的围巾使劲勒廖的脖子，差点使他窒息：“打，他们还扇他的耳光，用双元围的围巾勒他的脖子，他都说不出话来，差点窒息，哑了他们才松手的”。
吴玉琴和廖双元夫妇对当局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也希望海内外有关媒体关注贵州异议人士以及他们夫妻所面临的险境。
自去年5月28日，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公开打出呼吁当局“平反六四”后，绝大部分成员被限制人身自由，至今已近八个月。成员李任科周一对记者说，接到很多朋友电话或短信，自廖双元被打后，他们受到更严厉的监控：“最近这两天，每个人都被加强了监控力度，突然被加派了双岗。我这里自去年5月28日以后，从来没有间断过。还有糜崇标从去年到现在，没有一个朋友见过他”。
浙江异议人士被软禁在家
而在浙江，中国民主党浙江成员告诉记者，当局最近也很严厉。吕耿松周一说：“都被管住了，不准出门。毛庆祥、我、陈树庆、祝正明、邹巍，邹巍被他们‘喝茶’，喝了两天，第一天是国保请，第二是派出所请‘喝茶’。另外徐光公司里有七八个国保找他，徐光在外面躲避”。
记者：因为什么？
回答：我也不知道，他们（公安）说我们有大型聚会。我们想有什么大型活动，就是《南方周末》那个事情。
陈树庆说，周六和周日都被禁止出门：“因为上个星期，约好礼拜天本来要等毛庆祥他们通知，去民主党聚会，电话给他们窃听了，全部看起来了。后来他们传唤了我们五六个人，昨天和前天整个白天基本上都被看起来了，白天不给我们出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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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希望和失望——兼论亡脑和亡口
来源：�子�件 2013-01-15
照片中共峰层七常委，谁挟持主旋律以对抗宪政？
半个世纪以来，劳教一直是法外之地。它绕开了司法的正路，专门用非法手段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无疑属於左道旁门。现在，新领导下了“宪法的权威在於实施”的决心，新政法委提出了废除劳教制度的建议，开始出现法治的希望。
腐败之风遍於官场丶市场和文场。新领导把反腐败的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意恳辞切。人们有理由乐观其成。
使人失望的是“主旋律”仍在继续违宪。《南方周末》事件证明，一批法盲丶党盲丶马盲，仍在某一中心的指挥下，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非法活动。
“舆论一律”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最早指出这一事实的胡风先生，因此被毛越过宪法和法律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毛，我们有理由称之为无法无天之徒，不必用“党盲”去责备他，因为当时的中共《党章》尚未定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纪律。至於《马恩全集》，反胡风时只有德文和俄文版，中译文有鳞爪而无全豹。因此之故，对毛的罪行，也不宜用“马盲”加以开脱。
如今这位挟持主旋律以对抗宪政的人物则不然。他胆敢螳臂当宪，表明此人也许已栖身於党国最高层，但未必一定存心违法反党反马。也有可能，他不过是个法盲丶党盲丶马盲而已。这种人很常见：教训别人“走正路”，其实自己就是不知正路为何物的法盲。高喊忠於党，但茫然不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却痴想用自己臆造的“马克思主义”去代替别人独立思考。
从上到下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检查官”。“检查官是原告丶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他们“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检查令要求对官员无限信任，对非官员却无限不信任。”这种制度�发人们得出理性的结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引文如上。谁在发牢骚？是刘晓波，艾未未，《南方周末》？我想请问在中国执掌书报检查权力的领导人。
中国掌管主旋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他们由意识形态书记领导。中国的宣传部，从中央起，到省到市到县各级，外加享有同等职权的党委，它们的宣传部不少於三千个；主管这些宣传部的意识形态书记，也不少於三千人。请问这三千位书记：发表上述“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主张的异议分子究竟是谁？
他就是是马克思。上面引号里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全部引自他的成名作《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全文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篇。普鲁士专制政府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在1842年1月至2月写成了上述评论，加以抨击。正是在反对书报检查令的斗争中，马克思开始了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生涯。
刚才的考题也许根本不需要去考三千人。只要考一个人，考那位在七常委中分工领导中宣部的领导人就够了。他一辈子搞马克思，不可能不专业。他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两个答案：要麽他明知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而自觉反马，要麽他确实只是一位假借马克思之名的马盲。两者必居其一。请问他自愿居於何列？
本来，新总书记提出“宪法的权威在於实施”，已经给过去违宪违法的各种制度性错误指明了弃旧图新的出路。政法委因此前进，主旋律却继续坚持书报检查，也就是继续坚持压制舆论，继续坚持违宪。坚持违宪而居然能够跻身高位，没有特殊的後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既然成事不足败事有馀，谁还愿意和他捆在一起？
马克思帮不了他。�了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没有放弃过对思想自由丶言论自由丶出版自由的争取。毛泽东大权独揽後开始做梦，以为用一个脑袋一张嘴巴可以代替全国十亿人的头脑和嘴巴，中华民族的悲剧由此而起。现在的流行说法把“亡党亡国”当做民族的最大灾难。其实不见得。民族之痛，有远远甚于“亡党亡国”者。请看，亡脑，亡口，亡心智，亡言论，和“亡党亡国”相比，不知道更要水深火热多少倍！由此可见，废除非法的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以任何名义禁锢思想钳制言论的藉口，同样是实施宪法的当务之急。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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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民企呼唤真正的市场经济
来源：�子�件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图为孙大午
孙大午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15日
有人问我：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不是亮点？怎么看？
我说这不是新意。差不多十年前，大约在2004年，国家就提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 原则，对“非公经济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国家又明确鼓励非公经济投资“医疗、教育、交通、水利、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再到这次十八大，中央的态度一直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就是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虽然中央的态度明确，政策清晰，但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在非公经济中，民营企业是主体，民营企业中，中小企业是主体，但目前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处境堪忧。
民营中小企业的困难，集中表现为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
创业难
这十年来，国有经济越来越强势，但民营经济却不断在萎缩。如果把市场比作战场的话，国有经济就是正规军，民营经济则是游击队，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如活在夹缝中，很不容易。有的中小企业因为证照不全，活得像贼，东躲西藏，偷偷摸摸，而且“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的帽子一直罩在他们头上。可以说95%以上的民企都处于一种非法生存状态，比如说大午集团快30年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执行国家规定的双休日、法定假期，以及法定假日加班的双薪、三薪的制度？我觉得几乎95%的民企都不会执行这些法规。实际上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都是国企人员、外资企业或者公务员，因为我们很多中小企业连工资都很难保证，怎么能实行五天工作制，怎么能享受这些假期呢？从这一点来看，说95%的民企都是非法生存并不为过。
许多民企被执法部门以“非法集资”、“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等名义扫荡，“非法”成了民营经济的专用词，或是中小企业的代用词。国企有这些“非法”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国企就是政府的“亲生子”，而民企是“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自然的，逢年过节进贡上香是应该的。
民企的创业难，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证照办理。虽然1990年代以后，政府搞依法治国，各个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但很多民营企业仍很怵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办证照、跑路子、找关系之中。
发展难
现在有些民营企业家看起来很风光，开着奔驰、宝马，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其实在目前体制下，很多企业家们内心很煎熬。他们常常为几十万、甚至几万块钱而发愁，为什么？因为企业的利润常常不足以支撑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的企业难以融资，去借高利贷，结果企业会深陷泥潭，所有的利润都不够还高利贷的利息。在民间，20%利率的高利贷都是低的，可是企业的利润率往往只有10%左右，一些种植养殖企业，利润甚至只有5%，即使是还正常的银行贷款后，企业都很难支付工资、利息、社保和税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何谈发展？
媒体曾经梳理了近些年来自杀或者被判刑的十来位民营企业家，也包括最近的吴英。他们都曾是亿万富豪，都曾风光无限，但通过这些人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多么险恶。
民营企业的发展难，主要是土地和金融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老大难的问题了。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一是金融，二是土地，三是劳动力。劳动力是跟随金融和土地走的。可是现在国家对金融是垄断的，国有银行与民营中小企业不对等，民营企业得不到国有银行的支持，正常的民间借贷或民企融资又被作为“非法融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来打击，让无数民营企业家栽倒在这个雷区。
现在虽然表面上开放了村镇银行，但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甚至是唯一股东仍然是国有银行，这样的股权结构导致民间资本无法参与，而且现在的村镇银行经营偏离了初衷，热衷走“设机构、铺摊子”，依靠大企业、大储户，民营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金融支持，没有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
至于获取土地资源，难度就更大。民营企业办不下来土地证是个普遍问题。成都市工商联曾经对216家有融资需求并反映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调查，其中明确是因为“土地证”原因融资困难的企业有125家，占57.9%。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众多民营企业不能取得土地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或没有土地指标，或土地费用被挪用，具体原因极为复杂。但在我所知的案例中，因地方政府原因而无法取得土地证的情况，比例高达90%以上。
长期以来，中国对农村的土地实行“三不变”政策，即土地的性质不变、土地的用途不变、土地的承包权益人不变。土地性质不变，就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简单地说，就是张庄的地不能变成李庄的地，而李庄的地也不能变成张庄的地，把土地固化在一个集体组织里，不能流转；土地的用途不变，就是土地原来干什么就永远干什么。集体没有权力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仅土地的用途不能改变，连土地的权益人都不能改变。什么是权益人？如果发包方是村集体，承包方是村民，如果村民转包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只能叫“使用人”，不叫“使用权人”。这就更加限制了农村土地的盘活。农村土地“三不变”的政策，让民营企业在农村几乎无法生存，即使办起了企业，也会随时因为土地问题被界定为非法状态。
上述原因造成了近十年来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再加上铁路、公路、石油、能源，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国有企业垄断的这些产业长期实质性禁止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只能蜷缩在吃、穿、生活用品等领域徘徊，并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即使有几个高端的民企身在垄断产业，如果深究起来，也能发现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国有企业改制后发展为民企的，并不是纯正的民营企业。
寿命短
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的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根据我的经验，这一数字基本客观。这突出反映了民企生存之艰难。当然，民企寿命短，可能是资金、生产技术、信息管理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无可否认，寿命短跟民企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民企寿命短，对整体民营企业的发展破坏极大。
国外的中小企业，比如日本，平均寿命高达30年，美国是40年，上百年的企业也很多。这样的企业重视研发和品牌，也注重企业传承。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寿命短，企业家没有动力进行上述长远的发展规划，只重视短期盈利，由此衍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良企业。即使个别企业家有操守，保证产品质量，但也绝不会在技术上进行正常投入，企业会一直在产业链低端徘徊。
要想解决民企寿命短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最主要有两点：
一是产权制度。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中国的非公经济36条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但在操作中，“民企种树，政府摘桃”的现象仍旧很多，这使得民企创业者缺乏安全感。
二是政府的服务功能不足。民企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着经验欠缺、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信息不畅、市场垄断等问题，企业本身很难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政府的参与、支持和引导。只有政府服务到位，创造了良性的、宽松的市场环境，民企才能健康、长久发展，才能让民营经济成为道德经济、品牌经济和信誉经济。
民营企业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仍非市场经济，而是“穿着计划经济的鞋，走市场经济的路”，政府重在“管制”，而不是“治理”，政府仍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中国现在所有的管理部门，比如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土地局、工商管理局、技术监督局，基本上还是30年以前的管理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鞋。
过去30年来，中国虽然一再宣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结果我们看到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经济市场”，是“政府的经济”，“百姓的市场”。在这样的体制下，想要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部门利益的关系，各个管理部门仍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部门法，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油价、气价、水价、电价、地价、房价还是会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土地、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开放似乎仍旧遥遥无期。
民营企业呼唤市场经济，期盼政府创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经济政策一视同仁，脱下计划经济管制的鞋，消除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部门法规，真正让企业自由平等竞争，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才能破除万马齐喑的现状，重现万马奔腾的盛况。
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原董事长，现任该集团监事会监事长。2003年5月，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名逮捕了他，酿成名噪一时的“孙大午事件”。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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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让改革红利更多落在百姓身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07日 转载)
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三名乡村医生受邀参加会议。中新社发 廖攀 摄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李克强：让改革红利更多落在百姓身上作者 付雁南 白真智 郭金超
“我们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1月5日，在中国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铿锵有力地告诫与会人员。
此次会议，专题研究《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和《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并就下一步医改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与历次会议不同的是，会前，李克强抽出50分钟时间，专门听取了来自最基层的18位“最美乡村医生”困难情况的介绍和建议，并将其中的3位代表与北京友谊医院、朝阳医院两个公立医院医改试点单位的院长一并请到会场，与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共同商讨这两份事关亿万人民健康福祉的纲领性“文件”。按照李克强的表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系到人民的健康，也关系到居民的消费，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因而要充分听取和尊重基层的声音。
医改目标是让人民群众普惠改革红利
在先后听取了“最美乡村医生”、公立医院医改试点单位院长以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部分成员有关困难、经验和情况的介绍后，李克强总结说：“我们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现在就是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激发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普遍受到实惠。过去三年的医改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从最需要医疗帮助的广大人民群众着眼，去推进改革。”
李克强指出，在推动医改中，我们把握住了“保基本，强基层”这个基本原则，把覆盖全民的医保作为最大抓手，几年间就让医保的覆盖面达到了13亿人口，让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正是全民医保网的建立，为今天的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下一步医疗体制改革有了发展条件。这是此次医改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
会前，李克强在与“最美乡村医生”座谈中，将他们普遍反映的“收入低、医疗风险大、没有养老保险、缺乏学习培训机会”等四大困难一一记在心上，并随即把这些“困难”带到会上。他要求医改办工作人员，要深入到这些村医所在的“最边远、最贫困、最艰难”的地区，“一个一个进行落实”，负责解决他们切实存在的困难。只有他们的“困难”得到解决，才能推动这一群体长年存在的问题逐步解决。
来自贵州黔西南州的乡村医生钟晶会后表示：“我觉得李克强副总理真的在乎我们提的建议和困难。他让医改办人员逐一落实我们的困难，让我们深受感动。我相信这些困难会一步一步得到解决的。”
改革要着眼于释放体制的巨大活力
北京友谊医院、朝阳医院两家国务院医改试点的公立医院院长，分别介绍了自家试点的“医药分开”改革经验：通过“药品零差价”和“提高医事服务费”等体制性改革，医院没向财政多要一份钱，便实现了“病人开销降低、医院及医护人员收入提高，医患关系得到明显改善”这一社会经济的良性目标。
李克强就此说：“财政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投入是有限的。我们之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红利，就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做文章，要创新体制，建立新的机制。要向改革要利益、要效益，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来释放活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的效果和初衷相一致。”
李克强称赞基层公立医院的改革是一场“创新体制的改革”。他说，过去几年的医改把推进基本药物制度作为突破口，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综合改革，使“以药养医”的情况在基层得到了比较大的体制上的突破。
李克强总结说，改革是渐进式的、积累式的，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踟蹰不前，既要先易后难，也要敢于攻坚克难。
他指出，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本身就是攻坚克难。这也为下一步改革的循序渐进创造了条件。我们的改革先从基层做起，把医保网构建好，在医药分开上动刀子、做文章，为医疗质量的提高创造条件。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真正适应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医药卫生制度。”李克强强调。
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
李克强特别提到时而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的“病人等钱救命”等案例。他说，这些虽然属于个案，但会对整个社会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李克强动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
据介绍，卫生部目前已将20种疾病纳入大病医保范畴，今后这一范围仍将逐步扩大。李克强就此指出，对于那些中等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疾病，对于那些一个大病就返贫的家庭，要靠政府、慈善机构、保险机构共同努力，今后要走三管齐下、共同救助的路子。
他说，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建立起应急救助机制。
李克强说，我们的医改从“保基本”开始，从“强基层”起步，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也适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求。中国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我们的医改首先要针对农村，财政也要向中西部大幅度倾斜，这本身就是在直面、缩小这两大差距。
改革要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和行政区域限制
李克强引用北京两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经验，谈到遇到的障碍时，提醒与会者，今后的改革要“勇于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和行政区域的限制”。
听到此，坐在旁边的卫生部长陈竺抢过话头说：“如果能突破体制机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医联体，卫生部准备组织大医院的医生到基层，缓解基层和乡村医生的工作压力。”
在当天的会议上，像这样热烈讨论的场景多次出现。参会的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等负责人，就未来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发言献策，并对两份“意见稿”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针对两位公立医院院长“成立医疗联合体”的建议，李克强说，现在看来，合理、分级诊疗的模式，通过公立医院的改革可以实现。他要求出席会议的有关部委负责人充分调研协商，寻找出医疗体制改革在财政体制上遇到的具体障碍。
李克强表示，行政区域总的来说属于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而社会服务应当超越行政区域。只有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的力量。需要运用“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尽量要让“市场”发挥作用。
李克强最后说：“我们需要从改革那里增添动力，从创新机制体制方面去努力。‘医联体’的建议当然更要照顾乡村医生的利益诉求。当下，我们要多做增量改革，使改革顺利有力地推进，这样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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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为何提出‘改革红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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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局常委、候任总理李克强2012年11月份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后引起热议，也激起了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热望，期盼“中国梦”早日成真。人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改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时流所至，笔者也不免为此潜思默察，透视李克强“改革红利论”的提出背景和深层考虑。
依笔者观察，“改革红利论”看似是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因“人口红利”所引发，但绝非一时起兴之论。证诸李克强的一贯言行，此论应是他经过缜密思考、通观全局之后，提出的重大施政方略。在新的时空背景下，李克强高扬改革大旗，依笔者推断，至少基于三重考虑：
一、“改革红利论”是系统回顾总结中国近30年历史进程的必然结论。李克强已过知天命之年，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30年的风雨征程了然于心。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包括李克强在内的有识之士不难得出结论，导致今日中国兴盛局面的各种因素之中，其主因应是改革开放。改革是发展的最大“推手”。邓小平何以能扭转乾坤？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群人。由于改革开放，扬弃了旧体制、旧机制，中国社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过去不能创造应有财富的资源、人口、土地等要素，在新体制、机制下，成为财富涌流的源泉。改革是中国新时期发展进步的原初动力。踏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旋律，李克强这一代从当年“处江湖之远”，到今日“居庙堂之高”，他们自身的命运与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当世代交替，回望来时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他们从改革寻求出路和突破，可谓是势所必至。
二、“改革红利论”也是立足当今中国现实、着眼未来发展深思后的结论。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起点。之前中国曾经拥有的某些优势，有的已不复存在，有些优势不再明显。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支撑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产生负面后果，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了。中国民众已经有了新诉求、新期待。国际生态、环保压力日益增加。全球金融危机后，曾经巨大的外需在日渐萎缩，外向经济的黄金时代势难重现。国际经济未来走势不明朗，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中国要维系发展势头，分步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唯一的出路是靠制度红利、创新红利。要素红利释放出的能量日渐衰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今天的中国发展比30年前更依赖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尚未完成。法制的完善，公平市场环境的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价格机制、分配机制的优化，城镇化的规范（去除要地不要人的伪城镇化），只能依靠制度创新。“改革红利论”正是看到了层层叠叠的问题症结所在：当下的中国真正的增长应该靠制度创新，靠改革开路，用新的经济制度、机制取代旧制度、旧机制。
三、“改革红利论”也是体察民情民心，回应中国民众重大关切做出的重要判断。改革在任何时候都要依靠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迸发，人心思变，顺势更新。中国社会进入矛盾突显期后，人心怨怼，各种抱怨、不满集聚成戾气。人们期待新政策、新制度、新机制，呼唤深化改革，期盼在坚持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综合系统系列改革，从而理顺政府市场关系，破除垄断，优化分配机制。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化解矛盾，消除积怨；只有锐意改革，才能回应民众新期待，集聚社会正能量。真正的红利只能是改革。
笔者观察，“改革红利论”以及李克强所提出此说，正如曾在其母校北京大学长期执教的冯友兰先生所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改革者唯有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优异的施政业绩来赢得民众的付托，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完成中兴大业。从终极意义上讲，也恰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未有尽期，“改革红利论”自然将持续发挥其作用和影响。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1/t20130108_18445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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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天价薪酬必须叫停
作者：刘植荣2012-12-1921:17:57发布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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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山东200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中国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月人均缴存住房公积金6389元，而济南一家普通企业职工月人均缴存只有11元，二者相差600倍。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从而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它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却陷入“济富不济贫”怪圈。
住房公积金从理论上讲也属于薪酬范畴，因为从个人工资里面提留多少，单位就要给补贴多少，发工资时扣3000元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上就有6000元进账，换言之，住房公积金就是用于购房的工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隐性收入”。
其实，隐性收入包括广泛，一切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得利都属于隐性收入。例如，给个人配置的专车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连车带司机，加上燃油、维护、保险等费用，一年下来也要十几万、几十万。
再例如，在中国，企业高管职位本身就是一笔财富，高管可以利用此身份获得更广泛、更多的利益。根据2012年12月19日《今日早报》的报道，在2012年12月12日招商银行官网一份可下载区的名单中，400多名应聘者中，有45人后面都备注着“某某行长亲戚关系、某领导关系、客户关系”等。高管利用自己的身份，轻而易举地让自己亲属进入垄断高薪行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长期收入。如果没有高管这层关系，亲属就可能长期失业或在低收入企业工作。
早在2004年，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已经开始启动。但作为收入分配改革核心的《工资条例》却迟迟难以问世，了解情况的人士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推进，垄断行业抵触成为最大的改革障碍。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笔者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落实宪法规定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破公务员的“金饭碗”，取消特权阶层的各种超国民待遇，限制垄断行业和企业高管的薪酬。
“天价薪酬”拉大收入差距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有两成企业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一边是高管拿着天价薪酬，一边是职工可怜的一两千元的工资5年不涨，这种鲜明的收入分配反差告诉我们，对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刻不容缓。
不对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企业高管就会与公务员展开永无休止的涨薪竞赛，普通劳动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远远落后于前者，不仅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更有可能激化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企业高管在为自己的天价薪酬辩护时，往往拿几个发达国家的顶尖的几家公司的高管薪酬做比价，而且只比较薪酬货币绝对值，却对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视而不见。因此，目前国企高管在面对公众质疑时的“涨薪说”，不仅单一片面，更带有极大的误导性。
攀比外企高酬不可取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我们与发达国家高管比薪酬绝不能参照货币的绝对值，因为某些国家穷人吃救济的收入水平也比我们的“中产”收入还高。例如，美国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在24343美元或以下为贫困人口，相当于年收入人民币15万元就要被政府“扶贫”。而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不统计收入的中位数，我们姑且用美国2008年的工资模型，即平均工资高出中位数31%，得出中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27727元，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11091元和44363元之间，与美国“贫困线”都相差甚远。科学的薪酬对比应是比较相对薪酬，即高管薪酬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与法定最低工资的比值、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值。对比这三个参数就是考虑到各国的国情，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GDP虽位居世界第二，但平均到13亿人口头上后，就排到第102位了。中国高管薪酬如按每年递增18.1%计算，2011年高管平均薪酬为79万元，而同年人均GDP为3.5万元，中国高管平均薪酬是人均GDP的22.6倍。
笔者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已经推算出，2011年全国7.642亿从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收入）为20415元，中国高管平均薪酬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8.7倍。目前，中国法定最低工资江西最低，二类地区为每月800元，也就是年工资9600元，中国高管平均薪酬是最低工资的82.3倍。
以上是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在国内的现状，如果与外国同行相比，又是处于什么水平上呢？
根据美国劳工部2012年5月发布的工资统计数据（下面各国工资统计数据均来自各国统计局或劳工部），2011年，美国全国各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45230美元。企业33类经理人的平均年薪为107410美元，只有13类经理人年薪超过10万美元。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CEO）平均年薪为176550美元，市场经理平均年薪为126190美元，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平均年薪为125660美元，总经理（运营官）平均年薪114490美元，销售经理平均年薪为116860美元，财务总监平均年薪为120450美元，人力资源经理平均年薪为108600美元。美国企业高管平均薪酬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4倍。2011年美国人均GDP为48442美元，高管平均薪酬是人均GDP的2.2倍。美国联邦法定最低小时工资为7.25美元，约合年工资15080美元，高管平均薪酬是最低工资的7.1倍。
2012年7月，英国全国平均工资为每周471英镑，私营企业为468英镑，政府公共部门为485英镑。企业高管和政府高级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为每周776英镑，企业高管工资是普通百姓的1.6倍。2011年英国人均GDP为25231英镑，高管年薪约合40463英镑，是人均GDP的1.6倍。英国法定最低小时工资为6.08英镑，约合每周243英镑，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资的3.2倍。
2010年加拿大全国企业高管平均薪酬为71000加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6倍。2010年加拿大人均GDP为46129加元，高管薪酬是人均GDP的1.5倍。加拿大法定最低工资最低的省是阿尔伯塔省，为每小时9.75加元，约合年工资16626加元，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资的4.3倍。
2009年法国私营企业和有政府参股企业高管平均年薪为95666欧元，全国从业人员工资中位数为20107欧元，高管薪酬是全国工资中位数的4.8倍。2009年法国人均GDP为29460欧元，高管薪酬是人均GDP的3.2倍。法国法定最低月工资为1425.67欧元，约合年工资17108欧元，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资的5.6倍。
2008年瑞典人均GDP为365267元（本节将瑞典克朗换算成人民币元），法定最低年工资为264000元，全国平均工资349200元，国企高管的年薪为578400元，是人均GDP的1.6倍，是最低工资的2.2倍，是人均工资的1.7倍。
2008年挪威人均GDP为644474元（本节将挪威克朗换算成人民币元），全国平均工资为480564元，企业高管年薪为760236元，企业高管薪酬是人均GDP的1.2倍，是最低工资的2.1倍（挪威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劳资双方谈判确定），是人均工资的1.6倍。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西方几个发达国家企业高管平均薪酬均未超过人均GDP的4倍，未超过法定最低工资的8倍，未超过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倍。如果这样科学对比，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实际上已经高出外国同行十多倍，中国高管们以“与国际接轨”为借口为自己加薪的依据根本就站不住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拿天价薪酬的高管并非年年如此，因为他们企业高管薪酬构成与我们的不同，他们的高管薪酬可不单指工资，还包括短期绩效奖、长期绩效奖、各种福利、养老金和保险等所有形式的有价值报酬的现值，而高管薪酬的主体部分是奖励的股权。而中国企业高管薪酬几乎都是实打实的现金收入，养老金等福利性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
还有，外国个别企业高管虽然拿着不菲的薪酬，但他们的开销也大，不像中国的企业高管住房、用车等消费都可以从公司报销，他们的这些消费一般都要自己掏腰包。
另外，外国企业高管如被股东起诉，其诉讼费和败诉后的赔偿，均要从自己的腰包掏钱。1933年，美国烟草公司股东起诉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股东认为他的130万美元薪酬过高。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后来，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董事们也是自掏3300万美元与股东打官司。
如果把以上因素考虑进去，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比外国同行高出得更多。
“天价薪酬”亟需制度规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要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就必须规范、限制企业高管薪酬。
●让绩效奖励成为高管薪酬的主体
我国国企高管薪酬不但在绝对值上偏高，而且薪酬构成也极不合理，主要体现在高管对企业的责任缺失，因为薪酬与绩效几乎没任何联系，高管几乎是“旱涝保收”，即使企业亏损也照样领取高薪。例如，2011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1年的净利润比2010年下滑了26个百分点，可高管薪酬总额却比2010年上涨了22%。
根据德勤（Deloitte）发布的《2011-2012中国企业高管薪酬调研报告》，尽管2011年的股市给投资给者带来重大损失，但2011年券商最高薪酬整体平均水平为414万元，相比2010年的314万元增长了32%，其中中信证券竟增加了3.13倍，长江证券也增加了1.1倍。
截至2011年底，首次披露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总共才362家，占上市公司总数（含A、B股）的14%，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股权激励自2009年起处于暂停状态，具体实施缺乏相应政策依据。
因此，中国企业高管薪酬改革方向应该是把与企业效益挂钩的股权奖励作为薪酬的主体。高管只有为企业带来长期、稳固的丰厚利润，才能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
举例说明：公司与高管签订协议，规定完成年度利润增长10%的目标后，公司奖励高管100万股股票期权，股票的行权价为签订协议时的市价，假定为每股10元。到年末，公司的利润增长超过了10%，实现了高管与公司的协议目标，公司则奖励给高管100万股股票期权。如果允许高管此时行权，假定此时的价格是每股20元，高管先按10元的行权价购买这100万股股票，然后再按照每股20元的现价卖出，每股获利10元，100万股共获利1000万元。这1000万元就是高管的绩效奖，是高管薪酬的主要构成部分。
还有一种更便捷的办法是要求高管自掏腰包，购买一定数量的企业的普通股，使高管的利益要与企业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美国3M公司就规定，董事必须在3年任期内，拿出两倍于其聘用费的自有资金投资于公司的股票。
既然是股权，其收益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利润高，薪酬就高；公司利润低，薪酬就低；公司亏损，高管们的这部分薪酬也就化为乌有。例如，高盛高管2009年现金工资为零，所有高管的薪酬只能来自绩效奖，并规定绩效奖只能是股权，这就意味着，企业亏损了，高管拿不到分文薪酬。
美国私募股权上市公司黑石集团CEO斯蒂夫施瓦茨曼，2006年薪酬总额为3.983亿美元，这是因为他拥有公司23.3%的股权，而这一年公司盈利丰厚。但在2008年和2009年，施瓦茨曼只领取了35万美元的基本年薪，因为这两年公司业绩欠佳，股票也从2007年的每股31美元跌到2009年2月的3.55美元，这位叱咤风云的资本玩家当然也就没有“套现”的可能了。
●质押高管一定比例的股权
企业高管薪酬过高很容易引起公愤，正如《金融时报》2003年7月2日刊文所称：“CEO是患人格障碍症的贪婪的说谎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反社会者’”。2005年，美国华信惠悦公司调查了管理超过8000亿美元资产的55家机构投资者，90%的人认为高管薪酬过高。
2011年9月17日，美国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至美国全国以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占领运动”主要抗议企业高管拿着天价薪酬，把企业搞垮后让政府救市，损害所有纳税人的利益，也就是用99%的人的血汗钱去满足1%的人的贪婪。
为此，在设计绩效奖励股权的同时，必须对行权期有一定年限的限制，防止高管“见好就收”置企业的未来发展于不顾，防止高管的错误决策为公司未来几年带来风险。企业高管对待企业的态度就好比租车人对待被租用的汽车的态度，都想让租来的汽车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谁都不想对汽车进行保养，这必然会缩短汽车的使用寿命。
要规定高管获奖股权在一定年限内不得转让，或对股票期权行权时“质押”一定比例的股份，把高管的利益牢牢拴在企业长远利益上，让高管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负起责任。如果因高管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则没收这部分被“质押”的股份。摩根士丹利2009年高管薪酬中有约四分之一为现金，其余为递延股票，薪酬最高的30名高管大部分人所获得的薪酬至少有65%被递延支付，这些钱在公司如果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必须返还给公司。
●参照公务员工资制度管理
企业高管薪酬不只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势必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影响到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法国规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任何变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董事长必须是公务员，由总理任命，执行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经理由董事会招聘，薪酬标准由财政部确定，没有浮动工资，也不实行年薪制；财政部的公务员不得到曾管辖过的国企任职。
瑞典政府禁止向国企高管发放奖金，瑞典财政大臣安德斯・博里撰文说：“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管理层须把瑞典民众的福祉放在心上。”
美国对有政府注资的企业，则要求高管现金薪酬不得超过50万美元，额外薪酬必须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发放，而且要等这些公司归还了政府所有注资后方可授予；如发现公司财务作假，公司前25位高管必须交出所有奖金；对亏损企业，高管则可能得不到任何薪酬。例如，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 2009年就是零薪酬，他还要把已经领到手的100多万美元工资还给美国银行。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很大比重。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所有职工都是人民雇员，因为其股东是全国人民，人民投资建立一个企业，就要雇用一批人来管理这些企业。国企高管作为全国人民的雇员，必须把全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最高目标，要把企业利润用于给全体公民分红或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上，而不应该在企业内部私分。
拿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说，行政长官崔世安2012年11月13日在立法会发表题为《增进民生福祉立足长远发展》的2013年度施政报告中承诺，每名永久居民可分红8千元现金、600元医疗券，另外还有6000元会注入到中央储蓄户口；非永久居民分红4800元现金，65岁永久居民每月会多3000元社保养老金；低收入家庭每户每月补贴200元电费，并继续免除全年房租。
因此，国有企业或政府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职工的薪酬不能超过其他职工的薪酬，企业高管的薪酬要参照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其实，我国很多国企高管都有行政级别，并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交叉任职，这更应该参照公务员的各项管理法规管理国有企业或政府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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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现状空前绝后 家不见家 国不见国
【阿波罗新闻网2013-01-14讯】作者：胡记茶行
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第一节国民收入的半数供养政府工作人员
中国需要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这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科研攻关项目，我国政府有关方面的统计是“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请无论如何记住一点，在政府机构的人员中，公务员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我认为财政饭有三层意思，第一种财政饭是国家法理许可的财政拔款，比如公务员的部分帐面工资就是合法的吃“财政饭”。第二种财政饭是政府有关规定赋予的“自收自支”权利而获取的，如工商，城管等部门。第三种财政饭是法理法规皆不许可。但是却被社会完全默认的财政来源，也就是每一个政府部门皆在干着的乱收费乱经营搞实业拿干股，这个是政府默许的潜规则范围内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
有一点要指出，以上三种政府收入皆是被社会默许的财源，与贪污受贿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数据就能够大致得出中国老百姓需要赡养的人员总数了吗?绝对不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以证明：我所在的国有企业(可以依此来类推政府情况)，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借调”人员，什么是“借调”人员?就是不属于编制内，但实际就是靠他们干活的员工，这些人都是隐身人，是不在正常的统计报表内的，但是数量惊人。再举个特例，咱以前在城市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突然出现，上面跳下来几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和不穿制服的农民工，一阵鸡飞狗跳后，在城管部队的指挥下，农民工将缴获的战利品搬上汽车扬长而去，大家注意了，城管部队是法律不承认，但是可以吃部分财政饭的人员，而这种农民工就是俗称“白员”中的最贱层。高级的白员是什么人?是小有头面的小官员的家属们，他们被安插在政府各衙门里，活得绝对不比一般政府小职员差，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拟似“白员”群体，比如交警部门的暂扣车辆停车场，很多(我不敢说全部)交警部门的停车场都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管理”的，你可以疏通他们来要回自己被扣的车辆，这些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
我举这些例子目的很简单：中国除了包括600万公务员在内的，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政府机构里还有很多很多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甚至比公务员的数量不知要多了几倍。其实中国那些行业协会也是属于吃自收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有威慑力来获取利益还是靠政府这张老虎皮给予的权力。
我为什么将合法二字加“”号?因为我已经无法分清中国这个国家里什么叫合法什么叫不合法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个大致的印象了，中国除了四千多万国家承认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属于潜规则范围内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咱实在没有能力得出他们的实际数量，我想，一两千万人总是要有的，这个数字我认为是保守的。
好几千万人的吃财政饭大军需要多少财富来供养?还请注意，农村这块地方还没计算呢，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700万村官，又说是500万村官，我就不明白了，政府怎么连自己的职员都统计不清楚?经过改革，现在也许少了，我只能说但愿如此，不交农业税后难道要把这些人饿死吗?用多少钱来供养政府职员这又是一个科研难题。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37亿，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近五万亿元，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的估计，中国2007年实际财政收入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蛋糕怎么分配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提供其他一些数据以分析：“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约为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15766亿元。占2003年 GDP的13.52%，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国家预算收入、有统计的预算外5000亿收入、没有被统计的3000亿预算外收入，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由被供养的行政公务人员所消耗，而中国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这都是官方的数据。
从以上的官方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被政府人员消耗掉了。
公布了官方的数据，现在我要谈谈自己的看法了，以官方认可的六百多万金牌公务员为例，这些人一年实际要花多少钱供养?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由此推类：全国各地就至少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至于京城及军队有多少高级低级干部我就不能得知了。
现在沿海地区政府部门里一般职员年收入十万元是很平常的，属于中低收入，很多发达地方的政府普通公务员年收入二十万元也极普遍。注意，这是合法的收入，是基本可以拿出来晒工资的收入，养一个公务员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说，国家除了没给政府职员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必须提供的，举些小例子：比如很多即使是普通公务员的家庭基本上都是不用开火做饭的。现在高调进行公车改革，交通费也给了公务员们，可是来来去去还是都有车子接送，现在政府职员每月的车贴就比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只要是稍有点权力的公仆，他们家庭外出海吃海喝哪个是自己买单的?说个笑话，我认识的政府人员中买个床单都要开个发票去报销。在很多地方，你做几年公务员后要是不搞个几套房子那简直是丢人。至于那些村王乡王县王市王省王等等的书记及某某长们，这些人及其家族一年需要多少财富来赡养?简直没法想象。
废话说了这么多，大家自己可以估算一下：一千多个省级干部及其家庭一年要花费多少钱供养?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及其家庭需要多少钱供养?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及其家庭又需要多少钱供养?再统计全国好几百万金牌公务员又需要多少财富来为他们全方位服务?
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还有千百万个政府雇佣的形形色色的白员。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人难道就是省油的灯?事业单位难道就是后娘养的吗?你以为街道办事人员收入就低?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很多地方街道的工作人员月薪万元根本不算什么，不信你去调查。
我可以说，中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政府人员的口袋里去了。
中国就是一个超级二元社会，一部分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中国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中国的国民。
第二节主要经济组成部分是由特殊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
中国的经济组成笼统地说是由公有经济、外资和私有经济组成，但是中国的公有私有经济形式已经完全变味，公有经济未必公有，私有经济未必私有，实际上皆是由特权阶层操纵，它们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在我们意识形态浓厚时期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的经营实体。
曾经几时，公有经济实体里的职位还是一个鸡肋，大家是以其为耻的。而现在它们却是香饽饽，电信石油烟草之类靠着高度垄断和半执法者的地位以超烂的管理却获取惊人的利润，而水电气之类的经营管理者更是以狂赌烂嫖的水准照样获得无法形容的丰厚待遇，就算它们年年巨额亏损，以至于曾经代表高尚体面的外资白领职业都黯然失色，现在谁还好意思以外资白领职业为荣呢?丢人哦。
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两种国有经济形式，一种是政府认为需要国有的如核工业之类的企业，一种是供水供电之类的服务企业。但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内，更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控，总之，不能因为你的特殊而骑到民众头上去，而中国的这些公有经济实体却是实实在在地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公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够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难道政府故意与人民作对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公务员的机会已经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极其丰厚工作极其轻松的垄断公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难(请注意“正式”这个词，下文将会解释)，因为这个公有实体已经基本上对老百姓关上大门。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通常称为官僚资本，我们的还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有了这样权利的官僚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那还不是生金蛋的母鸡吗?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恶劣的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国企正式员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丰厚待遇，如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合同工，那么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合同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极其低廉的薪水和待遇，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也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政府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合同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的残酷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这个社会的一潭死水，然而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经济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这种私有制有别于通常的私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官僚资本，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私有经济占据了私有区域的最主要部分。
特权阶层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而获取自己经营上的便利，如每一个国有经济实体的背后都有很多特权阶层拥有的私有企业为其“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利润自然是很高的，等于是转移国家资产，掌握国家权利的阶层将政府工程项目交给自己阶层经营的实体承做，这块区域是今天中国暴发户产生的主要源泉之一。而各个政府衙门利用自己区域范围的管理权力垄断了这些区域的产业经营权，不容民众染指或者极力打压普通民众的正当经营，至于那些“纯粹”的草根私有经济实体则时刻面临政府部门的“法规”威胁，环境保护，税收，劳动保障，不规范的法律条款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迫使你乖乖的卷缩在特权阶层的淫威下苟且生存。
外资尤其是西方资本的进入可以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西方面对利益的诱惑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而纵容黑暗的肆虐。我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外资项目—–扬子—巴斯夫化工项目，它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配套企业的污染更是惊人，但是扬巴这个项目如果建在德国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市场对西方确实很有诱惑力，甚至可以用来要挟西方，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这种诱惑迫使西方经常放弃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
这里提一下中国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就是政府建筑里的楼台馆所，大家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屁大的政府机构都要建个大楼，虽然屁大的官员都拥有面积超大装修超豪华的办公场所，但是在如此情况下各个政府大楼仍然有巨量多余的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就用来经营了，或出租或自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力量。而那些数量极其惊人，由政府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及军警等所有的商业建筑，恐怕是政府利益集团的很大一笔“非法收入”。
第三节土地是特权阶层的最主要掠财源泉
我认为，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恐怕就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大事，也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我想未来的人类历史学将会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的，对于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真是“十年之间，家不见家，国不见国”。
圈地运动的目的何在?你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敛财的需要，我认为，在圈地运动的初期，因为中国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多数国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可能还是为了官员政绩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然而就如股票的疯狂一样，当政府(准确的说是特权阶层)发现土地的巨大价值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残酷了，从这以后，我认为圈地的唯一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财富，资本家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走上绞刑台，而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百分之三百的事了，中国特权阶层还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掠夺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运动。
圈地而获取的财富是今天中国暴富集团获取财富的最大源泉，将来仍然是特权阶层敛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谁掌握了土地，意味着谁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即使是今天的乡级首长，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常常可以敛财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任由一个村长书记来决定，由他任意使用，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村长往往可以通过土地售卖分赃集团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乡村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四节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直到现在，和家乡村里老人聊天时他们常说：还是你们那时读书好，有分配哦。其实我读书时整个教育环境已经是末日狂花了，只不过我这等草民总算能够安家糊口，还算对得起父母养育之恩。我绝对不赞成“有分配”之说，但现在的农村确实又回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那时有过“读书无用”的争论，不过那仅仅是针对一小部分群体而言的，比如对那时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的无用，反正总有工作，你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往往还不如高中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作待遇好，如一些大型国企职工子弟等等。
而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道路，那时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不高，就我这里来说，除了极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之外，都是可以供得起孩子读书的，那时中小学的学生流失也比较严重，原因多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差，实在不愿意再读。那时的教育总体环境也确实很差，我读小学时教室里一到下雨天都可以养鱼，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只要你想读书，愿意读书，还是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现在呢?首先要承认现在社会发财致富的机会应该说是大大的增加了，然而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发财总是少数人的机会，创业更是少数人的成功之路，比尔.盖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其他青年没有把握机会。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教育投资结果的感觉普遍是负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有大问题。而对于中国的平民来说，对教育投资的普遍感觉早已经是负数了。
现在的读书成本究竟有多高早已有无数的计算版本，我给个统计报告，中国民教育育在线http://www.eol.cn/html/06huafei/的统计，大家自己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30年来高等教育学费上涨了25倍。可以说，上个学校没有几万元你甭想拿到毕业证，对于年收入一两千元的农民来说，这是几十年拼命劳苦才能够积攒到的数字。
这仅仅是大学的花费，小学中学的花费还没算，可以肯定数字也不小，我的印象中没有人认真统计这方面的数据，原因可能是各地差别太大吧，不好统计，但是有一点，既然现在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而国家并没有对教育投入多少，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不管你是城市还是农村，一概不能免俗，我这里就读县中的高中班，几年前的价格就是差一分一万块，还要有关系才行，有人会说：干嘛花钱读?县中不额外收钱的高中班就那三四个，教育是要好的环境的，不然大家为何总是挤破头读重点中小学?现在教师正常课程不愿教，热衷于补课，你敢不补吗?要你掏钱给孩子进课外班，你敢不出这血吗?农村穷苦，可农村教师也是人，三头两头叫学生交点费用，每次不多，细水长流，名目五花八门，真是难为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能想得出来那么多花样。
在中国什么职业好?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水电气等等特殊国有企业单位，我承认，公务员是全民招聘的，事业单位等等职位也是招聘的，先统考再面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我有不少同事也进入政府机关，其他同事为何不去考?凡去考试的人之前都找好关系了，这才去考试去面试，你要是连考试关都不过那就不好说你了，考试可能是真，面试就是做个样子。自然，我不能说平民就进不了政府机关。
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儿子的就业能力要靠老子掌握的权力来决定。今天的中国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某些大型国企等少数职业可以给你好的福利待遇之外，还有多少职业能够给予?不要太抱怨私有企业，一些私有企业确实是够黑的，但是就总体情况来说，他们要是按“规矩”办事的话，它们早就死完了。
可是公务员这样的优厚职业现在基本上是给利益集团垄断了，官员世袭化，公务员世袭化。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
现在大学生就业薪水竟然低到几百元的地步了，我估计，薪水低到如此地步的职业恐怕也不可能给你各种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了，我这里农村建筑工人中，木工瓦工这样的人一天工资是一百元，加班另算，还供三餐及住宿，而我们象牙塔里的黄金一代竟然比提泥桶的工人还凄惨，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一方面，中国获取国家权利的部门及企业的员工薪水之高令人乍舌，我可以断定，今天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部门的员工生活水准已经达到或超过港台韩国这些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便宜得跟奴隶一样，因此而获得众多的外国投资，我们的政府并且以此为荣，以中国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毕业后却只能获取几百元的薪水为荣，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南方广东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
我不得不佩服某些中国人的无耻程度，在这个国家里有数亿人迫切需要一个工作来养家糊口时，而我们的喉舌竟然说用工紧缺，要求民工不要过分挑剔，而就在如此低廉的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层出不穷的奴隶黑窑工事件出现，真是让人惊叹。
读个十几年书能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倾家荡产，那可真是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学校甚至靠检垃圾桶里的食品生活，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毕业即失业，毕业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不时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将平民翻身的机会彻底堵死，而现在的现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晋升机会已经基本被堵死，贫民永远是贫民，官员永远是官员。
民众不信神，民众不相信因果报应，民众没有希望没有未来，那么民众还能干什么?
第五节还有多少财富属于人民？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几年前就有正式披露：中国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由百分之二十的存户持有。我认为这样笼统的统计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请看国家统计的数据：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什么叫没有解决温饱?就是还没有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肚子保持饿着，身体保持冻着，我为何这么废话?因为对中国很多人来说根本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很多整天饕餮者认为野菜窝头好吃，他们估计会认为那些需要靠野菜窝头来糊口的人真是太有口福了。
那些一年收入不到九百元的八千多万农民，我可以担保，他们的财富基本为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的财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两亿多每天收入在一美圆以下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是极其微薄的，中国有九亿农民，其中也有很多人生活富裕，但是大多数人的状况可以用三个字表达：还活着。也就是勉强使自己的生活运转着，为了这种“运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或者在自己那点土地上拼死拼活的刨食，这里面有多少艰辛和血泪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城市里的贫民也许还有可以安慰之处，他们或多或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国家救济和照顾，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一般的估计在三千万左右。我的家乡属于中国中上等水平的农村地区，我这里的农民生活还算过得去，楼房逐渐普及，吃点鱼肉算是平常事，但孩子缀学厉害，主要是因为学费太高，很多家庭觉得供不起读书更划不来，农民如果生大病多数去医院治疗几天之后一般也就出院了，撑一天算一天。
从以上分析我可以认为：中国近十四亿人口中有一亿人属于被遗忘的群体，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有一亿人基本不存在拥有财富问题，也就是说“财富”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他们，还有至少四亿人不存在“购买”能力，他们仅仅能保证糊口，商品生产者完全不必考虑他们的消费能力，有一定购买力的是其余近八亿人口。
那么我对中国阶层的分类是这样的：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惊人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上万或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的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高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那么我可以认为，中国有六亿人拥有的财富微乎其微，几亿平民阶层拥有的财富肯定不及第一第二个阶层所拥有财富的总和多，中国的主要财富掌握在前三个阶层的手里。
第六节污染和妓女是中国的代名词
十来年二十年前，污染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它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流行的词语，可见二十年间江山变化之大。
城里的同胞可能不了解，现在农村中的癌症村非常多，这些村里的中青年人不是偶尔死一个，而是成批的死亡。为什么?是因为工业转移，城市要保护环境，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农村去了，本来农村那些小化工小染织等等已经是超级污染源，所以，现在的农村污染比城市还要恐怖得多，我一直想不透，搞污染企业转移，转移到其他地方就行了吗?难道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有一半不属于中国人的?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台湾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出结论：工业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发展，而且工业必须分类布局以便于污染的治理。而现在的大陆仍然是工业遍地开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去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难道我们的官员都是二百五吗?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要求官员都要去搞GDP，体制要求大家拼命增加税收。有税收才有钱花，有GDP才有官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国土注定成为死亡地带。
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不好确定，也不许统计，古时妓女只有较大型城市才存在，后来中小城市也有了，但是“据点”范围很受限制。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哪条街道没有妓女营业?别说大中小城市，就是镇子上哪个没有妓女存在的?别说市镇，有些地方连村里都开始普及妓女了。再偏远的地区，国道两旁都是妓馆连立，“妓”满天下。咱们的农村，水电气化没实现，倒是首先实现妓女化了，咱们的乡镇领导干部天天“闻妓起舞”，“妓”中报国，精尽人亡。农民兄弟有福啊，这比取消皇粮国税幸福多了，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阿波罗网配图：宋祖英维也纳音乐会，三个代表样本）
妓女是分多种的，那些高尚的、上层社会的妓女咱不谈，人家都代表咱们了。我们只谈中下层妓女，除了纯粹靠卖为生的妓女，还有无数兼职型妓女，在沿海“发达”地区，白天工厂里打工，晚上“做”的打工妹不计其数，此为“工妓”，价格低到过三四十元(也就是现在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市场不好，供过于求啊，生存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现在农村出去打工的女孩，相当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妓为业的，或全职，或兼职。大学每到周末，校园停满了小汽车，都是接美女学生为官僚资本家们服务的，数量更多的女学生则纵横于色场中，此为“学妓”，其数目无法统计。至于兼职卖的小女白领数量相对比较有限，此为“白鸡”。街头那些属于中老年享受型的“摸妓”等等就算了，不纳入妓女范围，否则范围太大，有“反妓扩大化”之嫌。
中国妓女之普及，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绩，其数量也许是大几百万，也许是一千来万，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数量有数千万，这个数字感觉太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妓女数量的总和也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妓女数量相比。
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2008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2013/0114/278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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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衰退进入倒计
[日期：2012-11-11] 来源：参与 作者：扬林帮
（参与2012年11月11日讯）中共18大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上作十八大报告强调，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给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现在如何？请看下中国的股市，沿海民企的壮况可知，中国的经济现已进入衰退倒计时。
2012年是中国经济见顶点，也是从牛转熊的分界点，在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不会在出现所有行业火热了，只会出现局部和行业轮动发展，当这种轮动发展热完后，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衰退。
中国经济走了15年主升浪，靠地产拉动的GDP却让中国百姓提前透支了未来15年的开支，未来的15年内中国百姓是消费力大大降低，因背负15年以上的房贷，日子过的紧紧的，未来15年内靠地产拉动经济已成过去，中共未来10年只能靠轮动出利好刺激各行业进行轮动走热带动消费，但不管刺激哪个行业都不会刺激百姓动则出手几十万到几百万和借债来消费，以后不管中共刺激哪个行业那都是一日热的冲顶，久不了，当所有行业都被刺激后...中国经济就处于严重的顶背离，最后崩盘而崩溃...中国未来经济的崩溃远比日本美国历害100倍，因为没有消费就没有经济，提前透支面临的就是缩小消费，因此未来十年中国的老百姓将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因经济衰退，中共的财政收入必然减少，财政收入减少使中共难以维持现在的巨额经费支出，（如2011年光维稳经费一项就达到将近7千亿人民币，超过军费，）这必然会使中共想尽一切办法去搜刮民财，因此，中国大陆的人民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在中国各银行的钱提出来，存到外资银行和可靠的地方，不进入中国的股市，保护好自己血汗钱，因应未来10年的艰难期。同时应积极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用一切手段跟中共斗争，促使中共早日垮台迎接民主中国早日到来，使自己的财富在民主、自由、法治的新中国保护下增值。
中国民主党（广东籍） 扬林帮 2012年11月11日于美国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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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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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窗》 作者：熊培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
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毫无疑问，近3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议价能力的成长。与此同时，在世人称道的中国奇迹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套有关交易成本的行事逻辑，今天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
为此，本刊专访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一方出价
《南风窗》：政府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无疑功不可没。而在这30年间，政府扮演的角色中，哪部分是迫切需要重新检视的？
秦晖：我觉得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形成交易费用降低。我从来是将这种交易费用加引号的，因为它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费用。
如科斯所讲，交易成本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的谈判，避免分散谈判所要支付的成本。比如科斯讲为什么要企业呢，一般我们讲每个劳动者都有能力或者权利当个体户，而不是受雇于企业，但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所以企业是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而且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进入企业的。但科斯绝对没有说过建农奴制庄园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按照有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却是没有讨价还价便是节约交易成本。第二，这个交易成本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一方的近乎强制的出价。
科斯有两本书题目就很好，一是《企业的性质》，我说按中国有些人的理解直接叫奴隶制的性质就可以了，而不是企业的性质了。他们认为企业的性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那奴隶制不是更符合这种性质吗？显然科斯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奴隶制其实是剥夺了许多人的交易权利，而科斯所谓的成本却是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企业与奴隶制庄园的不同) 为前提的。第二本书是《社会成本问题》，他为什么说是社会成本问题，而不说一方出价问题呢？我们一些理论家讲的成本其实只是一方的出价，另一方付出了什么他不予考虑，显然科斯是没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不是说科斯的说法就一定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就没有问题，但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问题也不能让西方经济学家来负责，而且和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
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谁能说我用刀抢了你，就降低成本？但是，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确很盛行。比如有人说，集体化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国家同无数小农打交道，成本很高，所以国家把大家集体捆起来，你不能讨价还价，交易费用就小了。国家因此得到大量廉价的粮食，但是农民饿死多少呢？这个算不算成本？他们不认为这是成本，而且制造了一个概念---减少国家与小农交易的成本。为什么就不是小农与国家博弈的成本呢？这个概念在科斯看来根本就不通的。有的逻辑是国家越容易把工人赶走，所谓交易成本就越低。你要说成本的话，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南风窗》：当国家成为资本家，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
秦晖：公共资产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是所有者，也可以说所有人都不是所有者，这不是主雇关系。私营企业解雇工人，在现代国家当然也会受到劳动法约束，但从主雇关系来说，解雇工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企业是我办的，我对资产承担风险，破产我可能要跳楼的。合同也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签订的。不同的是，在国有企业里厂长和工人地位本应该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的人要被赶走？凭什么有的人要做牺牲？凭什么有的人是能人而其他人连试试是不是能人的机会都没有？
相较而言，东欧国家的私有化讨价还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赶紧私有化，裁减多少工人由劳资双方来谈，国家不会动用权力来动员裁减多少工人，或将资产送给某些特定的人。所谓的回收资本最大化原则，公开、公正、全民参与的原则，或像证券私有化一样，每人一份，而不会事先考虑将工人赶走。当然转轨完成之后，劳资双方的协商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有工会参与的，不是说先将该赶走的工人赶走后再提出对剩下的工人有就业责任，更不仅仅是政府与能人两方面私下交易完成的。
《南风窗》：若干年前，我采访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他也对市长先生们高谈减员增效提出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
秦晖：所以我怀疑从减员增效到私有化有某种程序上的故意。当初之所以动用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或许就是为私有化做准备的。至于民企无所谓减员增效，因为一开始它就不会雇佣冗员。国家也许是有意识在产权改革之前搞减员增效，当然也可以说这有回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动用国家权力将工人赶走。工人能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却无法同国家讨价还价，因为工会也是国家办的工会。这种工会在工人与私企间能起一定作用，但在国企和工人之间显然倾向于偏袒国家。
《南风窗》：以前我们讲工会是福利工会，而不是权利工会。但不得不承认，这福利二字长期以来也是打折的。
秦晖：是啊，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充其量是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
尺蠖效应
《南风窗》：在不久前您的反思文章中再次谈到了尺蠖效应。通常说，左派要求福利，右派要求自由，左右相争即有所谓的天平效应。然而，在尺蠖效应中，天平左右却只为自己的利益倾斜。
秦晖：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南风窗》：就像将股市变成超级提款机，有人不断地设套坐庄然后提钱。
秦晖：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反正国有企业就那么点，搞完不就完了吗，就算是灾难、是腐败，反正有些人迟早是要富的。我说当权者如果真能承诺搞完这一次就不再搞国有化了，也就是说国有资产不再增加了那也行，但是当权者从来没有这样承诺过。有人把国有资产搞光了，又从老百姓手里搞国有化，然后一手国有化一手私有化，两手都不误啊！这样国有资产从来没有搞完的时候，而且还有越搞越多的趋势。
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但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在国企未改革前不急于设局圈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当股指从2300多跌到900多，等大部分小股民割肉退场，就等着大庄家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一下就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尽得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好处。
同样，在土地方面，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 ，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做起来也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
《南风窗》：尽管通常我们讲国退民进是中国转型的大脉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实务中，仍是国富论做得多，民富论做得少。那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在国民进退与财富流转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秦晖：我想，企业方面如果离开民主、自由的增进，那就是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你无法说到底是左一点好，右一点好，或者大国家好，还是小国家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只有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增进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否则就像我所说的尺蠖效应，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财富都不会流到普通百姓口袋里去。更糟糕在于，到一定时候上述国有化与私有化会再来一次，而不是有的人所说的一次性完成。
《南风窗》：但现在我们政府一年花的钱已经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
秦晖：所以说，既然不能制止搞国有化，凭什么有人把国有资产放进自己口袋里我们就不反对呢？凭什么说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行为会自我强化，会更加强国有化---私有化的积极性，最后是国家拿得越多，老百姓被拿的越多。
眼下大家讲分享改革成果，但是任何国家的这种分享都是争取出来的。我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可以一步到位地解决，但是我很反对党内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提法，其实改革路径根本不应该这样考虑的。这不是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的问题，也不是由党内到党外或者党外到党内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历来两种方向都是一样的，我想讲的是，实际上这个过程，用我的话来说是为自由而限权和为福利而问责的双向递进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指责权力越界了，尽管是在能够指责的范围内指责。但是只要你在不断地施加这个压力，只要不为其扩权提供理由，总的来讲，总会使其权力受限制，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还是会好起来。与此同时，要求政府做该做的事，尽该尽的责。在中国即使要求政府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是应该的，因为你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既然政府不承认自己的权力有边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其责任也是没有边界的。反过来说，你要求我的问责有边界，我也要求你的权力有边界。
人权优势
《南风窗》：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官商学常会提到后发优势。几年前，您谈到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虚假论、 崩溃论都不对，并且认为这种增长既非政府成功，也非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不相干，而将目光投向了低人权优势。如何看待这种优势与开放的关系？
秦晖：在闭关自守的时期，不准讨价还价的做法无法带来绩效，就像改革前的中国与今日朝鲜。但是打开国门后，它的确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低人权优势。许多人会来投资，而且你生产的产品会卖得特别便宜。但是，这种经济效益上的好处也带来问题，既让中国老百姓为血汗工厂支付成本，也让国外老百姓付出代价，因为这也意味着你会把人家的工会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为了竞争，国外资本不得不向你看齐，所以就有了资本内逃的现象，工会蔫了，福利黄了，整个 100多年来的劳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国外一些资本为逃避本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逃避工会和福利压力，流向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南风窗》：所以，在法国近乎戏剧性地出现了萨科奇这样既减福利又减自由的总统。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因素或者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面前多少有些进退失据了。
秦晖：所以说上面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坑了老百姓，而且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所以我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对外开放后，中国现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结果是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或许，中国奇迹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成立。至于说后发优势，后发的地方多了，非洲也有，但不像中国成功。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竞争力是下降了，但这个所谓下降，并非真的比原来落后，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原始积累，具有相对于文明国家的低人权优势。当然，如果南非从来就是一个封闭国家，那它过去就不会有奇迹，现在也未必会比过去差。只是在开放世界中，过去能够用的办法，换了新办法可能就赚不到原来那么多钱了。
《南风窗》：世界资本流向人权洼地以获取更大价值的趋势不可否认，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比美国自由。
秦晖：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纪念会上说的。张五常站在美国的立场骂欧洲，然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骂美国，得出结论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议价权与责
《南风窗》：让民众能够充分讨价还价，不仅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也在客观上可能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因为无厚利可图选择退出。换句话说，讨价还价能力的上升将形成一种全新的退出机制。
秦晖：最好的出路就是民众有条件和政府讨价还价，让政府承认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当政府为自己牟利的事情做不成，为民众做的事情推不掉，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如果权力无限，责任又没有，可以想见，谁也不会轻易让出这个交易的。权大责小的官谁不愿意做？谁要来抢，我就和谁拼命。
有意思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前，它们从来都是要求政府给自己最低价的肉，政府没做好就批评。在有的人看来，团结工会是波兰最反动的力量，因为强加了政府许多责任。当团结工会自己执政了，就把许多责任取消了，物价也高涨。不过老百姓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政府是自己选的。
波兰也不是没有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老百姓当时没有投它的票。选举时也有人主张，你让我集权，我给你廉价的肉，但是你没有投它的票，这样你也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起一套讨价还价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放任政府或者福利国家，福利和自由放任是可选择的。但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给我更大权力，或者相反，老百姓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南风窗》：社会在讨价还价中进步。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就，不仅伴随着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社会同政府的议价能力的成长。
秦晖：问责方面，像汶川这样的地震，如果政府不救灾，以前(比如唐山大地震时期)可能无法指责，甚至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这种责任很明显是绕不过去的。同样，包括最低收入保障法的出台也是社会不断推动的结果。只不过现在的讨价还价做得还不够。而且，学界的左、右派还在不断地为政府部门消解社会压力。右派讲这些福利要求是不应该的，政府用不着承担这些责任；左派在说限制权力是不应该的，政府权力应该更大……如果左派不停对政府问责，右派不停对政府限权，政府就会有改革的动力，中国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有希望。如果相反，左派为其扩权，右派为其卸责，当然政府就越来越不想改革，而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社会向前发展，也难免有人拉社会进步的后腿。尽管如此，30年来，中国在整体进步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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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中国经济直面临界点 大衰退正来临
作者�牛刀
【大纪元2012年10月06日讯】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1500年前后是一个临界点，那时的全球很多国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的统治者没有珍惜这个时机，与世界文明失之交臂，从此落后世界500年。
临界点的出现
中国的历史常常令人惊奇，在惊天动地的一刻，时常会出现逆转。我们关注的是往哪里转？目前中国的矛盾，从资本的角度看，是国家资本、权贵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尖锐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国的各大财团都是权贵资本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圈地运动的形式掠夺民财，致使中国的住宅价格体系出现天大的泡沫，世界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鬼城和空房遍布全国，并导致制造业出现整体性崩溃，国民所有的财产都凝固在不动产上，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中国家庭资产78%在不动产上，由泡沫和债务两部份构成，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内需增长。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中国经济的大衰退正在来临。在这种大衰退中，货币滥发已经失去作用，只能增加政府和国民的负债，而债务危机正在爆发的过程中。
中国GDP2011年只有47万亿（水分至少20%），而金融系统总负债105万亿（这个没有水分），是GDP的223%，全世界罕见。仅这一个数 据就能说明问题，那就是继续投资就是继续增大负债，尽管可能拉动一点经济增长，但是，后果是金融体系就将崩溃。这个数据其实就是一个临界点，周小川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政府债务是GDP的126%，意大利超过120%就发生债危机，但是，这些国家债务风险很分散，比方说，中国日本就持有美国债券，而中国债券却只有全民承担，按13亿人口平均，每人承担债务8万元。而且，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购买中国债券。如果经济大萧条，全民承担债务的能力根本就没有；如果经济增长，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依然会下降，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官员更加腐败。中国目前的政府债务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是一团烂帐，究竟是多少，谁都不知道。因为这种体制是一个短期体制，本届政府干完这一届就不会管下一届政府究竟如何干，因此，大家大干快上，能捞尽捞，贪官污吏遍布天下。这种体制上的缺陷，只能激发贪官污吏搞项目拿资金，全然不顾资金从何而来，又怎么还账，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这种现象的出现，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是上层建筑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体制不顺，经济发展越快就会出更大的问题。继续高速发展，只有一条路：崩溃；如果降低经济增速，所有矛盾就将爆发。
什么是临界点，无法走了就是临界点。
临界点会发生么
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史上，在西方每当发生这种历史性的临界点，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历史往前走。比方说，曾被喻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开始衰退后，美洲迅速崛起，华盛顿永远为美国人民所敬仰，世界人民所瞩目。再比如，1500年前后，这个被誉为世界文明史的分界点，英国在此之后推动 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明朝自永乐大帝之后就开始衰落，到万历年间连作坊式的小工业都滋生腐败，张居正无奈将小作坊都掐杀了，这就是所谓倒洗澡水连孩子都倒了。一直到如今，落后世界500年。
从历史来分析，中国历史到达临界点后往往不是朝前走，而是往后退。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剧。近年来，1989年也是中国开始出现临界点，就是一个 典型的事例，关键时刻，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摁住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这种悲剧可能还会发生。发生的基础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封建势力。所有推动历史往前走的思想都会被掐杀，推动变革的人会被杀头。
这是我们的悲剧。这是时代的不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临界点在何时发生
有的网友分析说，18大会发生临界点。我回答他说，这是见鬼的事，18大只是权力的再分配，根本谈不上出现临界点。中国要出现临界点，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一场大的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才会促使中国社会重估一切价值，彻底打破体制上的桎梏，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人人都在觉醒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临界点。
遗憾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昏睡之中，永远不醒。
（来源：作者博客；责任编辑：李文慧）
中港台时间: 2012-10-06 04:24:35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0/6/n36993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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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现在正处于人民币崩盘前夜
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崩盘，现在正处于前夜。(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2年11月17日讯】在中国的乱世之中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委实不多。这从最近的电视和报纸上的评论，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处在混沌之中，搞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出了一点什么问题说什么的都有。比方说，对人民币目前的异动，在汗牛充栋的观点中，大约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QE3是美元释放出来，典型人物是大学教授。
他们的逻辑是：首先，中国经济下滑接近底部，最近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表明，一些代表经济景气的指数出现回升的趋势。虽然中国经济今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毕竟，这里的投资回报率还是更高的，当经济企稳与高回报相叠加时，对资本的吸引就会产生。相比美国，其国债收益率和存款利率都非常低，一下子印那么多钱(QE3)，前两次的经验已经表示，这些钱不可能完全流入到本国的实体经济中去，中国香港、中国内地都出现了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与QE3的关系十分密切。
对这个观点，我的反驳是，这些儒夫子始终走不出书斋，本次QE3根本就不可能释放美元出来，我已经在博客上讲了多次，这次不再重复。
第二种是舶来的观点。
新加坡一个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最近发现海外的投资机构开始对中国股市表现出兴趣，只是限于额度的限制，还不能大规模进入。但他说，这是一个信号。
对这个观点同样有诱导之嫌，我认为只是机构对中国萎靡不振的股市的一种炒作，没有任何价值。
第三种是市场人士观点。
外汇资深人士何志成认为，“一方面跟央行逐渐放手有关，另一方面跟市场不成熟有关，还带有很重的结售汇市场的痕迹。我认为，当前连续触及涨停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性因素，是上个阶段企业银行推迟结汇增持外汇头寸的结果。”
这个观点是解释市场表象，没有反映市场的本质特征。
第四种是开发商大叫买楼，说是热钱进入，必定会炒楼。这都是傻瓜，可笑的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连续十二个交易日涨停的呢？这事应该是这样的，自2012年4月16日以来，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波幅加大到1% 时，人民币即期汇率一直随美元涨跌，美元走强，人民币下跌；美元走弱，人民币上涨。唯独这一次是个例外，在人民币走强时，美元同时走强。这是一种违背规律的现象，是应该特别警惕的，因为这明显是有国际资本在买入人民币，每一天买入量非常大，一直到拉住涨停，而且，连续12个交易日不停止。我们要研究的是， 为什么这么大批量的资金在此时买入人民币，而在买入人民币的同时，却没有发现美元汇率的下跌？这里面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因为买入人民币的国际资本只能是美元，原则上在市场买入人民币时，美元指数应该下跌。这里面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民币不是国际主要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没有参加美元指数只是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可以撇开美元指数的走势来谈人民币市场动态；第二个是在第一个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来研究人民币这次异动，就会形成另一种逻辑，那就是这一次国际资本买入美元是为了以后的卖空。
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看见国际资本已经买空了人民币资产，累计了大量的筹码，因为我们印的钞票越多，他们买空人民币资产累积的筹码也就越多，在发起总攻之前，他们会算一笔账，他们手上的筹码是不是具备足够的攻击力，如果不够就要在2013年2月份之前增加筹码，而增加筹码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中国官方借入人民币，还有一种方式在是在市场买入。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一是中国官方报导：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增加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RQFII)投资额度，至此试点总额度达到2,700亿元人民币。据悉，近期RQFII及QFII资金汇入速度明显加快，相关机构踊跃购买，预计本次新增的2,000亿元额度也将很快用完，届时监管部门还会继续增加投资额度。这种行为可以认为是向中国官方借入人民币。
另一种就是现在的市场表现就很容易解释了，那就是做空基金正在拚命吸筹。我在微博上解释这种现象是因为无法说明方法问题，只能告知网友最后的结果，那就是：现在人民币涨得越多，明年就会跌得更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崩盘，现在正处于前夜。本书要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惊心动魄，震撼全球。相信大家从中可以悟出相应的道理。
（来源：牛刀博客；责任编辑：李文慧）
中港台时间: 2012-11-17 03:43:42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1/17/n37319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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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中国经济正在崩溃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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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滑，跌至7.6%，考虑到社会稳定以及不无存在的虚报数据因素，官方公布的数字应该相当保守了，实际情形可能更为严重。受此影响，中国股市也在9月下旬跌破3年半以来的最低心理点位2000点关口，由此成为全球股市中除塞浦路斯外表现最差的市场。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余年的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后，首次呈现出持续疲软态势，引发国际经济界和舆论界关于中国经济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硬着陆”的担忧。美国goodseek网站甚至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虽然中国经济整体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奇迹”跟前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大发展差不多，时过境迁才发现只不过是个“大骗局”。
尽管上述结论不无武断嫌疑，却真实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前景最为悲观的预计。诸多迹象已经或者正在显示出中国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和脆弱性以及外界对其未来的不信任情绪。中国股市的低迷表现正是经济发展现状的生动写照。在全球经济普遍困难的背景下，攸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等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势。
从消费层面说，高储蓄率、低消费欲望、消费结构严重畸形、多数人消费能力不足是面临的主要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降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试图刺激消费的一系列措施，但对经济不景气的担忧和对收入增长的保守预期还是对民众的消费趋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导致内需持续不振。
从投资层面说，从2011年底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连续10个月下跌，工业产出增长速度落至3年来的最低点，除此之外，受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经济降速影响，不少外资从中国抽离，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而从国内来看，由于商业环境的恶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摇摆浮动，对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未来安全普遍产生担忧，因此新富阶层纷纷寻求移民海外，从而推动形成了2010年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潮，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经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与此相应的是国内投资的大幅减少，投资中唯一的亮点是政府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后，中国政府出台了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但也存在投资效率低下、国私企业间分配不公以及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对市场经济公平秩序的破坏和腐败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恶劣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此带来的投资收益，尤其是政府投资集中于房地产业等非生产低效产业，本质上是一种泡沫，增加了经济风险。
从出口层面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市场动荡不安，中国渐失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优势，出口订单和国际贸易均大幅减少。在上述经济增长的几个指标上，中国都失去了动力、需求或者活力，引起经济总体放缓。虽然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实施“保增长”政策策略，不过在短期内能否扭转局面，再现以往高增长的势头，前途确实堪忧。
在投资、消费、出口全面下行的情形下，中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的问题和原因，进行正确的诊断，并据此实施有效的改革，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否则现状就难以改变，不仅“保增长”的目标很难实现，而且即使实现经济增长，也只不过是短期行为，终将为更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买单。
回顾改革历史，中国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适应式”改革阶段；二是主动因应挑战，重点加速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三是“摸石头”上瘾，改革陷入瓶颈难以自拔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两大思路下，从农村到城市，边试边闯，集中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和以“经济特区”为主要切入点的城市经济改革。在这一阶段，国家体制和机制随着形势的需要进行审慎的有限的变革，致使20世纪80年代末期，各种矛盾积聚到临界点上，却无主动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矛盾得到了恶性发展，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并在此后约两年时间里使改革陷入沉寂期。
第二阶段，经过短暂的社会共识凝聚，执政者在对改革的政治后果进行反思的同时，面对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重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为标志，再次启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这中间又以强化政府经济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但有意疏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相协调的目标。
第三阶段，受益于江泽民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显现效应以及中国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后外国投资和出口剧增，中国经济持续实现高速增长，这时候，一方面客观上各方面矛盾累积到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的阶段，一方面主观上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显成效后也积聚了相应的实力，可以腾出时间将经济目标扩展到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了，于是“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致力于解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生成的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最后都受阻于政治体制这个核心障碍而无所延伸和拓展。
纵观二战后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进程中都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其中以拉美和东亚最为典型。在东亚，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迈进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以中等规模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发展历程为例，我们可以一窥堂奥。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7年超过3000美元，仅用了8年，到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战后李承晚政权建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土地改革、处理没收财产以及接受外援等措施，缓解了韩国的粮食和物资困难的境况，但是资金和原材料以及技术不足、过多地进口粮食等造成了农业和本土产业的崩溃，大量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小企业由于被排除在财政、金融援助之外，过于依赖高息民间贷款，陷入经营困境。此后，李承晚政权制定了包括培育中小企业政策在内的产业开发三年计划；张勉政权继而发展为建立自主、自立经济和反垄断的“制订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和“五一六”军事政府的计划方案；军政府成立后，又公布了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动员国内资金发展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及基础产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利用外资发展以第一产业和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工业，建立两者结合的自立经济体制，由此实现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GDP年平均8.9%），出口急速增加（年平均41%），人均GNP快速增加（21倍，从80美元增至1640美元）。但韩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的动员和国民的牺牲（低工资）为前提，通过国家控制内外资金的筹措和分配、向财阀提供优惠条件实现的，因此导致了垄断强化、过剩、重复投资、外债增加、贸易赤字激增和近一半企业陷入亏损等不良状况，同时，政治与经济相勾结导致腐败丛生，生产效率也随之降低，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脆弱性。
在此进程中，韩国之所以能够超越自身困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是因为在朴正熙执政时期制定了“维新宪法”，为逐步结束军事独裁体制创造了有利条件。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是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根本和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和韩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鼓励地方进行改革实验和摸索，还是发展到后来有意识地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都是采取自上而下动员的方式，政府对经济的计划都占主导地位，在资源的调配中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使其逐渐摆脱困局，广大民营经济也以顽强的成长精神依赖民间高利贷获得长足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国资本和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强，以低工资吸引外国高污染、高能源消耗的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拓展外国市场，扩大出口贸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两方面从数量以及质量上都获得积极正面结果，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民族产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升，外国高附加值产业也在逐步落户中国，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使中国经济延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由此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破坏遗祸万代。
在国民消费欲望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为了维持经济和财政高速增长，重点培育房地产、教育、医疗等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场，推高房地产、教育和医疗等价格，等于是变相盘剥国民收入。事实上，除了国有企业改制直接导致大批工人下岗承受改革“阵痛”等“肉眼”可见的现象之外，政府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以及在房地产、教育、医疗等行业实行的高价策略，都使得国民在改革和发展中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就连近些年来强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根本目的一方面当然是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令其放心消费。正是由于上述出发点，因此迄今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弊端和隐患。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出于对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失控的恐惧，中国试图走一条实行政府主导型混合式社会市场经济主义模式的道路，这一模式的核心是要同时保持集权主义体制和市场经济手段，并在两者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当经济和社会出现风险倾向时，集权主义就会抬头，并在政府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引发经济和社会紧张；当经济和社会风险降低时，市场取向就会和集权主义体制保持某种和谐局面。在社会市场经济主义模式条件下，集权主义体制的根本保证是国家掌控经济、行政手段以及与其相匹配的资源，并在经济运行中进行领导、组织和监督。
除了这一体制下将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民利益受到盘剥，扩大两极分化和贫富分化以外，它还会引发以下结果：如果缺少必要的制约机制，权力寻租就会成为常态现象，政府腐败将无所不在，政府官员以及其亲近收获大量利益，腐蚀政权肌体，动摇其合法性基础；对经济发展形成束缚，特别是为民营经济发展制造人为障碍，造成经济不平等，不利于培育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国进民退”现象可为例子；政府投资效率低下，引起过度、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和国有经济生产率水平降低，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权将无法有效确立，受制于政策摇摆因素。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由于外国投资和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更依赖内需和国内投资，这一体制衍生的诸多弊病，将深刻影响国民信心特别是富人阶层的信心，导致内需不振和国内资本外逃。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如无有效应对之策，将有可能使经济全面崩溃，造成灾难性后果。
现在，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能否突破既有格局，更进一步开辟新天地，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取决于执政者能否顺应历史大势和国民需求，最大程度地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展现政治勇气、智慧和决心，攻坚克难，在改革的关键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http://19962696.blog.hexun.com.tw/80271091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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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跌跌不休 投资者信心尽失
2012-10-05 05:14:56
中国股市持续走低，9月26日大盘再度跌破2000点心理关口，投资者信心尽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股市存在长期制度缺陷的结构性问题，由于08年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四万亿投资所带来的后遗症太大，因此他坚决反对政府出台政策救市。
中国股市年初2212点开市，一度涨至2478点高位，但是近几个月来却持续下跌，整数关口连续失守，自8月20日盘中失守2100点时隔仅一个月后，9月26日大盘再度跌破2000点心理关口，创下2009年2月3日以来新低。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造成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的原因有中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也有周期性调整所产生的波动问题，更有全球对未来预期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孙立坚(录音):周期性的问题呢就是整个资本市场，资金的一个进进出出，可能就会和现在的一个经济形势、企业利润、货币政策的松紧都有关系，而这些东西都跟着经济周期在波动。外部性的因素就是全球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会影响到中国股市的情绪，这个也会跟着人家走，甚至也会出现一些资金的离场。主要的就是中国股市的支柱还是在于好的企业，这个良好的表现这是关键，而不能通过反周期的政策出来，或者多投点钱，它会带来短时间的这种效应。但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的话，长期的效应是显现不出来的。
孙立坚还表示，如果中国股市有退市的机制，股民在选择股票时，会按照公司营利的高低，安心的去寻找有投资价值的潜力股，可以理性投资获取稳定可持续的财富增长。
孙立坚(录音):现在问题是好坏股都混在一起，鱼目混杂就造成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总是投机的性质，这个就是结构性的问题，要把好的企业留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而现在因为我们的一些缺陷，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当初没有退市机制，现在提出来，一下子要它来承担这退市的风险，这个当中怎么来处理好这个问题。现有的股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怎么样来缓解，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需要一个智慧，短时间内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孙立坚还指出，中国股市不能光靠政策作用，关键还是要企业自身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他坚决反对由政府投资几个几万亿的大工程的政策来救市。
孙立坚(录音):股民还是跟政府政策走，他也不看这企业好不好，他发现政府现在是重视消费，那么他就是炒作消费板块，你就会看到消费板块带动整体股市的上升。但是你真正要扪心自问这消费板块有多少企业是真正能把消费行业做强做大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为股民创造财富，但是现在倒过来由企业创造财富的功能，变成由股民资金的进场，不是一个资金带动的实质效应。企业才是创造资本市场活力的根源哪，如果没有好的企业没有好的业绩表现，那么这个资本市场一定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没有任何财富增长的效应。
孙立坚还认为，政策是不可持续的，08年的政府的四万亿投资，带来后遗症，比方说地方债的问题，还有房地产的投资过度集中的问题。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倩 杨芳采访报导
网友评论
匿名 中国共产党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是一个邪恶无比的反人类、反人性、反自然的流氓犯罪集团，它是人类社会的万毒万恶之源，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它的存在已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吃里扒外、绝灭人性的流氓强盗卖国犯罪黑帮共产党对外软弱无能、卖国求荣；对内横征暴敛，烧杀虐抢，不但剥夺了中国民众最基本的人权，而且,霸占和破坏了中国人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并利用教育、医疗、房地产、金融、税费、自然资源、能源交通、通讯、血汗工厂等行业对国内老百姓进行全方位疯狂地抢劫压榨与剥削掠夺；利用教育、媒体对老百姓进行无耻荒谬地洗脑欺骗与愚弄奴化；利用共产流氓法制对国内老百姓进行野蛮残酷地迫害与杀戮。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一条路：全民团结起来，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共魔的欺凌奴役；为了使我们的家园不再遭受共魔的贩卖践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用自己的智慧和所能加入到抵制与剿灭共产党的潮流中来，彻底埋葬这个祸国殃民60多年、建政后残暴杀戮8千万中国人民的流氓强盗卖国犯罪黑帮中国共产党，结束共产专制，实现民主宪政！
大陆民众 10/7/2012 01:16:14 AM
匿名 以共产党邪恶理念施政，注定了有此如今的结果！这就是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 10/6/2012 10:55:57 PM
匿名 中国股市是贪官污吏们设计的招摇撞骗的骗局，因为不是赌局所以十赌九输，中共犯罪组织通过控制新闻媒体颠倒是非、招摇撞骗，把中国的股民当猪宰，控制新闻媒体还不准猪叫更不会让猪反抗，在最近5年中就骗走投资者47万亿的钱，很多上市公司骗走数万亿的钱，十年都不返一分红利给投资者，连钓鱼用的哪点点饵料都不想出，平均返给投资者的红利还不够交易的费用，害得不知有多少股民倾家荡产，为保住贪官污吏们的利益，又不想改革实行强制分红制和减免重复收税，只想继续招摇撞骗，在中国不知有多少股民被中共洗脑洗成了是非不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猪股民，按中国的法律股民们有权抄没、烧毁证监会和深沪两交易所，拿起武器杀死哪些中共犯罪组织的贪官污吏，做共和国的卫士，中国护法的使者，见此贴者尽快转发去唤醒哪些被洗脑洗成的猪股民 10/6/2012 08:25:06 AM
匿名 同意匿名朋友的建议 10/6/2012 07:26:11 AM
匿名 劝股民不要炒股，老老实实做守财奴 10/6/2012 07:09:59 AM
匿名 至少还要有美国那种规范的股市制度。 10/6/2012 04:54:14 AM
匿名 中国大陆股市止跌的两个必备条件： 1.江泽民死。 2.共产党亡。 10/6/2012 01:53: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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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速滑入养老金黑洞
RFA 2012-10-01
路透社星期一发自中国的一篇分析文章称，中国加速滑入退休金黑洞，改革养老体系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将是中国新任中国领导人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养老问题究竟有多大，路透社星期一的分析报道说，中国超过65岁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一亿二千三百万，几乎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数。面对目前如此庞大，而且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增大的老年人口，路透社引述经济学者的预测表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亏空将从2010年的2.6万亿美元，飙升到10.8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
在深圳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职业工作者孟醒先生以自己的生活为例表示，中国的养老问题的确十分严重，他将来的养老得靠自己：
“虽然职工按要求缴纳的养老金不会出问题，但养老金的管理却可能存在很大漏洞。 再者，公务员不缴纳养老金， 将普通人员缴纳的养老金也摊分给公务员，养老金黑洞能不大吗？我此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政府精简人员时我自动退下来，当时政府答应将来也给我发放养老金。至于将来政府履行诺言和给多少，我自己并没有答案。我对未来由国家养老没有信心。”
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网上的资料显示，国家公务员在职期间无需缴纳养老金， 他们退休会领取的养老金却是工作时缴纳者的三倍。
在江苏苏州开办茶庄的顾志坚先生表示，中国养老金出现这么大的缺口，说明政府缺乏前瞻性，不负责任；养老金问题在中国其实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觉得政府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从来没有一个执政意识，有的只是掌握权力，没有执政意味着对百姓责任的意识。这是导致今天养老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政府真的以民为本，考虑百姓的利益，今天的养老问题根本不会出现。”
虽然顾先生同样也不指望靠政府设计的养老制度老有所养，但中国政府以及相关学者还是提出不少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的两个办法是，推迟退休年龄和划拨国有资产填补养老金不足部分。对此，孟醒表示:
“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不可取， 很多老百姓肯定不答应， 国家的执政党也会由此失去民心。另一方面，现在国家这么有钱，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理应拿钱填补养老金的不足。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出钱填补缺口，然后改革养老金制度，养老金的问题将不成为问题。然而，看看现在的中国政治情况，解决养老金问题的希望不大。”
路透社星期一的报道还引述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的话说，如果假定中国经济保持每年6%的增长率，到2033年中国养老金"黑洞"的规模将相当于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40%。如果中国养老金问题解决不好，这一抽象的宏观数据将会具体验证为：在中国，老不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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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7点是最后的逃命机会和房地产的最后逃命
刘军洛 (2012-09-05 11:57:33)转载
目前，中国股市为什么是全球最惨的市场？2010年9月《高等的文化控制》一书中，指出——“美国中央银行行长再次在其的《大萧条》著作写的明明白白——1930年大萧条周期中，汇率变相升值的国家，股市会死的最最惨。”2010年9月，人民币是加速度升值。所以，大家了解一下经济学的历史，就肯定不可能在3000点看好中国股市。
在2011年1月《金融世界的伟大》一书中，讲得非常明确，所有的交易信号和经济理论都说明股市3000点将是最后逃命的机会。原文如下：
“大家非常平和的看一下上证指数，2009年7月高点是3454点；2009年12月高点是3334点；2010年11月高点是3185点。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并非好转，企业面对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劳动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和货币升值。2011年中国企业怎么办？中国股市实际是已经非常明确了中国企业问题将大爆发的信号。把上证指数2009年7月高点是3454点；2009年12月高点是3334点；2010年11月高点是3185点，这3个不断形成的越来越低的高点，这是市场力量的手形成的一个强大压制线。我们要注意这个压制线。市场形成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只是在这个趋势过程之中，结合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去布局这个头寸，我们要根据这样的特点去布局头寸。根据PE与VC知名研究机构清科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今年前11个月的IPO家数与融资额均占据全球半壁江山。
1~11月，共有416家中国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占全球总数的61.4%；总融资额达913.36亿美元，占全球总融资额的55.4%。另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6日，A股市场募集资金规模为9346.44亿元，除去募资费用，实际募资规模达到9105.71亿元，超过此前最火爆的2007年，当年募资规模达到7985.82亿元。在中国经济极端依赖资本市场融资和信贷市场高杠杆时，中国央行2010年12月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2010年内的第六次。粗略估算，此次上调后，中国央行可一次性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3000多亿元。此前，中国央行分别于1月、2月和5月以及11月10日、19日，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用以在平抑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的同时收缩流动性。至此粗略统计，六次上调存准率后，中国央行一年中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达到2万亿左右。实际上中国央行调控的目标，最终是减少至少10万亿流动性，把广义货币量从目前的70万亿降到60万亿水平。所以，大家要知道2011~2012年中国市场将是极端的资金焦渴年。市场形成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摘自《金融世界的伟大》一书
而随后，进入2011年下半年，我们也如期的看到中国市场上，大量企业的资金成本上升到毁灭性的15%~30%，甚至更高的水平。正如《金融世界的伟大》一书出版后的4个月时间，我们再来观看中国股市2009年7月3454点到现在2043点的走势图。当时，是非常艰难的在2011年4月推进到3067点后，也就是把2009年7月高点3454点，2009年12月高点3334点，2010年11月高点3185点，这三个点连成直线形成的强力压制线水平处，我们再结合中国央行当时强力紧缩的货币政策，所以，股市的强力压制线是非常清楚，所以，市场的信号和中国央行的政策在那个时刻都明确说明——3067点是最后的逃命机会。
那么，中国房地产现在上升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中国央行是中国历史典型的技术官员。他们的特征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目前，他们被美国骗了，干了3个战略性错误的事情，（一）4万亿财政扩张；（二）大量购买了欧洲债券；（三）2010年6月，让人民币继续升值。这些都是灾难性的战略性错误。为了，弥补这些战略性错误，中国央行未来会选择牺牲股市和房地产。
现在，股市的牺牲才刚刚开始。而房地产上先搞了一个“限购令”，让大量刚性需求大量积累。到现在，再迫使刚性需求集体性释放，由于是长期大量积累，所以，这种释放的力量就非常大。这样，就可以保证全部的刚性需求高位进场，减少银行业和房地产大商人的债务风险。
未来，中国央行的政策将是——大规模扩大债券市场和人民币汇率贬值。但是，为了保证“大规模扩大债券市场和人民币汇率贬值”未来的推行，今后，首当其冲的将是拼命牺牲房地产。同时，美国交易者的套利届时将会放大这种牺牲的陪葬程度。仔细想想，100个人本身是分10天购买一样东西，平均每天10件。现在，让100个人一天内购买，场面自然火爆。所以，中国央行都是在有计划的，诱骗大量刚性需求高位进场，然后，再牺牲大量高位的刚需们，好弥补自己的战略性错误，同时，又不伤害中国的银行业和中国的房地产大商人。
这正如，前一阵股市2200点的时候，郭树清开始大谈特谈股市将会有强力的政策支持。当时，本人写了一篇博文《回答新浪微博网友股市为什么会到1000点》，指出——“文人当官员，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不择手段。所以，郭树清只是玩弄无脑的中国屁民们去高位做多中国股市。”未来中国股民被牺牲，将是最最廉价改革中国货币和汇率泡沫、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的手段，这一点，郭树清是非常清楚。
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和世界经济历史，不要在黎明前被牺牲。所以，今天中国房地产的上升和2011年4月中国股市的3067点一样，将是最后的逃命机会。
刘军洛
2012年9月5日星期三
一些网友询问如何购买本人写的书。购买书的方式，http://shop61009734.taobao.com/是通过淘宝liujunluo66（请认准卖家）。
经济学其实是一门——行为方式演变的学说。所以，我们观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了解世界交易体系中存在的各种人群、世界工业化体系中存在的债务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包括各国国家的政府利益的倾向等等。
对于，看我写的书的朋友，普遍会认为比较难以理解。我认为这应该正常，因为，大家至今为止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家说，只能说是1+1=2的小学教育。2008年2月，我写的博文《股灾先生——伯南克与短暂的大萧条》中，指出——美国央行当时大规模的降低美元利率，是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的困局，包括是会导致全球经济很快将陷入世界性大萧条的陷阱。
当时，许多中国人嘲笑本人。因为，经济教科书中写的非常清楚——降低利率，是大量释放货币的行为，是会引发市场的流动性宽松的情况。事实是，当时全球交易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日元套利交易者，所以，表象上看美国央行是在释放货币，实际却是美国央行是在紧缩货币。所以，至今为止中国市场上的经济学家们是没有人能够提早预期到2008年世界性大萧条的爆发。
这样，大家就应该理解，经济学是一门巨大空间的学说，他需要你观察——交易体系、人性文化、政府利益、企业债务、银行业的文化，甚至于企业家的文化偏好等等。所以，这也是一场比较大的系统性锻炼过程。
那么。我们平民百姓们为什么必须要参与到这种高强度的经济学的系统性锻炼呢？答案——因为，中国没有经济学家们，所以，我们只能参与到这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全球金融角斗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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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效率国企危害中国经济
2012-09-14 08:14:10
国有企业享有优惠政策和补贴并且垄断市场，还占据着大量资源、土地和贷款，却效率低下，平均资产回报率远低于私有企业，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赵农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认为，国企实际上是为了经营者、当权者在谋利，效率低下的国企已经危害到中国经济。
国有企业过去10年实力不断得到增强。去年有73家内地公司跻身《财富》杂志全球500强，其中68家为国企。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赵农表示，中国国企主要是依靠优惠政策、补贴和市场垄断来获得利益。2001年至2009年，国企年平均资产回报率约为 8.16%，低于私企的12.9%。若排除优惠政策和补贴，国企的真实表现可能更糟。
(录音):不要搞垄断等等.，它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在账面上它也比非国有企业要差。很多的国企，账面上都是要营利的，但是它免费的使用了国家的很多资源，所以这样算下来，它实际上属于亏损，况且他降低了社会福利，实际上也降低了生产的效率。我们计算了2001到2009年，它总体上都还都是亏损的，如果把这些该交的地租要交，优惠政策给它去掉，给它的补贴给它拿掉，该交的都给交足够，还有廉价的贷款这些东西全去掉，资产收益率是负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每年都有数万亿元被不公平地分配给占据垄断地位的国企。它们占据着大量资源、土地和贷款，但效率低下。 赵农表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拖，现在很多账面上没亏损的国企实际上都是在亏损，何况那些没有效率长期亏损的国企，效率低下的国企已经危害到中国经济。
(录音):现在报纸上所讲的亏损企业，是指连账面上也已经亏损了，这就是更糟糕，效率已经惨不忍睹了。一要打破这种行政垄断，你不能公权力和有国资本结合在一块，利用这种特殊的便利来搞垄断，赚取账面利润。第二我们希望他能够以赚钱为目标的这些领域当中，慢慢的退出来，不要与民去争利，因为国有的出资人是政府，政府的目标是提供公共平台的，而不是用来赚钱的，要把公权跟赚钱这两种事结合在一块，这就是目前当下很多问题的生存根源，因为很多人打着是以国家利益为旗号，实际上是为了经营者、当权者在谋利。
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在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水利和交通设备等行业所占比例从40% 至95%不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倩 杨芳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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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的中国国企
更新时间 2012年10月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58
中国国企的海外扩张越来越受到质疑
曾是中国经济发展顶梁柱的国企如今面临新的难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国企日益陷入困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文章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一家中国控股的公司购买美国风力发电场为例，指出，无论奥巴马的决定对错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受到怀疑和质疑，这令中国商界和领导人担忧。
文章说，对中国企业持怀疑态度的不仅是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就连刚迈出民主步伐的缅甸也对中国国企反感，中国计划在缅甸投资兴建的大坝和输油管工程都被迫受阻。
国进民退
中海油收购加拿大Nexen能源公司的计划在美国遭遇阻力。
文章说，这种狐疑的态度反映的是国企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关系。很多人认为国企的发展带来的中国的崛起，但事实恰恰相反，国企成为中国发展的受益人。
文章说，时至今日，国企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1990年代，为了防止国有资产落入少数寡头手中，中国通过提供廉价的贷款、土地和能源扶植了一些企业，以便将资产控制在党的手中，其中的佼佼者发展成为全球领先企业。
比如，中国电信和中国石化两家国企在2009年的资产比500家最大的私企总和还多，中国鼓励重要行业的国企整合，保护他们免受国际竞争，造成“国进民退”的现状。
国家受损
文章指出，如果国家抽走对国企的资助和隐性补贴，很多国企将面临亏损；这些国企很少回馈政府，很多财富都被国企老板中饱私囊，或进贡给了政治庇护人，这些人很多都是重要领导人的子女。
文章说，国企阻碍了资源的有效分配，损害了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也扼杀了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创新能力。
中国必须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开始对国企私有化，实行开放竞争，让私营企业加入，推动经济的发展。
文章最后说，温家宝总理曾表示要打破国有大银行的垄断，但由于温即将卸任，未来中国领导层谁会继续推进这一举措，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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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破2亿 养老问题严峻
【大纪元2012年10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农历9月初七（西元10月23日）就是中国传统敬老日“重阳节”，据中国大陆老龄工作委员会透露，201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同时长期以来，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以及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给7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赡养老人问题带来极大的负担。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破产和社会秩序的破坏。
大陆媒体10月18日报导，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勇18日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逐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201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迫切需要重视和加强老年文化建设。并宣称，在中国传统敬老日“重阳节”到来之际，中国老龄委等16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中国大陆养老金问题严峻
大陆老龄工作委员会承认，中国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对老龄事业关心支持不够，甚至出现歧视、虐待等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这位官员认为“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中国老龄委等16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也提出“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中国老年人所面临的岂止是“文化建设”问题？随着老年人口的急剧增长，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和管理不善才是中国养老所面临的最大、最棘手的问题。
据中国银行等机构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测，2013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达到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亿至4亿的规模。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谈到中国的养老金问题时表示，从中国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着悲惨的生活。中国的养老金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不公平、不负责和不透明是最关键的问题。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爆出的社保基金贪污案均源自于养老金的不透明制度。郎咸平说：按规定，企业缴纳的20%养老金要纳入社会统筹账户，而这个钱到了哪里，无人知道、也无人告诉。各省各市没有任何资料披露，因为只有一个总的现金账。它怎么投资？不知道，也没有回报率，干了什么也不知道。其实是变相的税收。已经全部纳入政府的统筹账户，它统一用，统一支取，因此钱基本都没了。
国际老年人口剧增
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从1991年开始，每年10月1日为“国际老年人日”。在今年的“国际老年人日”，联合国人口基金、非政府组织国际助老会等机构，分别发表文章表示，世界上目前60岁以上的老者，已达8亿9300万人，老年人已经占全球人数的12.8%。而且增长势头还在持续，10年之内将会有10亿人超越此关头.
另据人口基金提报的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超过60岁的老者，已经占该国人口的30%，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高的国家，但到2050年，和日本现在情况相仿的会逾60个国家，中国、加拿大等国均名列其上。
据世界相关机构的评估,若政府和民间不及早做出妥善计划，极有可能引发“世代冲突”，社会秩序也可能遭到破坏。
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面临的压力更大
从70年代末起，独生子女成为计划生育实施后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迈入老年，赡养老人压力，开始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中国的独生子女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他们努力工作，追求生活品质，但生活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发现，自己不仅有着“养不起小孩”的忧虑，未来还要面对“养不起父母”的危机。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沿袭多年的至理名言，这就决定了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特别是新的家庭结构——“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形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增加了家庭养老的难度。
如果养老金问题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退休父母怎么办？显然，四个老人需要赡养的担子全部都压在了本来因抚养小孩尚且艰难的年轻人的身上！正如郎咸平所言：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一个国家都有可能破产。
“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建立社会化养老体系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然而，正如有专家担忧的，普通人群的社会保险以及养老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在农村，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人口还不到5%。多数农村老人还在贫病交加中挣扎：面临小病抗过去、大病等死的悲惨命运。
（责任编辑：高静）
中港台时间: 2012-10-19 00:33:14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0/19/n37092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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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垄断市场 高管工人收入差距千倍
2012-10-18
中国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报告中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中国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报告中指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高管职工收入差距千倍，造成不同行业、不同职位收入差距加大。报告还说，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美国纽约的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的说，中国各地的工人目前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提高自己的收入，不能等待政府，必须自己维权，因此才有了不断的罢工行动。他认为，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和资方进行各种集体谈判，
“谈判的话，工人就可以提出各种正当的诉求，现在虽然宪法35条规定工人有结社的自由，可是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话，立刻遭到压制，结社权利名存实亡。工人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会，资方才不敢忽视你，欺负你。”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很大，比如银行职工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行业，银行高管的薪水高本身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不是来自于金融产品的创新：
“美国一些投资银行的高管收入也很高，但是中国国有银行，比如浦发银行，它是靠垄断地位，而不是金融创新攫取了巨额利益，他们靠的是银行的存贷款差价，存贷款差实际上是由国家的政策决定的。实际上是通过国家的政策，使他们有了巨额收入。中国银行的存贷款差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中国国有银行百分之九十的利润来源于存贷款差，而发达国家的银行有一半的的利润来源于金融产品的创新。”
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说，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胡星斗教授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和市场，他们的利润丰厚，但是上缴国家的税收却很少。他说，
“国有企业上缴国家财政的数额仅仅占利润的百分之零点一都不到，这些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益，他们基本上是内部分配，没有向国家和社会分红，今后这些企业应该更多地向国家缴纳利润，比如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要向国家缴纳利润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甚至英国的国有企业，要向国家交纳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利润。”
胡星斗教授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垄断集团在食利自肥，
“国营企业的高管的工资或者年薪不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或者由企业的薪酬委员会决定。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高管的薪水是由国会或者地方议会决定的，在中国国有企业或者地方国有企业的高管年薪应该由人大或者地方人大来决定。”
人社部的劳动工资研究所报告建议，要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探索工资总量决策机制，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趋势。加强对高收入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加强个人所得税监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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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养老金必须全民统一，续篇
(2012-10-27 15:18:37)
我是农民，我就说我们农民的事；
我们农民实在太苦太穷了，我们农民种一亩田，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一般只有300--400元，我温岭种粮食，按最高箅，【无台风、无水灾、无旱灾】，早稻800--1000斤，晚稻1000--1200斤，单季稻1300--1600斤。减去拖拉机费，耕100元，收120元，农药100元，化肥100元。单季稻农药140--200元，收120--200元，还有种子等，不计人工费，还乘多少，就是我们农民一年收入。而中央给农业补贴，高达每亩245--800元，我们农民不谢天吗？【前年最高，每亩700--800元】，可惜，我们农民高兴的太早了。温岭是个人多，地小的�级市，人均土地不到一亩，一个农民、一个家，能种多少地，我可以说，最多只能种5--10亩田，要多种，地在那？难道就没有种粮大户？有，不过，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拿着笔杆，不种地，所谓的的农民！却享受国家高达，每亩700--800元的补贴【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只补给种20亩以上的种田大户，20亩以下的没有】，一时之间，我们温岭成了，粮食重要出口基地，我们温岭产生的粮食，供全市人民食用还有佘，还能供全黄岩人民食用，这是真的吗？如是真的，为什么去东北拉大米！此事，2010年，我在网上发表后，2011年，有所收敛，那国家给农民的补贴，是不是都给了农民，答案是，【没有】，他们由明抢，变暗拿，镇政府给各村长、书记都有一本银行卡，用于洗黑钱，现在，就连村民小组长，都收到【国家对农业补贴】每亩2元。那村干部，村支委是多少？村长、书记是多少？驻村干部又是多少？镇干部呢！哎，中央给农业补贴，就是村、镇干部全部瓜分光，我们农民，只当中央没有补贴来安慰自己，这些村、镇干部，从此不扰民、害民，我们农民就谢天谢地，烧高香了。如中央政府，真正想提高农民收入，只有提高粮食收购价……
温岭对种田大户的补贴，一直都是这样的；给大户每亩补贴700元，加拖拉机费80元，加谷种等等，当春耕生产时，政府都为种田大户准备谷种，让种田大户去领，因他们都是所谓的种田大户，是坐在办公室用笔种田，所以，政府给的谷种，很小有人要。于是，政府就会派人把谷种、芽谷，秧苗，送到村里，让村干部把芽谷、秧苗，送给真正的，只种一二田的小户种。但也种不了这么多啊呀，多出这些芽谷基本上都喂鸡、喂鸭了，秧苗基本上报废。为了形象，他们让各种田小户，相加到一定数量后，也会给你700--800元的补贴。但有条件，这些小户，必须卖每亩700斤以上粮食给政府，否则……而所谓的种田大户，就不存在这个，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交，卖粮给国家。因他们自己所种的粮食，就是他们自己都不够吃，却能顺利领到每亩700--800元的国家财政补贴。真正的农户，只种一二亩粮食农民，却根本领不到国家对农业补贴。原因是这样的；要领农业补贴，‘过去时每亩是25元，前年30元，去年的还末发放’农民必须带身份证、户口薄去登记，回来寻村干部要证明，现在村干部，你不给好处，他不给你证明。却使你拿到证明，你去领钱，他们也不给你。他们会要你买这个、那个保险，你却使拒绝了，他们也不会全部给你，只给三分之一，剩下的，他们要为你存起来，哎，不说了……现我温岭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知国家对农业补贴为何物。所以，温岭农民，为了多收入几百元，上千元，改种果庶、西瓜等。为此，我们农民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有200多农民兄弟，中暑，死在果庶林中，但果庶的种植面积年年不断扩大，达历史新高，占温岭农田一半。如中央政府，真正想提高农民收入，只有提高粮食收购价……
提高粮食收购价，必须有个度；
我就拿中美建交时的普通劳动者的薪饷说事，1976年二级工工资38.87元，值现在5296人民币
因为工资有地区差，下面我们按照上海某地区的工人的工资计算：
二级工41.23元＝现在工人工资5617.55元
三级工48.5元＝现在工人工资6608.78元
四级工56元＝现在工人工资7629.95元
七级工97元＝现在工人工资13216。20元
八级工111元＝现在工人工资15123。65元
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51.25＝现在月工人工资6982.77元
全国年平均工资：615元＝ 现在年平均工资83793.16元
从五0年到七二年，工人的工资涨了七倍。
标准计算应该是：
二级工41.23元+41.23元＝82.46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11235.10元
工资三级工48.5元+48.5元＝97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13217.56元
四级工56元+56元＝112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15259.90元
七级工97元+97元＝194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26432.40元
八级工111元+111元＝222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30247.30元
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51.25+51.25＝102.50，现月工资应该是13965.546元
全国年职工年平均工资：615+615＝1230,现年平均工资应该是167586.32元
我们反过来说，2004年的工人的工资，相当于76前工人的工资是多少呢？
2004年 76年
15123。65元 111元
13216。20元 97元
7629.95元 56元
6608.78元 48.5元
5617.55元 41.23元
3500元 25.69元
3000元 22.02元
2500元 18.35元
2000元 14.68元
1500元 11.01元
1200元 8.81元
1000元 7.34元
800元 5.87元
600元月 4.40元
500元 3.67元
300元 2.20元
150元 1.10元
1990年，中国货币总量是1.53万亿。2011年，中国货币总量是89.56万亿。
乡镇干部的工资是18--20元，还长期在乡下和农民在一起，农民，每个工作日，也只有1元钱，粮食是0、18一斤，议价粮，从60年代起，一直到现在，都是1元多一斤，农民卖给国家定购粮，多少还有议价粮可卖，农民交了农业税，都有化肥补贴，所以，我们农民虽苦，但一个人养活全家是没问题的，何况教育是义务教育，上大学给工资，医疗，住房也一样，一直到70年代末，工人，农民虽苦，心里却甜，认为有盼头，而且，工资并不低，中国人民币是金本位，71年前，普通工人的工资是38、87元，兑换成美元是20、67美元，国际黄金价是35美元一盎司，一盎司黄金28、35克，也就是说，1971年前，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是16、75克黄金，16、75克黄金，就能养活全家大小，农民也能，乡镇干部也能。四十年后的今天，商品高度发展，技术日新月异，16、75克黄金，能否养活全家老小，工人能，农民也能。现今种粮的农民，一个农民，一个家，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一万元，这个农民，如不打工，不做小生意，他能生存吗？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他那有佘钱养老！一个农民，一个家，一年一万元收入，在中美建交前，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现黄金涨了170多倍，工人工资也涨了150多倍，农民种的粮食，过去议价粮是1元多，现在还是1元多，你让我们农民这么活？太平盛世的中国，却到处是打工的农民工，现在打工的农民工，和过去逃荒有什么区别？今年春节，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旅客有三亿之众，这是社会繁荣、还是悲哀？如果，国家对粮食收购增加，我们农民种地能养活全家，我们农民还出来打工吗？中央提出，扩大内需，全民分红，又被村、镇干部瓜分，你让我们农民这么活……所以，我们农民更应该享受退休养老金！农民兄弟醒醒吧，我们不是天生贱民，我们是社会主人，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奋斗吧……李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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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许一力
来源：�子�件
苏冀 (gonghesan@gmail.com)
有人说过，中国经济像一幅国画，远看很漂亮，近看，就说不清楚了。2012年过去了，咱们的经济平稳运行，展望2013，更是充满了乐观的情绪。这是远看，如果近看的话，那可就不一定了。比如中国的债务问题。
选择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面对，全球正在进入“还债期”，尤其是中国，巨量的地方债务在2013年到期，占比达到53%。
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大呢？每年西方国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不少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的结论如下：
目前这个还没有明确的数字。比较权威的有：地方债务超过10万亿，外界估计当中20至30%极大机会会违约,因其财政担保不合规。2010年底的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径下负债总额23.8万亿元，占当年GDP比值59%，接近国际公认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的警戒线。除了这两个大头，再加上借道政府信誉的国企债务以及民间高利贷债务等，中国的债务不少。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债务水平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目前为GDP的100%左右，日本更是高达GDP的200%。另外，从债务偿还能力的角度来看，用“净债务”的概念更为合适。比如日本的“毛债务”是GDP的200%，但“净债务”是120%。咱们中国的净债务很低。
但问题在于，现在国家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究竟债务比例高达多少，而究竟又有多少面临违规风险。在中国这个习惯性报喜不报忧的官体之下，恐怕仅以官方上报的数据只能是管中窥豹。从法律上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借贷的，但开展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就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被几乎所有地方政府效仿。
也正是在4万亿大投资期间，为支持经济投资项目的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幅扩张，数量从08年的两千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可以认定，在中央政府实行“4万亿”刺激政策后，引发了地方债务爆炸式增长。历史上，地方债务增速最快的时间就是1998年和2009年，这两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62%。
债务危机有很多种，我把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像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债务危机来源于“高福利”，可称其为“高福利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他们的债务来自于这些国家的举债投资，叫“高投资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逐渐面临过去几年间“高投资债务”的还债期的来临。比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
以前从来没有人担忧过中国的债务问题，那是因为：
其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国内的经济投资所需要的债务，更类似于日本的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也正是因此，不少国内学者认为，中国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其二、中国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意味着地方债务违约就会引发银行信贷危机。不过，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
其三、中国有其特殊性。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区别。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既然银行受政府控制，那么借新款还旧款就是顺理成章。
其四、无论有多少债务，中国政府完全自由主导货币发行权，政府永远都不怕缺钱。
但事情是否是这么简单呢？
为了平复高举的债务已经催生了另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货币超发。中国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和抑制债务爆发，选择了最简单却又是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政府掌控的铸币权。国内的M2与GDP比值直接从2000年的135%飙升至了07年的173%。而中国特殊的流动性偏好使得膨胀出的M2迅速涌入投资品市场，这也成为了中国常年高房价的主要诱因之一。现在，中国的M2已经越过100万亿，远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
与货币超发对应的，货币价值的缩水也就是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加上刚刚起步尚未完善的社保制度，中国构建在庞大M2数额之上的，是一旦危机爆发便会因为货币购买力崩盘而全民皆伤的潜伏的社会问题。如果把这个当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隐性负债，那么中国的债务比例恐怕将难以估计。
另一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社保支援，意味着债务未爆发之际，中国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力量完成，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同样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国内消费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中国缺少社保支援，缺少消费的有力保障，就是缺少了在债务与经济之间的最后一条缓冲带，铸币权并非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把它“束之高阁”，但放得越高摔得越惨。以铸币对抗债务危机，那只是中国经济的一杯鸩酒。
而且，恐怕地方债务的问题在未来还会越滚越大，比想象要夸张很多。之所以这么说，是与中国投资项目的“巨舰大炮”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次贷危机以来，所有提振经济而上马的大多是所谓的“大投资”“大项目”，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30%流入铁路，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6万亿，负债率高达70%以上，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进入烂尾。类似铁道部的骑虎难下，恐怕已经成为了大多地方政府和国企央企的感受。
其实债务危机的传导，已经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展开了。继温州民间高利贷链条断裂后，鄂尔多斯、安阳等地也相继出现了跑路的现象。而在民间高利贷的大潮里，除了民间资本外，权钱结合的“官银”也大批量介入，企业从银行低贷再社会高息转贷，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加盟，让这一债务链增加了复杂性和系统蔓延。与此同时，国内热钱外流在2011年呈现极速增长趋势，个人资产超亿元的中国民间企业主，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这对于加剧债务问题的爆发和资本泡沫的破裂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看到，中国的债务问题，并非是四平八稳。而归根结底，想要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必须转变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尽快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而将投资的大旗转交民众和企业完成。只有加速投资的血液流动，才能避免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漩涡中，投资效率低下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的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除却政府定位的长期改革目标外，当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中国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
第一，宏观调控应建立审慎评估制度。特别是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大起大落的投资、债务管理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在长期的发展目标，与项目审批上体现出更加审慎而全面的规划。这也是是避免政府开支扩张的重要前提。
第二，地方融资应有市场化制度安排。在中央动辄几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但巨量的资金需求却并没有有效地疏散渠道，信贷、卖地等单项的融资渠道等于更加集中了风险爆发的危害性。因此，逐步放开信用等级较高的地方债市场，也是解决当下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最后，建立预算硬约束制度。地方债务高企，除了中央的宏观刺激之外，好大喜功的地方冲动投资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这与地方投资缺少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改革财税转移制度安排，建立财政预算硬约束，是避免地方债务无限增长的制度保障。
从以上三点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恐怕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中国不仅需要经济转型，更需要改革。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追求的增长，是以何为代价得到的，这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此文根据评论员评论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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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半黑美元来自中国 贪官加速向境外转移资金
2013-01-10
有海外媒体报道，在过去10年，中国非法流往境外的资金达3万亿美元，占全球 “黑美元” 的一半。党政官员被指是资金外逃的第二大群体。有评论认为，在目前中国官方将预计要推行官员财产实名制的情况下，中国资金外逃速度会加快。
中国富人“资金外逃”令人触目惊心。
德国《南德意志报》星期一称，过去10年里，以各种手段、经各种渠道从中国非法流往境外的资金达到惊人的3万亿美元，目前全球每两个“黑美元”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据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计算，十八大之后，官方考虑推行官员财产实名制，仅11月资金外逃就达412亿美元，显示资金外逃加速。
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人李新德周四对本台记者说：“确实很多资金外逃，通过各种渠道，也有正规的渠道，也有地下钱庄，地下管道出去的，这种现象都有。手段比较多，路子也比较广。他以各种名义，现在比如以购买货物的名义，以办公司的名义等等一些渠道。目前中国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政策和法律，包括反腐、财产公示、权力的监管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目前这个局面。”
北京经济学者仲大军认为，资金外逃猖獗是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可以很快发家致富，但是致富后的人们没有安全感。
他周四对记者说：“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就导致靠市场经济发了财的富人要千方百计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总是不安全的，所以说中国的财富始终是呈现一种外流的趋势，这根本上是发展中的体制造成的。实际上中国对富人的政策还是比较优惠的，如果从全球比较起来，中国的富人在中国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因为现在各方面的税收都没有征，也没有遗产税、财产税、资产税，可以很快地发家致富。”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特别提出，资金外逃者中的第二大群体是官员。
据记者了解，中国央行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揭示了中国贪官转移财产的8大手段，包括：现金走私、替代性汇款、经常项目造假、海外投资、信用卡消费、离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透过境外特殊关系人转移等。
对此，仲大军说：“西方的法治国家，富人征税的税额更高，中国真正移民出去的这帮所谓的富人，基本上是通过一些非法手段发财的这样一批人，像通过贪污手段致富的这样一批人。真正靠着正规渠道发财致富的那种民营企业家，这种人很少移民的。所以你观察中国移民的这些人，基本都是不太正当的一些人。所以说那些在中国堂堂正正搞企业的，一般不会有向国外输送资金转移财富的问题。”
文章还指出，中国资金外流的原因多种多样。
“某些人�是想更好地保证钱能生钱，因�，若在中国的银行存款，从国家所有的银行那�通常�拿到低息。其他的投资手段少之又少。多数中国人目前投资房地�。在沿海大都市，每平方米价格已达欧洲水平，早已出现泡沫。”
对此，李新德并不十分赞同，他周四对记者说：“并不是说中国投资的利息低，主要是不稳定。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员是通过官商勾结，在国内赚到了钱，一旦反腐深入下去，恐怕就会牵涉到这些人。这么一部分人得想办法把钱赶快转走，还有一种像重庆打黑，波及面太广了，不是按照法治轨道去做。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害怕、担忧，所以他们把钱转移走了。”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曾报道，中国有非常严格的外汇规定，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富人想尽各种办法把钱转移至境外。他们手段各异，给中国的财富管理造成了极大困难。
据和讯网上周五称，中国资本外逃在加速甚至是在以最简单原始的方法：将成捆的现金藏匿在行李箱中带出国境。在美国，中国公民是美国公民之后第二大现金截获对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QQ等国内邮箱 都用屏蔽,过滤敏感词，且它的容量很小，常常造成退信。建议您使用:gmail Hotmail邮箱。够您享用一辈子！
Date: Sun, 13 Jan 2013 22:39:46 +0800
Subject: 《中国维权动态》总第291期
From: zgchrd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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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最新一期的《中国维权动态》已经出刊，敬请查阅和广为传播，谢谢，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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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期编者按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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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动态
周刊（2013年1月7日-13日）总第291期
【编者按】《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中宣部部长擅改事件，经过几天的发酵，终于在本月6日开始有人前往广州南方报业大厦前献花，以示对《南方周末》的声援，南周内部员工也奋起捍卫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随后几日接连有广州及外地网友前往南周报社声援。到本月8日，广州警方传唤参加献花声援的网友，随后不仅发生了连续抓押数十名参与声援者情况，而且还出现了殴打参加声援者袁奉初、黄宾并将他们遣送出广州的严重侵权事件，同时广州国保还将广东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野渡先生传唤到派出所刑讯室中，剥光衣服搜查，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问讯。这一切显示广东当局对公民言论自由权、集会权、人身自由权、居住权的肆意侵犯，“维权网”对此发表严正声明予以谴责，同时提出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及新闻媒体自由权的要求。值得各界高度关注！
本期目录
一、言论与出版自由
1、湖南移民维权代表刘海生夫妇被国保传唤
二、结社与游行示威自由
1、独立作家野渡被警察剥光衣服搜查
2、声援《南方周末》的一批民主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
三、任意羁押、判刑、监禁
1、南京李龙夫妇路上行走时被带走刑事拘留
2、福建到京访民被关黑监狱后遣返
3、多名长沙上访维权人士在京被关久敬庄
4、毛庆祥被杭州警方带走传唤，吕耿松被抄家
5、四川绵阳访民杨秀琼被拘留
6、独立参选人李思华在北京被强行遣返回乡
7、苏州吴其和、戈觉平遭警察控制、传唤
8、因支持《南方周末》被抓走的广东工业大学学生江迪获释
9、异议人士顾志坚被苏州警方扣押
10、广东维权村民苏昌兰等三十多人声援《南方周末》被抓走
11、维权人士肖青山遭强行遣返江西老家
四、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江苏民主人士杨天水申请保外就医遭拒
2、湖南宁远县五保老人在敬老院被打死
五、住房权、强迫征地拆迁
1、安徽省淮南市发生为征地偷挖坟墓事件
六、罢工与劳工权益
1、合肥工伤职工叶顺福办理工伤证遭拒绝
七、其它骚扰行为
1、吉林访民郭洪伟被北京警察围困二十五天
2、四川省建设厅信访室拒绝接待访民
3、湖南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黎建军受到严密监控
4、安徽民运人士张林被警方约谈
八、公民行动与公民维权
1、广东省东涌村民集体到汕尾市区游行
2、维权网就《南方周末》等禁言事件发表声明
3、广州学生、市民在南方报业大厦前声援《南方周末》
4、成都上访维权人士声援《南方周末》
5、数十名各地上访维权者抗议凤凰网删帖
6、山东临沂拆迁受害人向省政府复议建设厅不作为
7、滕彪担任“六四”学生罗茜控告司法部的代理人
九、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中国将推进劳教、户籍等制度改革
2、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3、成都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开除学生
4、民政部回应兰考1.4火灾事件:承认公民收养条件过高
5、信访局：今年坚决纠正一切截访做法
十、国际人权
1、越南人权律师被以“逃税罪”逮捕
2、柬埔寨土地权利捍卫者和3名家庭成员被判处3年监禁
3、土耳其笔会理事会成员被集体调查
4、喀麦隆作家Enoh Meyomesse被判处7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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