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1年6月7日发布
受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秉中教授委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今发布陈秉中先生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的第二封公开信，继续揭露河南艾滋病血祸责任官员。参见附件。陈秉中教授同时委托发布其关于河南艾滋病血祸的第二篇文稿《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天下》，参见附件。
另附陈秉中教授文稿下载地址：
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第二封公开信（陈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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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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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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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第一封公开信（陈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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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胆寒的“因言获罪”和血腥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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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中教授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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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二封公开信
我此次在给胡锦涛总书记发出第二封公开信之前,曾分别于2010年9月向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中心，同年10月向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贺国强纪委书记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11月向胡锦涛总书记本人,均以文题为《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一文进行举报和投诉。然而不幸的是，我这三次实名举报和投诉，都非常遗憾地无一被受理，时至今日，所有举报均音信皆无而石沉大海。鉴于河南省污血案事件严重性惊骇世间，蓄意隐瞒重大疫情导致灾难恶性发展的严重后果，受伤害人数之众和处境之恶劣等令人无法容忍的境况，对这一桩属于中国政府之痛的千人所指的“烂尾案”，我不得不再次向胡锦涛总书记以《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和《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天下》两篇材料“奏本”、“上疏”，进行第四次举报 。如果我此次举报在党的十七大期间仍无望被受理，倘若我能活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日，我定将以一个有近6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名义和公开信的形式，冒死谏言，向十八大主席团和出席会议的全体党代表跨届进行举报，再次发出对河南污血案事件声讨的檄文。我坚信：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我的举报行动看似单枪匹马，但实际上却得到了难以计数人们的默默支持，从来就不孤单。明人不做暗事。我完全知晓我的这种实名举报，对于我这个身单力薄并本已属于弱不禁风的癌症晚期患者而言, 是无力与在官官相护保护下的被举报者相抗衡的，而且也将会令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在天地良心的感召和驱动下，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为天职和人道主义的坚守者，我别无选择，那就是：抱定决心，义无反顾，一往直前，用证据说话，誓为公平、正义、真理和捍卫人权而献身。
我之前在《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一文中曾披露河南省污血案事件造成至少数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一万多感染者因此死亡的有关情节。而据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河南省医生高耀洁提供的数据和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省在推行“血浆经济”中艾滋病毒呈阳性者人数均在三五十万以上，因感染艾滋病毒死亡人数也不是一万多而是数万人。
疫情就是火情，而且疫情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超越国界。对重大疫情隐瞒不报，特别是传染性极强的烈性传染病，不仅对本国民众构成严重威胁，就是对周边国家甚至全球亦是如此。根据国际惯例，绝不能把重大疫情当做关起门来的家事或内政进行封锁。因此，仅就隐瞒重大疫情这一点而言,不对他国进行通报，无形中给毫无防范的别国带来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最受伤害的当然是那些众多无辜者的平民百姓的生命。所以，蓄意隐瞒重大疫情，不言而喻,是一种严重损人的转嫁和输出祸殃的而且是明知故犯的极不道德行为。还由于隐瞒疫情必然导致疫情的失控和防治时机的延误，其后果不堪设想。因而，对于有意隐瞒重大疫情的恶劣行径，在任何国家和国际医学界都是不可原谅必须遣责和追究的，何况对河南污血案应遣责和追究的又不仅仅止于这一点。就是以我举报的材料所披露的保守数字而言，已是全球罕有大案了，而我的举报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事到如今，对于这样严重疫情仍是隐瞒不对外界公开，继续采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不问责不追究，那就不单单是有过失高官的责任，中国当局在旁“静观”、听之任之的做法，当然毫无疑问亦是严重失责，所以与有严重过失高官一样，在造成河南省艾滋病惨痛局面这一点上，党和国家决策层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河南省卫生检疫部门工作的王淑平医生1995年发现艾滋病疫情在河南省大面积暴发流行后，她给卫生部的报告在中国高层引起了不小震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曾亲自过问，并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此事，陈敏章曾委派以副部长王陇德牵头的调查组，但后来调查组的工作却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再无下文了。
美国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何大一博士指出，河南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疫情在1990年代初爆发，1995至1996年达到高峰，1995年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但隐瞒不对外公开，世界其他国家直到2001年才得知河南那里暴发了艾滋病大流行。何大一发明的鸡尾酒疗法使美国的艾滋病人死亡率下降到47%，但因为这一疗法费用昂贵，以河南省的经济状况而言不可能这样治疗，因此河南省艾滋病死亡率也不可能降到47%那样低的水平。所以，河南从199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以来，实际死亡人数要远比河南对外公布的多得多。
２００１年8月，也就是发现河南省艾滋病暴发流行6年后，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才说，1995年前后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机构为了商业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5万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为多。至此在中国有偿卖血人群感染艾滋病的问题才浮出水面，但真实疫情也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病例数远不是轻描淡写的几万人，其真实疫情显然被刻意瞒报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于2005年2月，前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地探望艾滋病人，视察那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如果国务院领导能再早上三五年前往当然更好。不知何故，温总理那次去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继续隐瞒的局面，对艾滋病感染者能得到更好的治疗条件和获得救助，也未有明显改观，只是口头示好而已。其实由总理出面解决那里隐瞒疫情的问题应是易如反掌，但其结果并未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表明，想要在处理河南污血案问题上有所作为，就是国务院最高领导人也是鞭长莫及，已非易事。可见，中国高层在这一重大疫情蓄意隐瞒上可谓讳莫如深。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04年9月, 也就是经过5-10年的潜伏期，艾滋病症状在献血人群中大量呈现出来已不容再继续隐瞒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 河南省卫生厅被迫对全省的献血员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全面普查,然而提供的则是虚假疫情，确认河南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２.５万人，现症病人为１.１８万人，并信誓旦旦地宣布,河南省艾滋病毒感染率约为万分之三点五，大大低于全国万分之六点四的感染率，在中国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地区。这次普查结果无疑受到多位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的严重质疑，河南省当局就这样把十分严重的疫情被蓄意描绘得比其他多数省都轻,艾滋病防控工作比其他多数省都好的神话，这岂不是弥天大慌。
继任主政河南并力主隐瞒疫情的资深高官之后的另一位高官，在隐瞒河南省艾滋病疫情这一关键点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变而继续隐瞒下去，并竭力掩盖资深高官主政河南期间推行“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泛滥的重大劣迹，继续打压艾滋病维仅活动，拒绝妥善救助艾滋病患者及其遗属。资深高官之后的其他几位继任者，也将隐瞒河南省疫情，掩盖河南世纪血祸，做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在官方层面一直将河南省艾滋病疫情被视为机密对外不得泻露，对泻露者均无一例外地进行打压，也就是在严密隐瞒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上，河南省从资深高官之后的几届主政者“前仆后继”，全方位“接力”，一直将严重的艾滋病疫情隐瞒至今,破纪录地“合伙”书写了全球当代隐瞒重大疫情的丑闻。
特别可憎可恶的是,那些丧尽天良疯狂推行“血浆经济”的官员,他们为了获取不义之财，用尽金钱诱惑手段,但又不让缺乏防病知识的村民知晓其中的巨大风险，感染艾滋病毒后又不给予有效治疗和合理赔偿,视这些受害者为草芥，以致令成千上万的家庭惨遭破碎，幸福破灭，处境苦不堪言。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当疫情扩散之后，河南省当局不是全力控制疫情，“釜底抽薪”，而是对奋起抗击艾滋病并大胆站出来揭露黑幕的高耀洁、王淑平和万廷海等人，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国外反华势力服务”等罪名，极尽打击和陷害，或被监视软禁或被拘捕坐牢，想方设法封住他们的嘴，限制这些人的言论，妄图一手遮天，也就是把封杀那些手中掌握着确凿证据又敢于揭露真相的人看做是必须首先进行“制裁”的凶神恶煞，将其看作比控制已经”火上房”的疫情还要紧迫几分来对待，因而导致疫情任其漫延，其性质特别恶劣。
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 道貌岸然的官员为了掩盖疫情真相,打着政府旗号,颠倒是非与黑白，并动用警力这种专政工具，利用公权力, 肆无忌惮，对仗义执言的忠良进行无情打击。在河南省主政者的纵容下，对1995年第一位发现艾滋病疫情在河南省群体性暴发并上报卫生部的从事卫生检疫的可谓之为有功之臣的王淑平医生百般进行刁难和打击，后被无故免职并仃发工资，直至不得不离开河南去北京病毒学泰斗曾毅院士处避难和几年后无奈出走美国。对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因大胆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的河南省医生高耀洁，多年被监视、监听、软禁和阻止7次以上出国领取国际艾滋病奖项的典礼活动，有时出动多名警员守在她的居住地，防止她与外界接触，堵塞所有对外界能透露疫情的通道。对于大胆冒险对外公开揭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著名艾滋病教育学者和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先后于2002年8月和2006年11月两次被拘捕监禁又长期跟踪监视以及数不胜数的骚扰，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种以邪压正的卑鄙行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 无不令人恨之入骨。可是我国决策层直到今天仍毫无声色，一直未对资深高官那种对苍生不计后果的险恶的不齿行为进行拷问和追究，这样容忍和放纵发生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里的丑恶现象，可谓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民意的直接挑战。但有一点同历史上同类性质的陷害临危不惧、正气浩然的忠良下场一样，那就是有严重过失的高官，不论施展什么躲避追究的权术和伎俩，也不管何方神圣暗中怎样保护，也就是任其逃过一时,但无法逃脱永远。好在上苍有眼，善恶有报,纵你官阶再高，就是三头六臂也难逃历史的审判和惩罚！
这里应特别提到是，原4KY@y?H g河南省委纪委有四位委员自2004年9月以来，一直坚持对资深高官在担任河南省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 4KY@y?H g ,严重渎职 4KY@y?H g ,造成疫情蔓延 4KY@y?H g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灾难的严重过失进行控告。他们先告到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法院； 4KY@y?H g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 4KY@y?H g ,又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这位高官严重渎职 4KY@y?H g ,造成数十万人不幸感染艾滋病毒 4KY@y?H g ,一万多人因艾滋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惊天大案。但由于中国高层出于对有严重过失高官全力保护的态度，为了把这样有影响力的举报行动压下去，曾先后委派两位政治局委员与控告那位高官的原河南省委四位前纪委官员进行至少三次会晤4KY@y?H g ,力图劝阻， 4KY@y?H g 和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得把污血案事件扩大化和公开化。也就是妄图将河南省严重的污血案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达到事态的最小化和虚无化。可见中国高层保护被举报高官的力度之大，后台之强硬，手段之高超。不难想见，连几位省纪委委员联名都无法告动的高官，那些受害的平头百姓想通过上访告状打赢这场官司，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岂不是异想天开。
本来在河南污血案中有严重历史污点的资深高官，以忠义为本,事发后应率先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负荆请罪”，可是由于有高官之高官在后面撑腰，污血案事件发生这么多年却毫无愧疚感和忏悔之意，让哭天呛地，备受欺凌的上访告状的受害者们，眼望上苍，望眼欲穿，而得到的却是有恃无恐、不可一世的本应“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令人齿寒的冷酷与无情。这表明，想要通过上访告状和举报赢得道歉和赔偿，可以说是与虎谋皮，谈何容易。正是因为凭恃权力，以致发生了当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倒打一耙的不可思议的悲剧,那就是在“血浆经济”中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为了追求获得治疗与合理赔偿权益的上访告状者反被扣上“不听劝告、无理取闹和冲击国家机关”的帽子，莫明其妙地成了或被拘捕或坐牢的罪人，而事故责任者却受到百般呵护，官运亨通，这在法治社会真乃咄咄怪事！
河南省宁陵县邮局职工李喜阁, 1995年6月在生第一个女儿时，因宁陵县妇幼保健院违规操作，给她输了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自己和出生的女儿同时被感染，其后出生的二女儿也被感染，致使一家四口三人罹患此病。自从1995年6月输血和后来于2003年被诊断出自己和两个女儿感染艾滋病毒以及大女儿已于2004年8月因艾滋病死亡后，她的丈夫则担心自已说不定哪一天也被感染上艾滋病毒而惶惶不可终日，这让李喜阁的家庭陷入了绝境。从2004年9月起，李喜阁多次向省、市、县政府和妇幼保健院投诉，但都不被理睬。2006年7月她第5次到卫生部上访无果时，因在卫生部门前要求和卫生部部长高强对话，被宁陵县在京的截访人员遣送回原地，扣留在县公安局，并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将李喜阁实施刑事拘留长达21天，之后又被“监视居住”半年和长达一年的“取保候审”。
幼小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大学毕业后因重病缠身无法找到工作也无任何收入进行了长达六年维权而毫无结果的新蔡县无辜青年田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因输血导致感染艾滋病毒的医院借点抗病毒药和要求赔偿时，院长二话不说，一推六二五让他找县领导去。田喜听了这样实在噎人的话，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将医院棹子上的电话和电脑等物推到地上，于是新蔡县竟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将其拘捕过堂被判处一年徒刑关押在牢中。他和其他多位受害者因上访无端被拘捕关押的遭遇，只能忍气吞声、苦水往肚子里咽，毫无尊严可言，其苦其冤真可堪比《窦娥冤》和《打渔杀家》，犹如上演了一出《宇宙锋》。这正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其世道也正是，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那些泪水涟涟、含悲忍辱的受害者只能仰天长啸：面朝黄土背朝天，自古农家苦，任人欺，难道我们就命该如此吗！在标榜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到北京告状一趟趟落空；状告者到法院申诉，又由于政府干预不予立案，也就是把所有可以通行的路都给堵死了,那么在中华大地究竟到哪里还能找到主持公道、可以申诉和讲理的地方呢？难道莫非把人逼上梁山不成！
人们不禁要问，田喜因故意毁坏财物罪，其造成的损失价值充其量最多不过一二万元，退一万步来讲，假若给田喜判一年刑是合理的话，那么导致数万甚至十万以上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和一万多感染者死亡，造成了不可计量损失的资深高官，要比田喜的过失大过百倍千倍，那么应该给他判多少年刑期？可是中国的司法部门至今对这位高官连一根毫毛都不敢碰，这不是典型的“刑不上大夫”的现代版吗! 也是从大学校门出来的资深高官可知否，新蔡县正为了确保有严重过失高官能稳坐钓鱼台，才为虎作伥、不择手段地将憧憬着美好未来但已身染重病的田喜抓进牢门的，这可以算作下级官员奉献给高官的一份“极品”进贡礼，而高官竟毫无掩饰地“笑纳”这样的稀有“珍宝”，又是何等的残酷与不仁。如果中国高层真的敢于承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那么下一步对那位现代“士大夫”的过失到底如何处置和发落，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问题说穿了,本来在河南污血案事件发生后,国家如能适时拿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治疗和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及其死者家属自然也就无须背景离乡外出上访告状了。可是国家高层出于对有严重过失高官的保护，宁可以牺牲众多受害者权益为代价，也要维护那个利益链上极少数坐享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的官员。这种舍弃大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毫无权力制约的反常做法，与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表明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宗旨相对照，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与党章中确立的作为党的重要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义,完全背道而驰了。
我在《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举报材料中叙述了1980年代法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因为输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导致数千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和数百名患者因艾滋病死亡的事件，但法国司法部门对事件责任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对受害者作出了给予赔偿的判决。舆论抨击道，输血暴露的种种弊端，对这个事件应该负责的是法国的整个政府。时任的法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均坐在庭审的被告席上。再有，日本在“二战”后推行的幼童全面接种疫苗计划过程中，因重复使用针筒，导致43万国民感染病毒性乙型肝炎，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医疗事故。1989年，北海道5名乙肝病毒感染者以政府不及时禁止重复使用针筒、疏于管理为由，提出民事诉讼。在经过长达10多年的诉讼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6年作出终审判决，认定5名原告确是因接种疫苗感染乙肝。判决生效后，厚生劳动省却声称不准备全面救助感染患者，这导致630名受害者先后组成原告团，从2008年3月起向全国10个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向所有感染者进行赔偿，受害人同意接纳法庭提出的和解方案，结束了这宗多年的争议。日本政府为此每人赔偿1250万至3600万日元，赔偿额视个人健康状况而定，估计需赔偿总额为3.2万亿日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比较才有鉴别。法国和日本政府在对待和处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所采取的直面现实，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在河南污血案事件中的受害和受难者要求讨回公道并获得赔偿，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理由和权力以任何借口进行阻挠和拒绝的，要让众多的受害和受难者的要求如愿以偿。否则，还高谈阔论什么公平与正义！
在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举世震惊的事件，在官官相护的保护伞下一味包庇袒护，拖了这么多年也不对有严重过失的官员进行问责和追究，近几年来其它比此案轻得多的如“三鹿毒奶粉案”和隐瞒疫情导致严重后果的 “SARS（即‘非典’）暴发流行案”等公共安全事件一般还都有所处理，唯独比上述任何一个案件都严重得多的河南污血案事件却属例外。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就其事件一拖再拖的责任来说，不能只简单地归咎于当事人和背后放纵者，作为中共中央一级决策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亦难脱干系。河南污血案本应于党的十六大期间就应追究和解决，可是到了十七大的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竟毫无疑义一边倒地举手通过,让资深高官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而为有可能早日解决河南污血案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十分明显的是，河南污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官之高官的力挺和撑起的官官相护这个复杂的盘根错节、权益交织、各有所图的保护伞在作祟。因此，只有彻底砸碎这条利益链才能从根本上揭开河污血案一拖再拖的黑幕和得到解决问题之径。诚实是做人的起码要求。德建名立,忠义千秋。掌权的高官一而再再三地隐瞒重大疫情，这样不诚实都无法做人，又怎么能成为掌管国家大权的高官坐进“金銮殿”？！而“信奉”官官相护的高层，到底出于谋求什么特殊利益死乞白赖地力保有严重污点的高官，人们对此没有理由不对内中的玄机这样发问，也因而对此深感忐忑和忧虑。河南省污血案事件的发生和高层迟迟不做处理而导致的被动局面，已不仅仅成为中国政府之痛，而且也因对河南污血案采取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姑息政策给执政党带来更大的麻烦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对于这样重大权力腐败事件,至今仍采取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态度而把保护有严重过失的高官放在高于民怨的位置之上是极其危险的。这样不考虑后果，孤注一掷,连同面临的其它如腐败严重、物价高涨和对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的严厉控制等等诸多严峻问题,不是危言耸听地说,就免不了令执政党的事业前功尽弃、败走麦城、大意失荆州了。然而,要获得妥善解决这一切问题之道，就有赖于不失时机地进行躲不开、绕不过去的政治改革。这是重振执政党的唯一出路,惟有此才能确保“如松之盛”。能否进行这一迫在眉睫的改革，解铃还需系铃人。认清时代潮流方显英雄本色，识时务者为俊杰。
为了掩蔽震惊世界重大疫情真相，当权者利用手中大权控制舆论，封锁消息，掩人耳目, 一手遮天的做法，在当代可以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这种千夫所指的丑恶现象的出现，人们自然会这样想，在那样龌龃的心态下，背着那样沉重的包袱，坐在中国最高宝座上的高官，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日理万机”又不误国误民吗？！其实对于这一点人们早已心照不宣，只不过慑于资深高官握有实权和当局死保高官的强硬态度，就像中国主流媒体多年来对河南污血事件这个大案都装聋作哑，没有一家大的新闻单位敢站出来向国人公开报道一样，又有谁甘冒风险、说真话去揭这一层面纱和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呢！毋庸讳言，在当今的中国，最难最难的可以说不是愚公移山，而是说真话不讲假话;最令口吐真言者大吃苦头的则是“因言获罪”和“文字狱”。正因为如此，可悲的是，如今从上到下，能敢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已是凤毛麟角而少之又少。在这样一种本已属于病态社会的大背景下，因为堵住了知情人的言路，又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河南污血案真相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隐瞒下去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长达近20年的时光里,河南污血案疫情已是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敢于违抗者必遭惩治。因而在当局的导演下，权当全国上下集体玩了一次掩耳盗铃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游戏罢了。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在一个称之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在控制舆论、掩盖事实真相方面居然发生这样离奇之事岂不怪哉！这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的原则背离得实在太远了，难道对这样见怪不怪的事不需要深思和鞭挞吗！
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河南污血案凿凿有据，日月可鉴。对我来说，不是十拿九稳，捅这样的马蜂窝，岂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即使我遭遇不测，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再神通广大的人物也无法将河南污血案翻过来。那种想运用权力将其一笔勾销，只能令愚者笑之，智者哀焉，到头来必然丑态毕露，欲盖弥彰。要想抹掉已经铸成的历史污点，除非乾坤倒转，时光倒流，太阳从西边出来。
人无全人，孰能无过。但有了过失只要能勇于承担责任，就应受到尊敬。过能改，归于无。然而，由于涉事高官心态灰暗，有错不敢认错，知错又不敢正视，毫无自我批评精神和“一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功底，因而也就难于独善其身，虽身在高位，但也无法让人佩服，只能声名狼藉、斯文扫地，令历史耻笑了。
伊人已去。在“血浆经济”中众多驾鹤西归的无辜冤魂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如花之时那样痴心地相信卖血能致富的诱惑而被推向不归路；更具悲剧色彩的是，当成千上万的农夫因缺乏生命知识误入岐途、坠入深渊遭遇灭顶之灾后又无人对此负责。这是多年来令所有怀念他们的各方人士感到最撕心裂肺和最力不从心地因未能给他们讨个说法，令正义无法得以伸张，以致无言慰藉逝者而感到难以言说的心痛与愧疚。
但可以告慰斯人的是，举头三尺有青天，头顶三尺有神明。人虽可欺，惟老天不可欺矣！人们都晓得，无论何人，临到命终时，阎罗王那里档案十分齐全，你一生中不论好事坏事的点点滴滴都详录在案，令有罪责之人无法抵赖。阎罗既无权加重任何人的罪，也无权赦免任何人，可以说是不偏不倚，绝对公正。这就是谁都无法躲避的历史审判。唯有心地光明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因有苍天为民做主，到了那时，在阴槽地府尚未暝目之君就可以长叹之后宽慰地长眠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官逼民反。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这一规律，那必遭历史的惩罚无疑。
寒随一夜去，春还五更来。
衷心期待胡锦涛总书记以政治家应有的魄力和勇气，审时度势，秉持公理，不讳疾忌医，在刻不容缓的政治改革的历史潮流中，以建瓴之势，力挽狂澜，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 把历史遗留下来的河南污血案事件解决在一朝的决策之中，让成千上万在“血浆经济”中受害和受难者迎来他们久盼的漫漫黑夜尽头的黎明。
此致敬礼！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陈秉中
原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2011年 6月6日
附件：
1、 《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
2、 《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天下》
注： 因刊载陈秉中致胡锦涛总书记公开信和附件《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等信息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网站《aizhi.net》，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奉高层之命，以违规发布原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秉中教授揭露河南艾滋病血祸责任官员的公开信，又在限定期限内屡促删除而拒绝删除为由，已于2011年3月15日以违规发布时政新闻下令予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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