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篇】(十三)
晋高平:中国网民对美国进入中国三家网络公司E-mail的评价:一、谷歌它那高尚的品格、有骨气。不肯屈服强�，不肯受共产党摆布、听命于共产党封杀、屏蔽、过滤敏感词。毅然决然退出中国。它的信箱被中国用�广泛使用，用得非常得心应手。二、雅虎它协助共产党迫害师涛,让师涛遭受到十年牢狱之灾。它在中国用�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臭名昭著。只得灰溜溜退出中国。三、微软它保守、墨守成规，不肯从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却在刁难用�上津津乐道。它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可以为所欲为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李必丰儿子蒋佳冀：中国的权贵特权制度害了李天一
茉莉:中国的两张面孔
茉莉:女人老去，智慧绽放
应克复: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之二）二、俄系文化的庐山真面目:1、暴力文化。2、专政文化。3、共产文化。4、党国—极权文化。5、集中制文化。6、神化文化。7、谎言文化。马克思：俄系文化的奠基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几点评价;反科学、反人权：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本质
应克复: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之三）三、一代知识精英的迷惘:必然性;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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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对美国进入中国三家网络公司E-mail的评价
一、谷歌公司的E-mail质量最佳，它是一个智能信箱。有许多功能是微软、雅虎，所望尘莫及的。更重要的它那高尚的品格、有骨气。不肯屈服强�，不肯受共产党摆布、听命于共产党封杀、屏蔽、过滤敏感词。毅然决然退出中国。可是它的信箱被中国用�广泛使用，而且用得非常得心应手。
二、雅虎公司的E-mail。它的质量最差，常常发送不出，也收不到外界发来的邮件。当它要封锁用户信箱时，用莫名其妙的密码提示来为难用�。更重要的它助纣为虐，协助共产党迫害师涛,让师涛遭受到十年牢狱之灾。它在中国用�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臭名昭著。所以它只得灰溜溜退出中国。
三、微软公司的E-mail。它是目前唯一留住中国的网络公司了。它的质量比谷歌公司的差远了，比雅虎公司稍微强一些。但它保守、墨守成规，不肯从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却在刁难用�上津津乐道。在短短的半年内，竟多达三次封锁用�信箱。它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可以为所欲为了。在此，我们奉劝你们将精力放在提高技术质量上，气度大一点，不要小儿科，为中国用�做好事，会让中国网民感谢的。
晋 高 平 2013年10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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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必丰儿子蒋佳冀：中国的权贵特权制度害了李天一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 2013-09-27
图片：蒋佳冀在艾未未作品展上（记者提供）
和李天一同年龄的中国狱中政治犯的儿子蒋佳冀，评论李天一案认为，是中国的权贵特权制度害了他。而民众在此案中的反应，显示出中国老百姓有一定的善恶是非，而且会借用网络平台来表达。
现年18岁，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蒋佳冀，是中国狱中政治犯、诗人李必丰的儿子。李必丰在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中遭当局判处5年徒刑。李必丰在儿子蒋佳冀三岁时的1998年，又遭判七年徒刑。他2005年出狱，去年底，中共当局又将他判处12年徒刑，后减为10年。在蒋佳冀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只陪伴了他短短的三年时间。
蒋佳冀原名李元谦，在上中学期间，父亲因为怕儿子受到自己牵连，受到歧视和迫害，因此把儿子的名字改为蒋佳冀。显然，年龄相仿的蒋佳冀和李天一，其人生道路截然不同。蒋佳冀说，在看到李天一案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权贵家庭的孩子真是无法无天：“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跟我同样的一个年纪为什么他竟然敢做这种就是天理不容的事情！况且还做得这么理直气壮，还不认罪！我认为，一方面是来至于他的父母对他做这种坏的榜样，就像他母亲不断的站出来说他儿子没有罪这种本身就给他儿子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还有就是一种长期以来中国特权家族的这种特权榜样。”
蒋佳冀认为，在李天一的案件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民众通过网络平台展现的民意：“给我的启发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虽然李家是高官，然后他们家有很大的权势，但是在拥有网络这个平等还有自由平台上面有不断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不断的跟踪这件事情。并且发出声讨希望政府能够惩治这个罪恶的事情，惩治李天一，能公平的审判李天一给受害人一个公平。”
蒋佳冀表示，李天一生活在一个中国人人羡慕的权贵家庭，这反而成为他的不幸的根源：“李天一本身他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做这件事情，就说明他认为他父母能够帮他摆平。这些特权阶级的人，法律意识淡薄，他没有这种概念就是他认为好玩，他认为即使我做了有我父母给我撑腰，我不会被判，所以说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像他所料到的这种被直接摆平。而是，反而被他被判处了十年。”
蒋佳冀分析认为，许多中国人在努力突破舆论和新闻封锁，表达正义感，这是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那么这一次也说明人民他是有善恶的，他有善恶观，他不是说的是让人任意宰割的，那么虽然说有一些东西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中国人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去关心。可是对一些非常恶劣的事情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如果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么一个公正的平台，我还是会站起来去反对他的！站起来表达意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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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张面孔
（瑞典）茉莉 �源:�子�件
共产党中国呈现出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张是华丽的面孔，那里有高楼、豪宅、盛宴、商品和美女，另一张则是阴森的面孔，那里有黑监狱、政治犯、良心犯、酷刑以及各种非正常死亡。
自大陆开放，中共当局欢迎“台湾同胞”去大陆投资、旅游观光和探亲。对很多台湾人来说，经济发展的大陆繁华而光鲜，是一片充满商机的乐园。在觥筹交杯、欢声笑语之际，他们听不见受害者痛苦的呻吟。在他们眼里，中国似乎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国家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在荷兰机场遇上一位在大陆做生意的台湾商人。这位台商说，中国人不必急于平反六四，先把经济搞好，经济好了自然就会带来民主。我顿时心生寒意：已经享受了政治自由的台湾人，却不认为大陆人也应尽快获得政治自由。
似乎有不少台湾人都持相似的观点。他们只看到中国迅速增长的金钱财富，看不到支撑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的，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举国体制”，这种专制体制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将人类的一些珍贵价值摧毁殆尽。中国大陆人不都是一群只讲利益的“经济人”和“物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性和人性的尊严。
同时，有些台湾人以自己的经验自豪：台湾先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然后才走向民主。这样看来，中国的民主化似乎也会随着经济崛起必然到来。但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否定了的认识误区，大量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和民主并无因果关系，民主更多地与人的尊严相关。中共当局一直在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抵制人民的民主要求，其结果是中国走向人性和社会的全面崩溃。
就在世界的忽视与麻木之中，六四受难者的冤魂久久不得安宁，藏地的自焚之火越燃越烈。中共当局毫无顾忌地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我的邵阳老乡李旺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旺阳在六四后与我差不多同时入狱，他却遭受了长达21年的黑狱酷刑折磨，出狱后又“被自杀”身亡。
幸好，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对大陆人的苦难闭上眼睛，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不敢直面中国那阴森恐怖的一面。自2005年起，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就以关注中国大陆人权为己任，对大陆民主人权人士进行广泛的访谈。2011年，“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成立，这个组织成功地把一个4000多名中国政治犯、良心犯的名单，列入台湾国会议事记录。
这些极为优秀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他们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就在台湾一些政客忙着和北京拉关系，怯于谈论六四和西藏之时，“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勇敢地站出来为大陆的被迫害被欺凌者承担痛苦，为大陆人呼吁民主和人权。他们代表台湾未泯的良心。
中国大陆酝酿着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火种，需要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支持。如果那块大陆完全被黑暗邪恶吞噬淹没，没有半点正义的火光，如果不民主的专制政权除了经济崛起之外，又发展成为军事强权，那么，受害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人。
原载《中�生死�》，沐�文化出版 台���中�人��盟 2013年6月
瑞典茉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wemoli
瑞典茉莉—万维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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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老去，智慧绽放
茉莉 �源:�子�件
一位瑞典女记者在网上写道，她和一位男同事去采访一个文化活动，那位男性同事告诉她：“文化馆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些老太太。”
尽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女权最高的国家，在荷尔蒙旺盛的瑞典大男人那里，老年女性仍然是被轻蔑的一群。这里不论是文化馆、图书馆，还是剧院、音乐会和新书发布会，到处都看到受过良好教育的、衣着得体的老年女性。她们是文化活动忠实的参与者，是她们支撑了瑞典的文化事业，在积累文明、向后代传播知识方面，她们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的载体。然而她们却被人如此漠视。
我深感不平，将这件事说给我的一些瑞典姐姐们听，她们都一笑了之。西方人说：“Every dog has its day。”（每只狗都有它的好日子）。对于那些退休了的老姐姐来说，好日子正开始呢。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现在她们终于不用上班了，有了足够的闲暇时光，来享受自己的生活情趣。在退休金足够的晚年，她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接近生命自由的人。
“Follow Your Bliss！”（追随你内心的喜悦！）夏斯婷退休后进入一个美术班，她送我一幅浓绿色的风景涂鸦。玛格丽达继续兼职一些酗酒吸毒者的辅导员，虽然现在是义工了，她对人的关怀一如既往。巴乐布尔跑到我任教的成人夜校念中文，她去中国旅行过，对这种古老的图画文字产生了兴趣。伊列娃参加了一个教写回忆录的文学进修班，她决定学会写作技巧，以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丽达有时去红十字会办的二手商店帮忙，当起义务售货员来。
不但在绘画、乐曲与书籍之中获得丰饶之美，她们还从职业妇女摇身一变，变成无所不能的“超级阿姨”，在生活艺术方面大显身手。例如，重新拾起编织和刺绣，绣出华丽的花卉图案；为自己缝纫经典淑女穿戴的帽子，大衣，裙子和衬衫；为孩子们烘烤生日蛋糕，制作美味的果酱。在迷人的阳光下，她们悠闲地与好友喝咖啡聊天。
衰老是一种过程，就像泉水慢慢干涸，华树渐渐枯萎，日光缓缓衰弱。然而，这些女人本身就是光亮之源，是伏尔泰曾经赞美的“老去的年华因苏醒的智慧而闪耀的女人”。不再拥有青春的老女人们，有了波澜不惊的明智心境，在女性情怀里注入了更多的阅历，智慧在恬静祥和的日子里徐徐绽放。
就像日本一位老女人撰写的和歌：“衰老一年年加深了我的伤感，而我的生命却一天天繁华璀璨。”这一类老女人出色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体现在丰富的心灵上。她们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在政治与社会领域方面也更具理性与洞察力。有时间从事一些人道或者人权方面的义务工作，她们生气勃勃地，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种叫做“意义”的东西。
她们终于战胜了激情。年轻时曾经泥足深陷于狂热的爱情，如今放下了激烈情感的镣铐，学会了平静、悲悯与包容，在泥潭里冉冉升起温柔的自我之星。铅华洗尽见真淳，她们不再在乎男人的目光与他人的审美标准，不再为自己的胸围、腰围而操心。
然而此时，她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懂得爱，更具有精神之爱的能力。就像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一份丰盛满足的感情，必然要以具有爱的能力作为前提，爱的能力来自个人内在意志的坚持及长时间与人互动修练。
岁月只能在她们脸上刻上皱纹，却无法在她们鲜活浪漫的灵魂上留痕。虽然迟暮之年必须面对生命的仓促、能量的丧失，但日本著名的老奶奶诗人柴田丰仍然吟唱她蛊惑人心的小诗——《秘密》：“即使是九十八岁/ 我也还要恋爱/ 还要做梦/ 还想乘上那天边的云。 ”
如同天籁之音，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美学，以语言的光辉照亮死亡的恐惧，在人生尽头的黄昏里烘托出精神的绚丽。
她们暮年的肉体有一种秘密的美感，那种神秘的美只向爱她们并为她们所爱的男人显现。七十岁的瑞典大姐玛格丽达告诉我，她的老帅哥丈夫仍然认为她的肉体美不胜收——那成熟垂挂的乳房下面有太阳的光晕。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副刊 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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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之二）
作者: 应克复 �源:�子�件 之一【教育篇】(十二)已发
1949年之后的六十余年间，俄系文化在中国大陆定于一尊，成为人人必须信奉的国教。而欧系文化则沦落为挨批判、遭声讨的反动文化。作为欧系文化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则成了没完没了的整肃对象。数十年来俄系文化对国民大众的教化、灌输、终于成为民族固化的意识形态，渗入骨髓，融化于血液。但与此同时的是，俄系文化以及所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地暴露出它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弊端。二十世纪空想、极权的社会主义留下什么遗产呢？留下了俄系文化，还有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还要多出一半（约逾一亿人）的记录，还有对经济、文化、道德和文明传统的破坏，……俄系文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一种变异文化，在�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二、俄系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俄系文化的基本内容
那么，俄系文化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呢？
1、 暴力文化。
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专政文化。
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专政不是由一个阶级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党是由领袖来领导的。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合乎逻辑的是党专政，领袖专政。
3、共产文化。
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直至消灭一切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保护，政府可以任意侵夺。社会的一切财富、资源为国家所有，并为国家经营和分配。国家所有实际上为国家官员占有和支配，因此势必产生共产特权阶级，或曰权贵资产阶级，此为人类史上最庞大最贪婪的掠夺集团，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资源和社会道德造成空前的破坏。
4、党国—极权文化。
共产革命所夺得的政权为共产党一党所独占。国家是一党的所有物。党凌驾于国之上，党在法之上，这在共产党的法统中是天经地义。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不仅独揽国家大权，其触角布伸到社会最底层角落，真是可怕的“利维坦”。如同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党实行三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垄断思想文化。国家机构是党的工具：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党的指令的表决机器，政府是党的办事机构，公检法为党站岗放哨，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一切冠名“人民”的东西，都是党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党”。“人民军队”是“党卫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读为“中华共产帝国”。汉娜•阿伦特等学者将此类国家称之为“极权国家”——将党的权力运用到极致。不变革党国—极权文化，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宪政民主，都是缘木求鱼。
5、集中制文化。
列宁建立“严格集中制”。后修饰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将之归结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实际上只有集中指导，而无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只有集中而无民主。毛泽东还为民主集中制规定了四条规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其中“少数服从多数”是一虚设。个人专制时期是全党全国服从一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指挥机制，夺得国家政权后推至国家政治生活。
6、神化文化。
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均登峰造极，酿成“大清洗”和“文革”等惨祸。神化的对象，还扩大至党崇拜与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崇拜。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把党来比母亲”。要永远热爱党，拥护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造神运动使每个人在神化物面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不敢独立思考，提出怀疑，除了战战兢兢地做极权统治的驯服工具，别无选择，否则招之杀身之祸。
7、谎言文化。
共产极权统治一靠暴力，二靠神化，三靠谎言。掩盖真相，伪造历史，遗忘过去是维系极权统治的本能需要。新闻舆论必须为政治服务（可以歪曲事实，弄虚作假）。文学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歌颂光明，禁止鞭笞黑暗）。理论必须为政治服务（制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学术垃圾）。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做共产极权体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民生活在谎言中。说真话历来是道德底线，共产极权体制下成了道德楷模。谎言文化导致没有真实的新闻，没有传世的文艺作品，也出不了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和科学家。
马克思：俄系文化的奠基人
俄系文化的奠基人是马克思与其挚友恩格斯。
马克思是一位学者，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尽管后人称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创立了第一国际，只是意见领袖而已，没有冲到第一线去指手画脚。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同情弱势的无产阶级，因此提出他的救世理论，可称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预测，并构想了未来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他的理论有正确的成分，但其基本方面是先验性的，因而难免具有空想性。根据剩余价值学说，由于劳资对立，推论出必然会爆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马、恩在世之时，以及马、恩身后，都没有发生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运动。马恩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社会的设想，或者是在西方国家至今没有出现，或者是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勉强加以实施后，都遭到实践的反弹而陷入泥潭。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即暴力文化、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和党国极权文化，奠定了俄系文化的基础，以后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实施，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几点评价：
1、他站在社会弱势阶级一边，为了他们的�放，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呕心沥血，潜心著述，其人格人品堪称楷模。
2、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导作用没有作出客观、公允的阐述。
3、他提出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历史现象。
4、关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先验和空想的。
本来，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假说。有局限性，有错误成分，在所难免，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可是，到了中国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捧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在中共的党章和国家的宪法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之为全党全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学说了，而是宗教教条了。性质完全变了。学说和教条的区别在哪里呢？学说是可以讨论、可以怀疑、可以批评的，宗教教条�只供信仰，只能崇拜，不能提出异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有一种罪状，叫做“反马克思主义”，获此罪之人，就会被逐出教门——开除出党，沦为贱民。彭德怀、刘少奇和党内外不少先知曾都获此罪而遭殉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结果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长，封杀了人们认识进步的道路，党自身也沦落为一种类宗教的组织了。
反科学、反人权：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之后，他的学说对东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历史后果完全不同。
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修正，使之适合于西欧社会。譬如，将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获得政权，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譬如，放弃剥夺资本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方案，保留市场经济，建立福利共享（而不是财富共有）的社会主义。他们创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融合的新型社会模式，大受人民的欢迎。
列宁则捍卫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他坚持暴力革命和强力专政路线，根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在俄国推行先验的社会主义。后来，斯大林在1936年宣告在苏联建成了这种社会主义。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完备的俄系文化，形成了东西方社会主义的两种对立模式。
需要提及，有人提出（最早大概是王若水），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原则区别，不能混同。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切割的作法，受到一些人的赞同，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个进步。笔者认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若干区别，但这种区别只能认为是源与流的差别，而不是性质与内容不相同的两种学说。
东西方两种社会主义，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即背离马克思主义）？长期来争论不休，是非难决。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直不为人们所认识。
一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先验性的学说，还是根据实践经验概括的科学理论？如果是前者，那么，在实践推行中必然要对之有所修正，有所扬弃，有所补充，这才是一种科学方法。列宁、斯大林恰恰不承认马克思学说的先验性，自然谈不上以科学方法对待之。他们不尊重实践和人民的意愿，以血腥手段强力推行极权社会主义，势必迟早要被实践所淘汰。问题只是个时间而已。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飘扬的红旗落地，宣告俄式社会主义寿终正寝。
二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对后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构想。在俄国落后的农业国家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推行这种社会构想，无疑是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再深入一步思考，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即使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颇为成熟的地步，是否就可以推行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呢？是否就可以剥夺资本、消灭私有制，全盘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呢？我们且不论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后会导致经济效益下滑、国民财富减少、社会贫穷等问题、我们首先会遇到无法超越的人权法则的障碍。
西欧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私人财产一贯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文明社会秩序的第一条。公元前450年罗马共和国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就是一部最早的著名的私法，为后世所仿效，成为大陆法系之渊源。近代以来，十三世纪初（1215年）英国大宪章和拿破仑法典（1807年）以及以后各国出台的宪法和法律，都一再强调公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天赋人权”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不可动摇的天条（所谓“自然法则”）。再说，西方流行的理念是，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洛克的《政府论》中将保护私有财产居人权的首位）。不能保障人的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一个侵犯人的权利的政府是违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然被选民们赶下台。以为有了权就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只有在法治缺失、权利意识淡薄，未经过启蒙运动的俄国和中国才会出现。上述关于人权法则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忽略了，更不为列宁、斯大林思考所及，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公民的权利意识。我们就在这里走上了历史的弯道。
所以，从苏联到中国，空想、专政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一时能通行无阻，其中的一个秘密就是，社会普遍地缺乏人权意识，更没有保障人权的法律。
列宁、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一度被誉称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上述的简单分析则告诉人们，这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科学、反人权，与人类文明对着干。
“走俄国人的路”的毛泽东，紧跟列宁、斯大林，在中国也搞了社会主义。青胜于兰。毛式社会主义的反科学、反人权，比苏式社会主义大有过之。
在社会主义的开拓中，马克思与列宁是有区别的。
马克思是位学者，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提出改造资本主义与解放无产阶级的主张。
而列宁是实践者，是以暴力开拓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他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成为现实。他是个冒险家，总是勇往直前。他的许多文章都为自己的冒险辩护，认为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在俄国种植社会主义障碍重重。怎么办？于是首创集中制，强化专政。斯大林上位后，除了暴力升级，再添加神化文化和谎言文化。到此俄系文化体系算是宣告完成。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盛行一时。五十年代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社会主义国家多达41个。足可以与西方国家抗衡。至80—90年代，社会主义急剧衰落，至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3个了（中国、朝鲜和古巴）！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因此，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现实的，必然要被现实淘汰。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勃兴与速衰，应了这条规律。
二十世纪空想、极权的社会主义留下什么遗产呢？留下了俄系文化，还有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还要多出一半（约逾一亿人）的记录，还有对经济、文化、道德和文明传统的破坏，还有……
俄系文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一种变异文化，在�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未完待续）
应克复：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之三）
作者: 应克复 �源:�子�件
1942年延安整风所暴露的问题已说明，这个党追求的是个人权威至上，扼杀自由民主，说明这个党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而是类似农民造反的帮会。对王实味的开刀，掀起“抢救运动”，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已经亮出了整肃知识分子的罗网。但长期来不为人们所警惕。中国人的愚昧是推行专制的最好条件。那个年代，对中共真相有所认识的好像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储安平。他在《中国的政局》（1947）一文中写道：“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三、一代知识精英的迷惘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他们年轻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诚地投身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以为这个革命能使中国摆脱贫穷与落后，走向民主与富强。难以相信的是，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中国更专制更贫穷了。他们因此陷入困惑和迷惘。更有甚者，他们当年跟随中共献青春、洒热血，出生入死，想不到在共产政权下，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运动中，被左倾浪潮所裹挟，不能独立思考，只能被迫紧跟，有不少人竟成了整肃的对象，受尽苦难，沦落为政治贱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投入的是真诚，回报的是惩罚。当年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灭了！面对难以理解的现实，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直至改革开放后，他们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反思历史，从噩梦中醒来，渐渐地从“党文化”的羁绊下解脱出来，有了不同程度的醒悟，又返回到了真诚，对历史、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吐露自己的真言。真诚——迷惘——真诚。或者：“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蔡仲德）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
必然性
这种人生三部曲在当时历史场景下有其必然性。
1、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选择共产革命有其必然性。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呈现衰落趋向，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加之共产主义的宣传，这对贫弱受欺负的民族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左倾化了。左派队伍迅速扩大。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年代。被革命所点燃的火焰，使青年人发热、发烧，遂之引起整个社会的发热发烧。他们一代就要亲手埋葬资本主义，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怀抱理想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成了不可阻遏的潮流，他们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这种政治上的高烧现象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二十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直至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告此路不通而另择新路的80—90年代，政治高烧才渐渐降温。
2、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中，选择共产党有其必然性。具有左倾思想的青年人，他们所面对的执政党—国民党，其政府是一个专制又腐败的政府。而共产党高唱民主、自由，还向人民许下美好的承诺。共产党因此赢得了民心。许多青年人寄希望于中共，甚至投入中共的怀抱，以加入中共为幸、为荣，也是时代所然。至于共产党如果上台执政，是否就比国民党好，是否会去实现自己的承诺，这是极少有人去远思的问题。
3、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新民主主义，也有其必然性。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学西方的，但成效不显。许多知识分子看来，西方那一套，似乎不灵。而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尤其是以革命的方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新社会，迷倒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这样旗帜性的人物，也弃旧迎新，成为倡导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不可否认，马克思的新学说，从理论论述到充满激情的话语，具有醉人的魅力。
李慎之对此有如下生动、真切的回忆：“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特别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我们当时看到这些话，都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以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第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第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第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打的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还有我耳闻目睹的洋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致顶礼膜拜。”（《革命压倒民主》，《李慎之文集》上，第153—154页）
释疑
到1949年之后，中共夺得了大陆政权，无论是中国还是曾投身中共的知识分子，其命运都发生了逆转。就中国而言，不是像中共承诺的那样，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是相反，将中国带上了比国民党统治更专制更腐败的困境。就曾依身中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党给予他们的不是信任、重用，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他们的才能；而是相反，对他们施行的是改造、排斥、整肃的政策。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陷入了迷惘：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当年我们选择错了？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人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要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时间，需要付出代价，才有答案。譬如，现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与三、四十年之前就大相径庭了。由于更新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才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才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人们戏言：不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
对于国共两党的认识，有了一个甲子年（1950—2010），也逐渐进入理性层面。当年因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寄希望于共产党，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不是寄予希望，而是笃信中共。这就值得反省。
第一，中共高唱民主，偏居延安时一派开明、艰苦的作风（如《西行漫记》所描写的那样）。但一旦执政，凭什么就能保证实行民主，不搞专制，不会腐败呢？第二，1942年延安整风所暴露的问题已说明，这个党追求的是个人权威至上，扼杀自由民主，说明这个党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而是类似农民造反的帮会。对王实味的开刀，掀起“抢救运动”，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已经亮出了整肃知识分子的罗网。但长期来不为人们所警惕。直到1983年周扬还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一次整人运动。中国人的愚昧是推行专制的最好条件。
那个年代，对中共真相有所认识的（能见诸文字的）好像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储安平。他在《中国的政局》（1947）一文中写道：“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因此，他认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戴晴文选》第77页）
储安平的话被1949年之后的历史所证实。今天，他的这句话已成了名言，但在当时有多少人当作一回事呢！中国要经受一番现代专制主义统治的苦难，这是注定了的。说出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这句真言的储安平，在文革中死不见尸。
选择马列主义，选择新民主主义虽也有其必然性，问题是对这个主义的方法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呀，“人类智慧的结晶”呀，“《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呀，等等，对马列的书都当作句句是真理那种心态去捧读的。几十年来，写文章要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就到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去找相关的句子作为依据，为自己壮胆。文革时期打派仗，为了证明我这一派正确、革命，也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毛语录。这样，把马列主义僵化了，然后，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思维也僵化了，缺乏思考、创新的能力了。这就是，主义被主义所害。现在我提出的马克思的学说具有先验性，空想性，这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
此外，理解马克思主义（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理解列宁主义。所以我不同意将马氏和列氏的理论加以切割），对许多人还有一种困难。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博大精深，又是一个德国人写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同我们存在很大的差别，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是难以明白其要义的。许多人是通过辅导类的通俗读物或老师的讲解学得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大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实”就是精神实质。这就意味着，那些信马列的人并不一定懂马列。
还有一点，弄懂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过程。譬如，五、六十年代我们去读马列的著作，到文革之后再去读马列的著作，就会有不同的体会。改革开放之前去读马列的著作，到今天再去读马列的著作，又会有新的体会。本来觉得马列的著作论述严谨，无懈可击，现在就会发现漏洞。本来以为已经弄懂了的问题，现在却发现其实没有弄懂。
邓小平1985年坦言：“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李慎之在八十年代中期对总书记胡耀邦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岁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为什么？因为有了历史教训这个参照图系了。将马列主义付诸实践，结果遭到挫折，吃了苦头，认识就发生变化了。人在实践中获得知识，一种是通过实践，成功了，获得了经验；一种是通过实践，失败了，获得了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以理性概括，就成为一种有益的知识了。所以，如果现在来读《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诸多的问题，不会当作句句是真理的经典了。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获得好评。我曾听到不少人说，“我当年就是读了这篇文章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其实，当时他们并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就新民主主义政治而言，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表述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已“预定”这个国家只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可是，民主制度下国家由谁领导，是绝对不能“预定”的。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这是“联合政府”的核心。结果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换成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949年以后的事实不就是这样的吗！另一个问题是，这个国家“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这意味着这个政权不是为全体人民所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他们不享有公民权。其命运可想而知！所以，新民主主义政治是阉割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新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
就新民主主义经济而言，毛泽东虽承认多种经济的存在，但是，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点在《共同纲领》中还有具体规定）。这种关系的规定是违反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则的。因为自古以来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有一种经济是领导经济，势必成为特权经济和霸权经济，违反平等交换的原则，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乃是特权经济。这就是1990年开放市场经济之后的经济模式，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所在。所以，《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和中共立国之后所做的，没有多大出入。
2010年以来，时有人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我很怀疑，这些人有没有认真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的著作。
应克复：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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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共产政权开张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中共建国大纲——《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以明快、直白的语言，推出了俄系文化，昭示了今后中国的走向。老毛说：“走俄国人道路——这就是结论。”这是毛泽东与欧系文化决裂的声明。证明毛泽东完全俄化、赤化、左倾化、马列化了。这是一个信号，尤其对于具有欧系文化血脉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灾难性的的信号。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着。……
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当年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之后为什么受难的问题。
当年，中共高唱“民主”，一批知识分子就以为中共是中国的希望了，把信任票投给了中共。其实，这是中共笼络人心的一个策略。可能，中共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民主是真诚的；但中共首脑毛泽东绝对地是当作一种策略的。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可是，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还强调：“人民的（应该是‘中共的’——笔者）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告诉中共干部：“国共两党一定谈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6—1159页）
毛泽东在大众面前是漂亮的民主言词，在党内是磨刀霍霍，为打江山积极备战！我们应当信哪个呢？
结果是：国民党撕毁和谈协议，挑起了国共内战。——这是多少年来的流行说法。
四年之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内战中大胜蒋介石。
就在共产政权开张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中共建国大纲——《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以明快、直白的语言，推出了俄系文化，昭示了今后中国的走向。
毛说：“走俄国人道路——这就是结论。”
毛说：“‘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必须一边倒。”
毛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毛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说：“人民（应该是‘中共’——笔者）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就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知识分子造反了——笔者）
毛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毛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
上面的简要引述，说明毛泽东完全俄化、赤化、左倾化、马列化了。也是毛泽东与欧系文化决裂的声明。
这是一个信号，尤其对于具有欧系文化血脉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灾难性的的信号。
以下几位以及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终于成为欧系文化的殉道者。
顾准 1935年加入中共。二十多岁就任之江、沪江大学兼职教授。1936—1942年在上海、江苏任党内领导职务。1949年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1952年因坚持“依法交税”的主张，不同意某些领导“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被指责是“与党对抗”的“反党行为”而遭到惩处。1957年随中科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中方主权而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落下个“反苏”的罪名，被定为右派。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从此妻离子散，劳改八年。1972年返京。1974年去世。留下不朽书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沙文汉 1925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4年任浙江省省长兼统战部长。1957年提出党和政府各自应有分工，“政府机关应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行统一的领导组织”。结果被指责是“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定为右派，组织大规模批判。是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1964年去世。
陈修良 1927年加入中共。1932年与沙文汉结为伉俪。1942年创办《新华日报》并任总编。1946年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出任书记。她提供的重要情报和组织策反，对渡江战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因坚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被指责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应当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被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说“教条主义是一条绳子”，被歪曲为“经典著作是一条绳子”，恶毒攻击马列主义。为革命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女革命家，结果落得个“极右分子”的报应，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工作，抄家两次，发配劳改……1998年11月怀着无限的爱和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万里 1933年因黄河决口，损失无算，遂刺激改学水利。该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与双料博士学位。在美期间考察美各大水利工程，确立治水基本理念。1937年回国后又步行3000多公里，六次勘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形成水文、地貌观点。1947年又四下河西走廊，考察河流、地貌，形成他的治水理论。1957年 在水利部召集的黄河三门峡大坝水利规划讨论会上，面对一边倒地赞成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黄孤身对抗，坚定地说“不”！是三门峡工程的唯一反对者。结果，招来了“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的罪名。被毛泽东钦定为清华大学的大右派，被剥夺了教书、科研的权利。文革期间被赶出家门，每月仅发20元生活费，后又发配去密云、江西、三门峡劳改。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修建三峡大坝工程，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决议，黄六次上书中央，陈述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预言“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在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却一再受到排斥和迫害。这是黄万里个人、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黄万里是“当代大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
上面四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顾准在20多岁之年就被聘为大学兼职教授。沙文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陈修良创办《新华日报》，并出任总编。黄万里在美留学获双料博士。四位中三位是中共党员，都担任过重要党务工作，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黄是非党人士，他通过长期考察，建树了科学的治水理论，可惜为中共所拒，导致三门峡、三峡水利工程的重大损失。他们在事业上和学术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但是，中共不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
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操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本色，在共产极权体制下肯定被列入异类。
作为知识分子怀抱自由民主的梦想，肯定会被中共的共产极权主义重锤击得粉碎！
这是一场历史性误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共两党相斗，共产党受到压制，便鼓吹高调民主，而国民党专制腐败，促使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弃蒋拥毛，投奔延安，涌入“解放区”，或加入地下党。可是知识分子这种选择是根据中共的宣传，而不是根据其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他们既不知道中共若取代国民党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也不知道中共的一套理论实践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这类知识分子多少受过西方式教育，还经历过辛亥革命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文化理念总是挥之不去。当中共主宰中国之后两种文化的冲突就立即暴露出来了。作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秉性与价值操守，可以说心知肚明，但在夺权斗争中需要他们为中共卖命。待中共执政，就成了推行极权体制的障碍了；因此，即刻秘密下达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上述四位就是知识分子在中共夺得政权后命运的缩影。广而推之，也是所有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一场悲剧。
知识分子的这段不幸的历史遭遇亦可用“同路人”一说作解释。在中共打天下、与国民党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需要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参与与支持，但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因为他们的文化理念，他们的信仰与追求，同共产党、同毛泽东的俄系文化、极权体制，是水火不容的。待革命胜利这批同路人与共产党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由于志不合，道自然不同了。他们同共产党的合作是短命的，破裂是必然的。地�之门向他们敞开着。……
原来如此！
2013年7月12—30日，时值罕见持续高温
说 明
有朋友对“俄系文化”这一概念认为尚可商榷，有的建议改为“苏俄文化”。为此作一些说明。
“俄系文化”有特定内涵。这一文化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俄国通过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努力才得以付诸实践，建立了共产极权制度。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在这个过程中，以俄国为中心的这一文化还影响到东亚、南亚、东欧、乃至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从它的产生、演变和影响的扩大，自然不限于俄国，但无疑是以俄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现象，故称“俄系文化”。西欧自十五世纪以来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创立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之后在许多国家陆续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这样，人类在二十世纪存在着两大文化系统，即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还建立了与各自文化相对应的制度。这两种文化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互相冲突，彼此博弈，风雷激荡，便是二十世纪世界史的主旋律，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主旋律。
此外，我的文友还认为，在俄罗斯，除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外，无论是在此期间还是在这之前或之后都存在着别的文化。文化总是多元的。所以，称“俄系文化”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说，俄系文化之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这个“俄”是指“苏俄”。毛泽东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个“俄国人”，是指“苏联共产党人”。这些提法，都知其意，不会产生误解。“俄系文化”所指的“俄”也是如此。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不应纳入“俄系文化”。前面已指出，这种文化虽产生在西方，但只有到了苏联、中国等国家才在实践中得到推行，产生结果。在西欧那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换了血：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都被放弃了。还有，文化是流动的，不能过分计较地域界限。始于1975年每年举行一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从首次会议起就有日本国参加。日本是东方国家，怎么成了西方七国之一了呢？仅以地理眼光就不大好理解了。但日本确实西方化了（指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
2013年9月3日
后 记
7月初，我读了资中筠先生的《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书，觉得这个主题挺重要，读后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讲，主要是二十世纪苏共的俄系文化大肆入侵中国，使中国的发展（包括启蒙）大受其挫，走了长长的弯路。今日中国的启蒙，其任务是发扬五四精神，以人类的普世价值——欧系文化清除积垢甚深的俄系文化之污泥。为此，遂撰此文。写到后来，竟成了一篇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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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危机四起 习近平打出传统宗教牌？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10-01 讯】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深感中国正在失去道德规范，要求共产党更加包容传统信仰，希望借此弥补中国高速发展和急于致富所造成的道德空缺。
三个接近中国领导高层的独立消息来源向路透社表示，习近平成长于"毛式清教主义"的中国，为如今中国道德沦陷、金钱至上的现象所困扰。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或信仰--儒教、佛教和道教填补导致腐败滋生的漏洞。持怀疑态度者则认为此举其实意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一党专政。
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之初，中国犯罪率较低，腐败也极其罕见。根据今年3月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工作报告，2008年和2012年之间，约有14.3万共产党官员被判贪污和玩忽职守罪。
习近平去年11月上台以来，掀起高调反腐运动。然而，专家认为，只有深入且艰难的政治改革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与此同时，网络上几乎每天都曝出道德沦丧的事件：贪污腐败、掺假食品，还有类似前一阵子有报道称男童被伯母无故挖眼等荒唐事件。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习近平深知反腐运动只能治标、政治体制改革和坚定信仰才能治本。"消息人士认为，政府部门将推行倾向儒教、佛教和道教的相关政策，以此希望这些信仰可以平复那些无力买房、没钱受教育和看病的民众的不满。"宗教的影响将被无声无息地逐渐扩大。"另一个消息人士指出："传统文化不会被推广，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将被禁止。"
怀疑者则认为这一举措的用意在于转移普通中国百姓对腐败和掠夺土地等问题不满而指向共产党的矛头。"佛教徒认命，认为今生的苦难来源于前世的报应。"佛教徒、活动人士胡佳解释说。
真正的宗教自由？
习李上台以来，高调反腐
中国宪法虽然有宗教自由的条例，但无神论者共产党却毫不手软地打击一切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团体。1999年以来，中国明令禁止法轮功，成百上千的信徒被捕入狱。1995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拒绝承认达赖喇嘛所挑选的位居第二的西藏宗教领袖6岁小班禅，并将其软禁。
"软硬兼施，"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介绍说。"中国的宗教必须服务于国家。"林伟继续说："中国现在宗教更加自由……但是共产党会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允许真正的宗教自由呢?"
美国国务院在其2012年公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国官员和安全部门严格审查和限制宗教和精神团体的活动。该报告称，大量信徒因其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而被中共政府骚扰、拘留、逮捕甚至被判刑。实际上，党内保受派对他们眼中的"宗教渗透"仍持忧虑态度。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今年6月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中共党员不能信教。
也有人认为，他们能感觉到改变的意味。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淡江大学教授林中斌在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表示："想要拯救当前危机中的中共和国家，习近平必须要填补精神上的空白。"
"善待宗教”
包容儒教等传统文化，可填补精神空缺?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今年7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善待宗教应该成为普遍共识……不论哪个国家都应该真心实意地、无歧视无偏见地依法保护好本国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
接下来的一个月，习近平再次强调"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今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接见了随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同访问中国大陆的台湾星云法师。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之间的会面并不常见。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星云大师曾因为在美国的寺院中为中共高官许家屯提供庇护而于90年代初被中国封禁，而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的一位畅销书作者。
北京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董事长肖武男表示："习近平及其家人对佛教很有感情。"中共常委中排名第四的俞正声今年7、8月访问了西藏的5座寺庙、5月访问了新疆西部的一座清真寺，如此频繁的访问，对于这样一位中共高官来说实属罕见。
来源：路透社编译：安静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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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监官员大会宣讲网络安全 厂商恶意竞争用户屡屡遭殃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 �源:�子�件 2013-09-24
图片：360总裁齐向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新浪视频截图）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各地多位网监主管现场演讲。与此同时，会议主办方360公司遭指责随意篡改用户浏览器设置。
由中国互联网公司360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由本周一到周三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议主要围绕时下传统和新兴设备互联网安全问题展开讨论。
该大会还邀请了多地市的网监人员莅临现场演讲，包括有上海网监总队总队长曹忠平、深圳网监支队支队长李正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安全保卫学院院长徐云峰等。徐云峰表示网络安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技术安全,以及包括了整个的政治安全等。他说“我们也组建的网络安全与保卫学院。咱们学院希望是我们公安大学下面的一个教学院系。”
网络技术专家龙威廉就此向本台表示：美国有棱镜门，在中国也有这种，比如官方透过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外部接口，获取网民的一些记录，比如360以前是以安全为领域的，将用户的数据上传到服务器上，当局通过这接口就能获取到用户电脑中的敏感信息。
360安全卫士软件早前曾被用户揭发运行过程中会记录用户动作并上传到指定服务器，这些内容包括电脑中安装了什么软件，更有用户的密码信息。
360胁迫用户封杀搜狗？
而会议也引发了争议，争议内容虽并不是大会本身，而是此次主办方360公司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安全公司，近日间不断有用户在网络中抱怨，使用360安全卫士的“一键修复”功能后，搜狐公司出品的搜狗浏览器默认设置被强制更改。周一，搜狗浏览器官方也贴出视频证明360软件私下篡改了浏览器。
据了解360公司也出品了一款主打“安全”的浏览器和搜狗也同样主打“安全”的浏览器存在竞争关系，也都有批评声指出这是360公司的恶意竞争行为。但也有部分360的支持者指出搜狗公司的一款输入法在用户非自愿安装的情况下推销自家的浏览器，并进行捆绑自动安装，于是才有了360阻拦行为。
捆绑软件猖獗 流氓软件难防
中国大陆互联网厂商出产的软件，几乎都会在安装时提示用户安装另一款捆绑的软件，因此都有用户不小心安装，因此也有不少用户的电脑感染计算机病毒，还有算不上病毒，但用户不能卸载，不用都不行。
资深网民菊花就中国厂商出现的竞争乱象向本台表示：我们知道软件设计页面是很讲究设计语言的，不仅会给软件本身带来一定程度的包装，也会给用户视觉很友好的感觉，那么中国那些所谓的安全软件都是利用了用户这一点心理，有的仅仅只是扫描的步骤，软件就要将这个过程用动画表演很多炫技，给你一种科技感十足的错觉，往往这都是看上去的很安全，其实根本不安全，除了软件本身品质之外，我们也要看背后的企业是否拥有诚信与道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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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贸易区也让“网”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 �源:�子�件 2013-09-24
图片：Facebook用户突破八亿中国仍被屏。（网络图片）
定于国庆节10月1号正式启动的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允许区内人士自由浏览一些被中国政府禁止和封杀的国外网站，其中包括全球两大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和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的网站。
在目前全面整治中国网络言论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却让面积近30平方公里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享有网络自由。法新社星期二的一则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在区内投资的外国公司和外国人幸福地工作和生活，让他们感觉就像在他们的家里的一样。然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政府仅仅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允许网络自由其实“很滑稽”：
“因为资讯不可能被局限在一个地域之中。 你怎么能只让上海自由贸易区内自由上网， 防火墙网开一面呢？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渴望资讯的自由，但中国政府目前却在大规模地清网， 就连新浪微博也不放过，在全国各地抓了上百人。 中国的资讯大环境目前是在恶化， 政府加紧牵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现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允许上网自由显示的不是中国的进步，而是中国政府对资讯的控制走向一个很大的危机”。
夏教授强调， 中国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并在区内给予网络自由是为了吸引外资和留住外资，挽救目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但是，在自由贸易区内允许网络自由并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因为这样做一是太迟了， 二是太少了。
北京学者陈永苗表示，当中国其它地方仍然笼罩在网络恐惧和恐怖的氛围中时，上海自由贸易区内有网络自由对中国整个网络自由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ACT
“打个比方说， 我拿着一把枪顶着你， 或者拿着一把枪站在你的门口，然后让你在房里随便说。我拿着枪的样子始终在你眼前存在前， 你不会不感到恐惧。 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多少自由还有意义吗？”。
自由亚洲电台近日曾有评论员撰文表示，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场乌托邦实验， 因为一个主要原因是世界主要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发展都不存在和那些国家现行经济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冲突，都不存在自由贸易区内外制度性抵制。不过， 陈永苗表示，虽然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在政治层面没有太多的含义， 但将会对中国的经济活动提供便利。
上海居民俞忠欢表示， 虽然中国允许自由贸易区内网络自由，但将来也可能取消：
“中国承诺的东西太多， 从1949年以来一直承诺这，承诺那，但兑现了多少？你瞧， 香港回归后不是在逐步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吗，使香港逐渐大陆化。当站稳脚跟之后， 中国政府就可能翻脸”。
按照中国政府的思路和想法，上海自由贸易区做法要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 为的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然而，经济层面的做法， 如物流和投资，中国政府可以让中国其他地方照猫画虎，但一说到网络自由，中国政府”恐怕届时就会又将“中国特色”挂上了嘴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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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力主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李克强反而罕见缺席。上海自贸区自最初定下方案之时，就遭到了利益集团的阻击，李克强甚至还为此发火拍桌子。这次自贸区的挂牌成立，也标志着李与利益集团已经“干上了”。（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李克强缺席上海自贸区挂牌 与利益集团“干上了”
【大纪元2013年09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清综合报导）9月29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力主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李克强反而罕见缺席。上海自贸区自最初定下方案之时，就遭到了利益集团的阻击，李克强甚至还为此发火拍桌子。这次自贸区的挂牌成立，也标志着李与利益集团已经“干上了”。
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 李克强缺席
在海外被称为“李克强孩子”的上海自贸区，于9月29日正式挂牌，中共自称要用2至3年时间建成具国际水准的贸易自由区。不过各媒体普遍注意到，国务院27日公布的自贸区总体方案并无太多创意，具体开放措施仍待上海市公布的各种细则来落实。
据大陆《财新网》报导，国务院所发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与此前的申报方案相比，一些内容此次暂未出现，另有一些改革事项，特别是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则增设了前提条件，并表露渐进改革的谨慎态度。
有海外媒体评论认为，李克强的缺席似乎也在刻意淡化各界的过度期待。
是否能倒逼改革 自贸区的管理框架受关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管理框架如何设定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块改革“试验田”推行的速度。但目前，在涉及自贸区管理结构及人事安排上，尚未有来自官方的明确消息。
《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7日报导称，自贸区将设中央、上海以及试验区内三层管理体系，这三层体系之间设有相互沟通机制。而在上海当地或将从两个不同层面推动自贸区建设，一个来自上海市政府高层，另一个则是目前上海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文汇网》称，上海自贸区相关领导班子有三套。第一套是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的推进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研究与拍板自贸区内重大事项，由上海市长杨雄任组长，副市长屠光绍和艾宝俊任副组长。第二套是上海市层面的自贸区推进工作小组，副市长艾宝俊任组长。第三套是上海自贸区管委会框架。据透露，艾宝俊将担任管委会主任。但是，罕见的是，以上的说法均没有提及党委以及党组。
在此之前，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均设有党组书记和党委书记。
自贸区名称变动凸显将向全大陆推广
上月，中共最高决策层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但最先 ，地方申报的是“上海”自由贸易区，而最后批准的是“中国(上海)”，名头凸显“中国”。
对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地方层面的事情；其二，原来地方申报的是“自由贸易园区”，而最后批准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基点落在“试验”二字上，这就意味着国家要在此先行先试。
李克强或想以自贸区倒逼经济改革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强调先行先试，分析认为，李克强或想以上海自贸区倒逼经济改革。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这块“大石头”，将至少激起三个涟漪圈。
第一涟漪圈，也是直接涟漪圈，倒逼外资外贸领域的改革。
第二涟漪圈，倒逼经济领域改革。
第三涟漪圈，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
李克强自称要“壮士断腕”
此前消息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克强曾遭遇利益集团的阻击，体制内证监会和银监会都不同意。
9月11日，李克强出席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在与国际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李克强以“壮士断腕”来响应其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
外界普遍把李克强这句话解读为他真实困境的写照：想要打破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反扑，使得李克强在经济层面的改革举步维艰。
利益集团曾经阻挠 李克强“拍桌子”
自7月3日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设立上海自贸区后，利益集团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断。尤其计划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随即招致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其中的两个——中共银监会和证监会的公开反对。
据了解中共政府高层会议一手内幕的三位消息人士透露，在一次中共国务院闭门会议上，李克强得知其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曾拍桌子发火。他们表示，中共部委就新政策有不同意见并不少见，但监管机构联合起来反对总理的事情却很罕见。
仅从上海自贸区来看，在与“利益集团”和党内“保守派”的几轮博弈中，李克强的目的似乎达到。然而，陈波说“由于几十年来中央政府缺乏对‘利益集团’的有力管制，他们的力量已经渗入到各个重要领域。而来自他们的阻力和干涉会伴随中国改革的每一步”。
《大纪元》曾发表多篇报导，揭露中共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并瓜分国家财富。从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到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无一不活跃在私募资金、国企或央企，藉此大捞特捞国家财富。
海外的分析称，只要党和政府还在领导干预经济，那些太子党，江派贪腐就不可能杜绝，李克强应该是看清楚了这点。中共现行体制下，任何所谓的经济改革都不会有用，除非打破原有体制。在这点上，已经引发巨大争议的自贸区能否做到还很难说。
（责任编辑：林锐）
中港台时间: 2013-09-30 02:24:30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9/30/n39753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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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胡锡进的道路
《中国数字时代》
【编者按】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他所领导的这张报纸一样饱受争议。这位当年的军校违纪生，目睹过波黑战火，最终决定用文字“分担国家艰难”，哪怕谩骂“像子弹一样在身边飞”。胡锡进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本文试图还原当下中国的一个争议性“左派”意见领袖的原貌。本文与《<环球时报>是怎样炼成的》、《对话胡锡进》等三篇文章，是作者路琰为《凤凰周刊》杂志采写的一个组合报道，因篇幅关系无法全文呈现于《凤凰周刊》。FT中文网获得《凤凰周刊》及作者本人授权，全文刊发。
美国民谚有云：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也深刻地影响了胡锡进。他一口京腔，语速快而不单调，根据谈话内容重点不同，而伴以缓急错落的节奏，轻重不一的音调，配合这样的节凑，他笑，皱眉，侧头，前倾或者后仰，讲得激烈时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两手铿锵而谈。
“我跟人谈话能谈得很好，让别人理解我，交成朋友。”胡锡进对自己面对面的说服力非常自信。即将51岁的胡锡进体型保持良好，头发乌黑，除了面部皮肤微微松弛，不易看出他的年龄。在谈话状态中，除了拥有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他还喜欢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或看法时，喜欢把主语“我”都替换成“你”，便于将听者拉入他的位置。
胡锡进说他曾经把一位抨击《环球时报》的评论人士请到办公室当面交流，收效颇佳。不过，他不可能把他的反对者一一说服：2011年2月15日，胡锡进在新浪微博注册，他的粉丝（关注者）以几何级上升，迄今已达405万，不但远远超过那些批评他的同行，甚至超出粉丝数只有95万的《环球时报》官方微博。胡锡进在网上发言极为勤奋，但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一边倒的反对甚至谩骂。那些贴在《环球时报》上面的标签直接置换到胡锡进本人身上：极左，民族主义，政府话筒。
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享受到他这样的特殊待遇，也少有人能像胡锡进一样对此处之泰然。2013年1月7日，因为一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的社评，他遭到同行空前集中的口诛笔伐，1月9日晚间，胡锡进发微博称会一一看评论，然后删掉，翌日，他写道：“你们也许是思想拓荒者，你们也许是勇敢的人，你们也许占了道德高地。你们也许会100年后被记住并被歌颂。但请你们等一等自己的祖国。它大而落后，但跟不上你们那些高尚高贵的要求。你们得允许它按现实主义节奏前进，十几亿人的国家不能冒险，一脚踩空无法重来。”
这篇微博第二天被删除。猜测声四起，有称胡锡进被禁言，也有分析称形势将变。
或删或发一条微博，都能搅动民意，甚至引发对国家政策的揣度，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会承认，胡锡进是个重要人物。
胡锡进之音
《环球时报》曾就胡锡进是否应该开个人微博举行了两次讨论会，赞成与反对相持不下，没有任何玩微博经验的胡锡进自己拍板定案，“我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人要是把什么事都想清楚才动手，那什么都做不了。”兵来将挡，随机应变，胡锡进自认善于此道。
胡锡进由此从《环球时报》幕后走上前台，由少为人知到成为最热公众人物。但这个过程几乎可描述为：一路被骂过来。虽然胡锡进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仍觉挨了一砖。但看着粉丝上涨，他亦很开心：“开微博就是为了获得关注，效果不错。”《环球时报》内部也逐渐认为此举利大于弊。
胡锡进在微博上什么都聊，春晚感想，收到假币，母亲80多岁保持黑发的秘诀，下夜班路过三里屯拍的照……80%以上的，还是环球时报的社评话题或者摘录。每次发表了重要观点，他就会刷屏看评论：“我需要随时了解网络上大家的反应。”
在微博上收获了巨大个人影响力的胡锡进也逐渐小心谨慎：“刚开始我还比较随便，现在越来越不敢，一句话说错，大量误解就来了，所以每次发微博我都要想好，如果出现重大误读或者误解，有时我会删掉，或者做一些解释。”
他称多数情况不会删除微博，并且告诉新浪尽量不要删除他的微博，“省得大家以为我在掩盖或者要删掉评论，”有一次他误删了评论，专门又发一条微博请“朋友们多担待”。
他“不删微博”以示宽容倾听反对声音的表态并未得到反对者的认同。一位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记者回忆，自己曾在微博上和胡锡进发生冲突，不久，《南方周末》驻北京新闻中心的负责人接到《环球时报》经营部门某负责人的电话，对这一冲突表达不满和抗议。虽无证据表明此电话来自胡锡进的授意，但还是令许多知道此事的南方集团员工对胡锡进侧目。
而真正激起反感的则来自胡锡进的社评。对反对者来说，虽然胡锡进本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彬彬有礼不急不躁，但他在公共问题上发表的观点令人反感愤怒。在不少人看来，原来只参与国际问题的《环球时报》的讨厌尚在可容忍之列，当胡锡进本人直接参与到国内热点话题的评论时，就实在难以忍受了。
胡锡进在微博上只关注了160余人，除极个别外，几乎全是网上的各方意见领袖，通过这些消息灵通的极少数人，胡锡进可以很容易了解网上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什么。微博上的舆情，有时会直接影响到他晚上写社评。
《环球时报》对国内话题的关注，几乎与胡锡进上微博同步。2010年秋天以后，《环球时报》社评几乎都出自胡锡进之手，但并非他一人之功。《环球时报》专设有社评组，由三个编辑轮流负责，胡锡进每天上午10点左右到办公室，和社评值班编辑商议选题，然后由该编辑查阅资料并给各路专家打电话征询意见和观点，将所收集的信息整理成文字。
晚上7点左右，胡锡进拿着这些整理好的资料以口述方式写社评，他指了指办公桌前的一把黑色椅子，“编辑坐在那儿，我坐桌上，我说他敲字。这些资料有些可能直接摘录到社评里，有时不能直接用，有些完全不能用，但它们会开阔我的思路。”胡锡进逐句口述，连同标点符号一并说，编辑有不同意见时，可以随时打断，“他会说‘老胡’这话你说的不对，有哪位专家的看法和我冲突，或者他了解的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他不断修正我，十次有九次我会接受。”
大约8点至9点，社评初稿完成，立即传给环球时报智库的几位专家，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再根据这些意见修改，每次参与这个过程的专家不少于三位。环球时报曾公布过一个参与社评专家的名单，有百人之多，胡锡进称现在的规模已经扩大到200到300人，这些专家多数是全国各高校、研究院的学者，也有知名的媒体人或评论员，专业背景以国际关系为主，还包括军事，政治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其中经常参与评论的有几十人左右。
《环球时报》专家库的名单中80%以上是被称为左派或者新左派的人士，或者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有的自由派人士虽出现在智库名单中，但坚称没接到过问询电话，从未参与《环球时报》社评，也有人表示仅偶尔被咨询时提些建议。以房宁、喻国明为代表的学者是智库主力，他们看完社评后有时与编辑长时间通话，提出修改意见。
胡锡进订立的制度是，每天社评必须保证起码有三个专家参与，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时间赶不上，也至少要保证一名专家看过稿子，“防止出现重大谬误。”胡锡进认为，社评已经最大程度地吸收了各方观点，因此不可能极端或者有重大偏颇，“我希望社评能反映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但是我们也会坚持我们认为确实是对的东西。”
环球时报的社评流程也并非一成不变，新闻事件波澜迭起，或者乏善可陈，一周里总有一两次要到下午5、6点才定下选题，或者脱到晚上8、9点仍无事可谈，最紧张的时候，晚上11点钟才开始动笔。
无论多晚或者身在何处，社评胡锡进都要亲力亲为，因为只有他清楚自己的风险底线在哪里。走到哪里，他身边都要跟着一位社评编辑，出差繁忙的时候，很多社评完成在飞机上。
听到子弹声
2013年1月4日，在《环球时报》发布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当晚，“排队骂胡锡进”在微博上又成一景。
这篇社评写道，“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中向往的那种“自由媒体”。中国所有媒体的发展只能是同中国大现实相对应的，媒体改革必须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媒体决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文中以近乎警告的语气说，如果有媒体公开对抗现行体制一定更是输家，因为，“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支持这样做的社会基础，全社会的真正注意力是搞经济，发展民生，社会不希望国家前途有变数，毁了平静生活。”
这称得上是胡锡进的肺腑之言，他曾经历南斯拉夫分裂和战乱的过程，“亲眼目睹了分裂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目睹了上百公里长的前南斯拉夫难民潮。我认为，任何政治家都没有权力让他的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胡锡进坚定地支持“改革与稳定的统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撰文强调，中国要渐进式改革，不能一下子推进，一位《环球时报》的员工认为，胡学俄语出身，认为导致苏联迅速解体和内乱的原因之一是突然放开新闻管制，因此他不会赞成现在“自由办报”。
批评者认为，胡锡进此文乃是秉承政府授意而作，尤其是该文第二天被全国范围的官方报纸或网站几乎同时转载后，有人在微博上贴出一张小狗叼飞盘的照片讽刺《环球时报》：“无论政府把盘子扔多远，你们都能叼回来。”
这些批评令社评组的编辑十分委屈，“通过我们放风，《环球时报》享受不到那种待遇。一个声音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会登出来。”一位《环球时报》的编辑称，在刊发此社评时，《环球时报》并不知道会享有被同时转发的待遇。而一位曾在《环球时报》工作过的员工则称观察到当时的反常现象：这篇社评凌晨1点左右出现在《环球时报》的官网上，而通常这是报纸截稿付印时间，社评一般在数小时之后才会发布到网站。
一位日本驻华记者将《环球时报》比作是中国的《产经新闻》。这位记者认为环球时报虽然隶属于人民日报，其实并不是完全代表官方立场，但“我觉得可能很多政府的意见都通过他们表达出来，尤其是《南方周末》这个事情。可能他们也是被政府利用的。”
胡锡进则认为西方媒体也是有限度的，“2002年，我有机会采访一系列美国媒体。有家媒体编前会上讨论一张涉及宗教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大主教，但他旁边有位时髦女郎。编辑认为这有损大主教的威严，把女郎裁掉了，这种做法与CNN在拉萨“3•14”事件中使用中国军车的照片，而把暴徒向军车扔石块的画面完全裁掉，以此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拉萨平民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驱动它们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而绝非推动普世价值的神圣目标。”
他强调《环球时报》是理性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而那些批评《环球时报》“民族主义”的人，是被西方洗脑了，“美国媒体难道不维护美国利益吗，他们抵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时候，怎么不骂他们民族主义？”
对于“五毛”的标签，胡锡进很不屑，“那些人是借着骂我给自己贴政治标签，或者实现一点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是批判我的观点，观点可以争论，总是批判我的诚信，就不对了，说我们有目的，是党的走狗，这不是搞文化革命这一套么？观点不一致，就人身攻击，上纲上线。”他扬起脸，轻轻说“我不搭理他们。”
他在上海交大演讲时，一位学生站起身宣读了一段某媒体编辑对他的批评，他回答：“请你把现场的掌声转达给他”。
著名自由派人士艾未未和胡锡进骂战后，将胡锡进和时任《环球时报》社评编辑王文的手机公诸网络，至此胡锡进饱受电话骚扰，但他坚持不换号码，“换了号他们还会给我公布出去，没关系，这就是中国社会。”王文也坚持不换号：“不跟他们认怂”。
不认怂的底气在于《环球时报》每天160万份以上的发行量，胡锡进认为自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但是，他也承认自己不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我们首先是在知识界混，在你最近的周围，有一帮人恨你，你能舒服吗？这些人各种挑毛病，希望你倒霉、环球时报倒掉，你的一个小错误 ，就会被放大，形成舆论 ，这会形成一种压力，令人不安全。”胡锡进有时深觉孤单，“但不孤独，因为我知道自己没做错事”。
2012年他遇到的一次“不安全压力”，起因是5月29日腾讯网转载《环球时报》文章《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标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引发舆论强烈声讨。30日，腾讯网在网站上发布道歉，但民意已经挑起，滚滚沸腾，连胡锡进远在外地的亲友也打电话问他，“会不会倒霉”，他一面安抚家人，一面安慰员工，要成功就得承受压力，不能怕。中国崛起艰难，“我们在分担国家艰难，值得骄傲”。
忽然他前向倾了倾，问，“你听过子弹从耳边飞过的声音吗？”他伸出食指用力戳向空中，“我告诉你，是‘啾-啾-啾’声音， 这说明子弹离你很近了，使你心惊胆颤”。胡锡进多年前在波黑战区采访时曾和几位西方记者一起步行穿越交火线，“在开阔地走，对面不知道枪在什么地方， 子弹就在身边飞 ，我们几个记者没处躲藏，心里砰砰直跳，我没经历过，当时真的很害怕。现在互联网上那些恨我的人多了，有时我也能隐隐约约听到子弹的声音，也许哪天有颗子弹就把我打倒了，”他一口气讲完，松弛了身体：“我接受命运 ”。
真正的危险还是要规避
一位熟悉《环球时报》的人士称，一些在微博上经常骂胡锡进的“大V”其实私下里和胡本人或《环球时报》颇有往来，胡锡进亦称和许多自由派人士私交不浅，也常邀请自由派人士为《环球时报》写稿，“把求真放到价值判断之上”，他意在《环球时报》展示社会思想的多元，并且“政府需要听到批判，令他保持清醒”，但他也谨慎拿捏分寸，“如果都是批判，就没有人再想着做事了。 党和政府的权威、公信力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既是胡锡进真实观点，也不乏体制制约，“我是官方任命的，能不受影响吗”，同时他也称《环球时报》是完全市场化的媒体，“我们必须在市场上生存”。2012年，《环球时报》转制为企业，胡锡进拿到了一张社会保障卡，“我已经失去事业编制，和大家一样了”。但《环球时报》的办公楼仍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面，作为子报的身份不变，胡锡进仍参加《人民日报》的会议，《人民日报》接到的政府红头文件，照旧会转给《环球时报》一份，其中就有中宣部对一些话题的禁令，“领导不让报，难道我第二天非得报吗？要讲究方式方法，很多话题，我们最终还是报了出来。”
这些报出来的话题不乏敏感词，比如陈光诚事件，王立军事件，提醒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评论“唐慧事件”时，他批评了劳动教养制度，甚至2009年在英文版刊登“89事件”20周年的评述，连他的批评者也认可这些都是可圈点的突破。
胡锡进的秘诀是：聪明，勇敢，往前闯。“同时接受选择给你带来的任何结果，”他逐字向外蹦，“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么一个结果，”他昂扬铿锵，“我不在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就…….”他舌头忽然打了个卷，声调低八度，“嘿嘿，当然不能说百分百不在乎。我是说我有勇气去做，也要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那就得聪明，有判断力，我也不是很聪明，只是尽量规避风险，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某美国媒体驻京记者亦这样评价：《环球时报》是典型左翼媒体，但胡锡进是聪明的现实主义人物。
不是没有遇见糟糕的时候，《环球时报》也有“血的教训”，险些动摇根本，只是最后有惊无险，但都是胡锡进挨完板子回办公室关门写检讨，不会因为受到压力而令编辑或记者承担责任，这样的教训有多少，都分别因何而起，个中细节探问《环球时报》的员工，大多回复“老胡没有说过”。
《环球时报》的员工并不称胡锡进“胡总”，而叫“老胡”。1980年代，人民日报社里员工打招呼多称姓氏，依年龄大小，分别在前面加上“老”或“小”，上至社长、总编也是如此，到1990年代，世风渐易，下级对上司多称头衔，但上述称谓的习惯在《环球时报》保留至今。胡锡进待人没有架子，但火爆脾气尽人皆知，他若在办公室里骂人，从三楼办公室直达一层，有好事者会悄悄晃上来看看是谁倒霉。这样的性情和沟通方式显然不受欢迎，胡锡进亦有自知，每次骂完后都主动过去道歉，但之后原样不改，骂人后再上门道歉，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大家习以为常。这样的拍桌子大骂，《环球时报》多数和胡最贴身的男员工都有亲身体验，只遇见女员工时，常网开一面：“我不太敢骂女生，怕把她们骂哭。并且我这样骂人只是很偶尔发生的事情。同事们都不容易，我们相互理解，关系很好”，胡锡进这样解释。”
胡锡进骂人原因各样，比如，发现记者的文章滥用形容词。《环球时报》曾报道中俄中国友好年，文中有“祝贺信像雪片一般飞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胡锡进开会大骂记者，“谁让你夸张？什么叫雪片一般？多少封就是多少封！”《环球时报》创刊时，报道旨在讲故事，写新闻多有所谓“合理想象”，加工渲染，多年来被人诟病歪曲事实，甚至有驻华机构为此抗议。胡锡进位扭转此局面，收紧标准，要求文章不得多用形容词，凡引述外电皆需对照原文，不得引用转载，“总有人盯着我们，一旦出错，立刻会被揪住，我们必须认真。如果有失真之处，是技术水平问题，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故意。”
《环球时报》内部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分歧，员工颇有团队意识和归属感，一位员工认为这是胡锡进三份工资的效果：“一个好老板发三份工资，第一份工资养家糊口，第二份是情感，身先士卒，把员工当兄弟，第三份是理想，他灌输了跟着国家共命运的的理想。”这个理想也是胡锡进反复陈明的政治立场。
也有熟悉胡锡进的人觉得他很分裂，忽左忽右，持此看法的也有《环球时报》的读者和粉丝。他微博上“右倾”言论被贴在网上讨论，如“中国官方‘说’的本事，一直没学好。套话多，自我批评少，遇王立军这样的事就敏感得不知怎么说”，“在网民与管理者设‘敏感词’和绕‘敏感词’的长期游戏中，管理者总体上是输家”。在一家叫“知乎”的网站上，专门设立了讨论话题：胡锡进是一个怎样的人？
军校违纪生
胡锡进的童年在北京东高地一带度过，母亲是普通工人，父亲是名会计。胡家有5个孩子，二男三女，胡锡进排行第三。工薪家庭养活五个孩子，日子过得拮据，胡锡进想买本书看父母都拿不出钱来。1966年，他的哥哥溺水身亡，胡锡进六岁，不识伤痛，只记得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从此严禁胡锡进游泳，一发现他偷偷下水，必定痛打。胡锡进喜欢跟一群伙伴沿着铁路玩，这也令母亲恐惧不安，“她不识字，信基督，每天就是祈祷平安，”父母对他别无所求，只望他平安长大，当个工人。
胡锡进希冀的从来不是安逸人生，他自认“不安分，渴望改变”，他不受管教，也不按规矩出牌。1977年恢复高考，胡锡进上高二，正是要紧读书的当口，他却做着文学梦，不用心上课却迷上写小说，发表出一篇后，更是天天“梦想将来当作家”。这也是1970年代末流行路线之一。
不管流行什么，学校只认成绩。分快中慢班时，他被分入中班。“我觉得这辈子完了，学校教育资源都在快班，我高考没戏了。”
他回忆，半年后得知还重新分班，就开始玩命补数理化，“第二年全区数学竞赛，我得了第13名。又进了快班”。胡锡进把这称为自己第一次显示爆发力，从逆境中走出来，“逐步建立自信，明白困难通过努力就可以解决。”
他讲述的多次经历亦显示其确有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和逆转环境的决心。
1978年，文革结束的第三年，胡锡进考入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南外）俄语系，他认为这是人生第一个里程碑。他的青少年阶段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学校教育残缺破败，几乎没读过什么书，“从看《艳阳天》那种层级，突然看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那些人性的光辉一下子照耀着我，就像冰雹砸下来，把不到20岁的我砸蒙了。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文学这么伟大！我被感动了，人道主义，寻找自由的情怀，对我一生的价值观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在微博里以近乎文学青年的语调温情回忆当年这些书籍的影响力，“它们是圆明园里的石头那样的残片，至今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
胡锡进认为自己的语言，思维甚至感情方式都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些在他成为记者后的文字中不难看到痕迹——“正是深夜两点汽车抛锚在荒郊野岭，举目无援的时候；正是我徒步走在坟地般黑暗的废墟间惶惶不安的时候，我感到了记者职业的美，她美得令我颤抖。”
胡锡进专门强调，是俄罗斯而非苏联：“很幸运我看的都是俄罗斯文学，这是我牢固的文化素养基础，不是苏联文学。”他几乎炫耀式地讲述当年的苦读：“凡是你能说得出的俄罗斯经典小说，我都看过俄文原版，说吧，你看过哪些。”不等回答，他顾自报出一长串书名。大学时期他的成绩位列前茅，他颇为自得：“在高峰时期，我的俄语写作能力不低于俄罗斯的中学生，我给人做翻译，速度非常快，让对话者感觉不到彼此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时移世易，他也不讳言如今功力衰退，只够应付简单对话。
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是一所军校，胡锡进既是上大学，也是从此成为军人，每天五点起床号响起，大家列队出操跑步，“天边有彩霞，还没亮全，我也还没完全醒，边跑步边睡，还做梦呢。”胡锡进儿时多病，不善运动，但在军校参加了长跑队，每天一万米，38分钟跑完，身体渐渐强壮，工作后在波黑战地参访的艰苦辛劳，他感念在军校练出了好身板，“到最后都是拼身体”。
军校的管理严格，按时作息，不得随意外出，除去读书，几乎没什么娱乐可言，较之朋友们大学生活的惬意多姿，胡锡进的日子憋闷不已，“我觉得受束缚，闹起情绪，就跑出学校玩去了。” 他招呼不打一声跑掉，独自沿着长江玩了两天，军校24小时内联络不到他，上下已经天翻地覆，全系出动，各级官兵分头地毯式搜寻胡锡进。“我丢了，对学校是重大事故，但我当时不懂，情绪上来，管你，我散心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过两天我回去不就完了。”当他玩高兴了回到学校，面对的是严重警告处分和大会批评。
任性不仅连累旁人，他自己也在毕业时付出惨痛代价，只是当时他还不懂游戏规则，也不明白什么叫“后果自负”，尚在自己的世界里悠哉游哉。当时他每月可以领到六块钱补贴，攒到暑假有了几十块，他决定揣着这些钱沿着长江游历名胜。从北京出发，一路去了华山、陕西 、峨眉山、重庆、三峡，几十元哪里够用，他只能一路买最便宜的船票，睡马路和火车站。
这算得上是胡锡进第一次接触社会，而他“混事”的本事在这个旅程中初显：胆子大，脸皮厚，能吃苦，强大的公关和沟通能力，在各种困境下都想出办法谋出路。这些特质他后来进入在《环球时报》工作后，令同事们印象深刻。
胡锡进当时的全部行囊就是一个军挎包，身上只有一件衬衣和背心，登庐山时，别人都穿了军大衣，他没有经验，衬衫背心就上去了，晚上没钱住店，只能睡在甬道路灯下的长椅上，山上夜间温差极大，胡锡进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也顾不得面子，就闯进了一家旅馆，服务员拦着不让我进，我求人家：我要冻死了，这才同意让我躺在地上睡了一觉。”
到了重庆时他也无处安身，在马路上闲逛，看到一位少年坐在树下读外语，他蹭过去聊天，少年发现他没有住处，把他带回家，自己睡在地上，让出床铺给胡锡进。“当时那个社会单纯，彼此是陌生人，人家敢带我回家，我也敢去人家家里睡觉。”
胡锡进回忆自己一路行去，身上衣服脏了就到河边洗，再穿回身上自然风干，饿了就买最便宜的干粮吃，走到乐山，分文不剩，他突发奇想，到当地武装部借钱。拿出自己的军人证借钱，“人家开始不借，我厚着脸求，实在没钱，困在这里了，最后他们借给我20元钱。”
假期到尾声，胡锡进买完回程船票，身上再次一文不名，实在饿得不行，他翻出两张粮票，换回一个火烧裹腹。船只能开到铜陵，要回南京还得再坐一趟火车，胡锡进混上了车，被查出没票时，他再次亮出解放军证件，跟列车员大讲军民鱼水情，“反正我没钱，您看着办。”列车员不好意思赶他下车，胡锡进得以回到学校。
“这次旅程，建立我对社会的良善的信心，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自己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坏人。也不是没被人坑过，但我能理解，他就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但当年从军校毕业时，胡锡进的出路却不怎么样。由于曾违纪离学校，身上背着严重警告处分，俄语系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去了总参一级的单位，而排名第二的胡锡进却被派到北京延庆山沟里的87153（该番号是一个位于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的部队学校）部队担任教员，教授俄语。现在回望，胡锡进的这张处分可能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
胡大胆
延庆山里的冬天，是胡锡进一段艰难岁月。部队的十数排砖瓦房就在山坡上，连院墙都没有。“北风吹着，冷啊……”他的语调里模仿出寒冷的颤音，“我每次开门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别突然去抓门把手，那个铁把手，要是猛一抓，就觉得‘刷’的一下粘手。外面背阴的地方的冰，来年五一还没化。”每位军官的屋子里都分到一堆煤取暖，周围老百姓老是来偷煤。“我还得看着我的煤”。
胡锡进曾在微博里记述这段时光，“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穷则思变，20多岁的胡锡进“被圈在山里，想出去想疯了”，却不知道出路在何方，眼前是等级森严，束缚重重。“军队强调服从，规矩又多，这令我难受，我老是反抗，跟领导吵架”。
吵架也算是种热闹，更多的时候，军营寂寞，日短夜长，那些在山沟里出不来的日子，胡锡进都用读书来打发。“商务印书馆出的世界名著，出一本我买一本，卢梭、罗素、孟德斯鸠……”他看得最多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卷用一个月的时间看了两遍，书上划的乱七八糟。《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我都看过，那些书影响了我，他们陶冶了情操，建立我的思想方式，这是深刻的。”他突然转了个话题，“中国启蒙思想的那段，我在其中，也参与了，我也是那个运动的直接被洗礼者。”
当时的胡锡进觉得自己中学教育不完备，一心想补课。他找来王力的《古代汉语》，唐诗宋词，甚至把妹妹的生物教科书拿来念，看完后再去北京自然博物馆看标本和实物。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多次为他赢得机会。
“军官们的爱情都在远方。”刚到部队时，胡锡进没有谈恋爱，看着别人鸿雁往来，羡慕不已。有一位军官交了学中文的女友，“每次给他写信都一二十页，超重，一张邮票不够，要好几张，而且一星期两封，大家羡煞。他还经常把情书箱拿出来，他陪它一起晒太阳。妒嫉。热烈的爱大多短命，但他和她是例外，他至今总带她参加聚会。”
一年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女友。姑娘在城里，他在城外，两周才能回城一次，每次坐车回家经过前门，胡锡进都要下车到人群里走走，“沾点人气，山里没人啊。人嘛，都向往大城市，向往文明。”
山里的艰苦难熬，与女友两地相隔更加重了这难熬。“那时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离开那地方，”胡锡进现在讲起来仍满是坚定，“离开！”可按规定，他得说呆够18年才能走，胡锡进差点绝望：“那时我都40了……
他形容自己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撞，找领导闹，拍桌子，就是找不到离开的办法。“那个年代，人都没什么眼界，部队里很多人回趟北京，最发愁的是来往三块二的车票怎么报销，就那么大点见识。我是工人家庭，更无人点拨。”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大学老师的来信：“告诉我南外在招研究生，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好像突然来了光明，啊，还有这么一条路呢！”胡锡进知道消息时，离考研只剩下两个月，他最后的考试分数不够，落选了。“但既然知道有了这条路，我就一定会出去的。”他第二年准备接着考南外。
正在备考时，胡锡进的大学同学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他得知后去学校探访。那是胡锡进第一次进北外，值春夏之交，校园风景正好。“呀，这么美的地方，广播里放着音乐，是《草帽歌》，我走在路上，心旷神怡。北外这么好，我要考到这里。”
回到部队，他准备改志愿，却开不出许可，“领导说我只能继续考军校，不能考地方院校。可我在北外亲眼看到有军人在那里读研，我就琢磨着是怎么办。”他想到去空军司令部查军事条例，在司令部门口被警卫拦住，他拿出军官证随口瞎绉：“我去政治部反应情况。”
司令部诺大院子，他一个人不认识，硬是闯到人家办公室陈明来意，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有人给我拿了一本条例，我查到其中有一句话：部队可以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哎呀！我立刻复印下来拿回去给领导看，他们没话可说了。”
胡锡进当然不会再错过这个机会，“我就拼命地学了半年，我中学英语很差，高考只有22.5分，考研英语得了75多分，那真是玩命了。”
他最终如愿。“我趟出条路，鼓舞了之后的人，后来又有好几位战友从山沟里考出来。”胡锡进认为这是自己从命运中第一次突围。他的第二次突围发生在三年后，自北外毕业，按照规定，他应该返回原部队，好容易才出来，他自然不乐意再回去。“我想转业回北京，部队领导立即说，不可能。”他照老路子又到空军司令部找上级机关，答复是：安心回部队工作。
他自己没路子，硬着头皮找部队领导疏通。“我的上司是位大姐，十几岁参军，很有人脉，但她对我印象不好。”当然不会有好印象，胡锡进为了离开山里，经常闹事，指着女上司的鼻子吵架，“骂得很难听，她当时气得直哆嗦，差点背过气去了。但我当时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出来，不管不顾地，没心情关注周围怎么看我。”
年轻时不谙世故，不知道这些都要还回来。“我只能腆着脸去求大姐，”他耸起肩膀，垂下头，模仿当年恭恭敬敬，低眉顺目的声气，“检讨当年不懂事，请她大人不计小人过。”他接着换了无限感慨的语调：“大姐是非常好的人，不仅原谅了我，没要我任何东西，还帮我找了路子，允许我转业。她的善良宽容改写了我的人生，不然我就仍回山沟部队里呆着了。”
胡锡进认为这些过往经历给自己留下的经验是：有目标一定要努力追求；相信这个社会普遍的善良。“这些年轻时的经历很有意思，一直影响我到今天。”迄今胡锡进最好的朋友还是在军队里的同学和同事。
军校四年，行伍四年，“军队刺激你，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男人，身后有个国家需要你去保卫，”国家观念，爱国主义，对胡来说是真实的存在。
幸福穷日子
在北外读研三年，是胡锡进最快乐幸福的一段回忆。“过去当兵受限制，终于自由了，我是北京人，连北大都没去过，现在四处逛了。”
考研除了收获自由，他还收获了现在的妻子。“结婚在家里办的，弄了一桌饭，算是婚宴。”父母从50平米的住房里，腾挪出8平米给他们做了新房。胡锡进记得每月有100多块的工资，一边读书一边养家，日子并不宽裕。
“婚后最初几年，我跟妻子一共在外面吃过两次饭，直到今天，这两次饭都留下美好记忆。”第一顿饭吃的是王府井的翠花楼，“我俩大老远的坐车到翠花楼，要了三个菜，一共花了11元，吃完夜里赶末班车回家。那天晚上好幸福，30年了，都记得那晚的幸福，觉得，哎呦， 真幸福，我们能到外面吃顿饭。” 他一一历数。第二次是老莫餐厅，吃了奶油烤鱼，花了20多元。这段回忆里胡锡进反反复复说的三个字就是“好幸福”，温柔快乐，无限无限。
直到现在，跟同学旧友在外面吃饭聊天，仍被他归入幸福之列。“读研三年，我不记得大家出去聚餐过，同学们聚会都是从食堂买几个菜在宿舍里吃，晚上搞舞会就是在教室里。不可思议吧，因为穷，你的同学无法聚会，感情无法交流。”
当时英语系的学生经常有机会到外面教课赚外快，俄语系的学生就没什么机会。胡锡进苦练英文，有空就到学校的英语角找老外对话。外教滔滔不绝，他始终保持微笑，无论对方讲什么，他都不断点头，说“yeah, yeah.”。这样的门外汉水平并不妨碍他勇敢地出去教英语。“我同学给人上课，有两次临时有事，要骗人家说自己我临时代课，我冒充自己是英文系的研究生。我胆子大，挣钱么。”抖落当年糗事，胡锡进兴致勃勃，“我上去哇啦哇啦，讲得特别快，下面反应听不懂，我立刻说，好吧，咱们改用汉语讲。讲着讲着，没得讲了，我不会那么多啊。就说教一首歌，把提前准备好的歌教完，也到时间下课了。一下午挣30块钱。”他笑了笑，“瞎混，那时年轻，就是瞎混。”
人穷见识短，“不仅是我，整个社会都穷，也没见过世面。”1984年的一天，胡锡进和妻子手挽手逛街，被一个台湾人拦住，“他说第一次看到一对情侣在街上牵手走路，觉得很高兴，就想跟我们聊聊。我妻子吓哭了，躲到我身后。他们可是台湾人啊，多遥远，多发达，当时谁家来了个台湾人，大伙都觉得是阔亲戚，离别时我跟他握手说：请你转达我们对台湾青年的问候。当时就那么傻啊。”
胡的导师来自莫斯科大学。中国改革开放在1980年代中期带来经济平均6%以上的增长，而苏联正经济正急剧恶化，国内生活用品短缺，胡的导师回家时，都要采购很多东西，包括彩电、冰箱等大件。这在胡锡进看来，就是富翁了，“我见他的时候，多少有点穷人在富人面前的不自信，他们经济再不好，也能买彩电，而中国人下馆子吃顿饭都吃不起。”
20多年后师生再见，已经是别样天地，“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倒也还比俄罗斯低，但综合生活质量，已经不比他们差了。”2012年上半年，胡锡进到俄罗斯出差，注意到了更真实的现状，“我们城市不比他们差，但农村跟人家还没发比。”胡锡进出身草根，知道社会底层的困顿，“弱势人群的社会基础保障，中国比俄罗斯差很远。”他的看法是，中国穷人多，完善社会保障需要时间。
要激烈地活
1989年从部队转业，胡锡进有两个工作机会：《人民日报》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他选了当记者，因为有自知之明：“我好冲动，性格中充满不安，”而记者是这个把这个缺点变作优点的职业。“想想看，在机关或公司大楼里对着上司冲动一回是多么后患无穷”，但能“冲动地”穿越巴尔干交火线，“是多么值得夸耀”。这指的是他派驻南斯拉夫时采访波黑战争时的经历。
进入《人民日报》后，胡锡进被分到国际部工作。这是个清水衙门，记者们能发稿的机会不多，都盼着能派到国外驻站。这是要论资历慢慢排队才有机会，新来者都得在办公室查三年资料。1993年年初，胡锡进才获得派驻南斯拉夫的机会。对于驻外而言，这算不得好差，既不能如驻欧美那样是国际新闻主力，也不能像驻中小国家宽松自在，巴尔干是个火药桶，纷争冲突不断，时不时就响起枪声，不出事的时候是边缘地带，出事了也发不出大稿子。胡锡进倒觉得合上心意，坐了三年办公室，他“渴望激烈的人生”。
离他开赴南斯拉夫还有三个多月，《环球时报》成立了，那是1993年1月3日。彼时《环球时报》叫《环球文萃》，隶属国际部，是个为国际部赚外快的菜篮子工程，头版选择经常是具有冲突、离奇或者娱乐性的软性题材，政治类议题，也多从“案”“记”“内幕”入手。“国际部的记者最穷，就想着办份报纸挣点钱给大家发，挪出一间办公室，招了七、八个人，就把报纸搞起来了，我去南斯拉夫之前没什么事，领导让我过去帮忙。”胡锡进编了第一个头版，内容是巩俐。更主要的时间，他跑出去拉广告，三个月拉来了十万五千块，“拿了不少提成，别人一个月挣100多块，我挣了1000多”。他好不得意，也很感慨，“太难了，到处求人，看人脸色”。他记得不小心划破手，为了拉广告，还骑着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西三旗的北京轮胎厂，结果还被人赶回来了。天热，一路汽车出汗，晚上手肿得跟馒头似的。当时想，这辈子再也不拉广告了。”
这是他第一次为《环球时报》工作，为期三个月。
临到出国，胡锡进一句塞尔维亚语也不会，他的方法是买来塞语课本，花12元钱从北外请一位一年级的学生对着录音机把课本通读一边，这是他的基础配置。高级一点的工具是《人民日报》技术部给了他一台386笔记本，一本WPS软件说明书和DOS大全，他揣着这些去了贝尔格莱德，不会开车，从没用过电脑，“感觉像空手走进都市的流民”。
他穿着廉价的棕色西装，白袜子，黑皮鞋，背着一个蓝黑挎包走在贝尔格莱德，唯一时尚的是他梳着着类似“披头士”乐队那样的长刘海，这也是中国1980年代中国文艺青年常见的发型，于胡锡进而言，却不一定刻意为之：他这个造型20多年来维持不变。
“刚去只能听懂房东说你好，”要生存就要“强烈爆发”，胡锡进不缺这个能力。“第一个月，我掉了十斤肉，每天不停学外语，电脑和开车，三个月后我能听广播，也可以熟练开车上路了。”
基本技能过关后，他立刻去了波黑。当时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两族正在交火，按照驻外纪律，去波黑采访必须得到编辑部的批准。胡锡进兴冲冲了写了一封长篇的申请书，第二天编辑部打回电话：波黑目前无大事，不准去。
上级不批准对胡锡进从来不是障碍，“现在不也这样吗，想干就别请示，不想干就假惺惺打个报告。”
胡锡进去波黑的动机并非写出好报道，“西方记者的血淋淋战地报道受到被中国读者崇拜，但中国当时几乎没有战地记者。”胡锡进要让自己像个记者，这些做法“有时过分，自作多情”，他自认当时正掉进理想主义里，受不了蔑视。
等到周末无须和编辑部保持通话时，胡锡进开车去了波黑。接近萨拉热窝时，他听到了噼噼啪啪的枪声，“第一个感觉不是害怕，而是差点没哭出来的骄傲。”
但他很快就要真的哭出来了。他采访了一圈，车子坏掉了，无法按时回到办公室，他擅自外出被报社发现。他装模作样地写了份检讨，连同采访来的稿子发回编辑部，以为功过相抵，30个小时后，《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管理组打电话给他，严厉批评警告，稿件不予采纳，再写一份检讨，禁止他申辩，告诉他“想不通就接着想，直到想通为止。”
数年后胡锡进在自己的书中记录当年的心态：被打懵了。这一棍子带来的教训，比十几年背诵的纪律条文都要多，我永远记住了这疼痛，它成了我对这个世界最深厚理解的一部分——纪律是铁的，你不是什么都能做的，要想做，就得想办法抓住时机，如果硬往上撞就会被撞回来。
46岁的青春期
胡锡进到萨拉热窝，科索沃等战区采访，连防弹背心都是借西方记者的，他独自驱车往来，而西方同行每个采访组都有十多个人，他形容自己是扛着小米步枪在打新闻战。
南斯拉夫三年，胡锡进目睹了这个东欧大国的分裂与衰败，战乱带来的流离失所，这些见闻和经历构筑了他之后坚定的政治观点：中国不能乱，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逐渐推行，可能带来混乱的革新，宁可不做。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国际上受制裁，国内政治动荡，“可再乱他们民众生活水平也很高，街头随处是露天酒吧、咖啡馆，老百姓泡吧，喝咖啡，我们国内哪有这些，生活水准没法跟人家比。”胡锡进常和妻子去露天咖啡厅小坐，花两美元点两杯果汁，泡咖啡馆至今是胡锡进夫妇最重要的休闲方式。
2012年胡锡进重回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早已经不存在，他仍去街头咖啡厅，花五块钱可以吃到很漂亮的冰淇淋，“比国内便宜好几倍，他们乱了20年，停滞了20年，中国发展了，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他们。”
胡锡进把波黑形容为自己与新闻的“初恋”。回国时，他忽然觉得有一点36岁人到中年的恐慌，“习惯了战地报道的激烈状态，我回不到机关那种生活，心野了收不回来了。”看到都市报正在兴起，他又起了兴致，他主动要求调职到《环球时报》，当时仍叫《环球文萃》，四开八版，每周一期，发行十几万份。但内容已经由原来的娱乐人物，国际趣闻朝原创国际新闻转向，胡锡进就任副总编。“那时候不知道这张报纸未来如何，也什么都不懂，看到北京青年报好，就跟那帮人成天混在一起，向人家讨教，他们给我灌输了很多新鲜想法，也损我，‘你们这也叫报纸，真该回家对着镜子抽自己嘴巴’。”
胡锡进深受刺激。《环球文萃》确实不上厅堂，离主流媒体圈相距甚远，1997年，扩为16版，更名为《环球时报》。之后两年，发行量逐年提升到44万份，直到1999年5月，《环球时报》遇到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胡锡进第一个在国内传递出这个消息。这一天的过程，他声情并茂地呈现出来：1999年5月8日是周六，“天还没亮，我被电话吵醒”——打来电话的记者吕岩松是胡在驻南斯拉夫站的继任——胡锡进模仿者当年电话里的喊叫声：“老胡，中国使馆被北约炸了！”胡锡进没有反应过来，吕岩松又喊了一遍，然后“我一激灵，‘你吕岩松了，你说什么？ 你好好说！”
吕岩松又喊了一遍：使馆被炸了，在着大火。“我完全清醒了，不敢相信，反复问了几遍，这事要是假的就完了。”胡锡进两手做出洗脸的动作，又来回搓手，“这是真的！”
由于熟悉外交部，胡锡进很快把电话打南斯拉夫处处长家中，“他一听就蒙了。”很快外交部各个官员很快赶往办公室，胡锡进也跑到了报社。中午时分，许多得到消息的编辑来到办公室，但当时《环球时报》是周报，只能干坐在办公室看新闻，有人提议出一份特刊。时任总编何崇元立即下令行动。第二天报纸上市，很快卖空，接下来全国各地的抗议游行队伍里，很多人手里都举着《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因此翻了一倍，这是《环球时报》第一个高峰，但并不是胡锡进的高峰。他仍然只是负责一些财经、国内新闻等不起眼的版面，除了入选当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外，新闻界里难见他的声名。
他的事业转折始自2005年7月，他继任总编一职，第二年将《环球时报》改为日报，之后又建立环球网和《环球时报》英文版，通过社评，使《环球时报》由一家国际时政媒体，转而进入国内时政话语平台。胡锡进个人也与《环球时报》一同，毁誉各半，但名声日隆。
休闲生活
胡锡进白天大多时间用来处理管理事务，参加《人民日报》的会议，各种活动以及会面，而主要工作精力仍用于写社评。除了把关重大选题，他通常不参与《环球时报》的选题会和内容审看，《环球时报》自有成熟严格的运作机制。
《人民日报》的食堂午餐12点半基本收尾，胡锡进从来也赶不上，他通常去大门外的一间小笼包子铺解决温饱，实在来不及，就让同事带一份肯德基套餐到办公室，这份套餐几乎从来不变： “我不讲究，当记者惯了，大宴席能吃，大排档我也能吃。”
胡的不讲究同事皆知，《环球时报》骨干员工在媒体界属于高收入群体，胡锡进当时请同事吃饭大多是去《人民日报》附近的马兰拉面。他的一位老同事笑言：“老胡一说请吃饭，我们就躲了。”
他不饮酒，连烟也戒掉，坚持下来的爱好是看电影和去露天酒吧喝果汁：“我喜欢物美价廉且有情调的东西。”他钟爱外国电影，尤其是美国大片，对国产电影兴趣寥寥，尤其不喜欢展示丑恶的片子，“中国片子里看到人性美好的太少。”
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胡锡进尽量和家人共度周末，与亲友爬山，去郊外聚餐，补偿当然奔波在外的亏欠。讲述这段经历时，他机关枪般的语速和缓下来。
“我在波黑驻站时，父母看电视知道那边打仗，急得直哭，老人不懂，我还能糊弄过去，但是一同驻站的妻子每天都担惊受怕。”有一次胡锡进坚持要进入北约正在空袭的塞尔维亚控制区，妻子拼命阻拦，胡锡进大喊着推开妻子：“我不想窝窝囊囊地活，我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真正的记者，我要用战场的冒险为你和女儿换来幸福！”而后夫妻俩泪眼相对。
胡锡进与妻子自幼相识。夫妻二人在南斯拉夫时，读小学的女儿在国内，无人照料，只能送到外地亲友家。三年后胡锡进接回女儿，“北京的孩子都学英语，她一句不会，学了一口陕西话回来了。这些事每次想起来，心里都不舒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2013年9月26日 上午 5:14
天一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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