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是仇腐的面具
吴敬琏比较合适于遣送到北朝鲜去，到北朝鲜帮助金日成推进改革开放。留在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或者暗中支持者。
吴敬琏在最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腐败，而民众厌恶腐败的舆论，如果被利用，则可能出现仇富浪潮。
文章说，仇富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但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
必须指出，吴敬琏是在这里指鹿为马。如果不考究吴敬琏的动机，可以说吴敬琏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国人的仇富就是仇腐，从不仇恨正当发财的富人，只仇恨不正当发财的腐人。吴敬琏李代桃僵，将年薪12万以上的中产阶级当做富人，从而掩盖了年薪12万以下然而灰色收入120万以上的腐人。这样的替代之后，一种从亘古以来的社会正义就成为非常错误的东西。
我之所以不痛斥吴敬琏，是在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吴敬琏，还有一个似乎很高尚的动机，并且还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记忆。作为毛右翼，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右边的假肢，吴敬琏担心左翼民粹主义的复兴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回归。吴敬琏换下了文革中极左翼面具，穿上了改革中极右翼马甲，其实还是同一个人，同一种思维方式，同一种主旋律。
与大多数人的暴政一样，民粹主义并不是用来指责民众的，而是用来批判精英的。这在俄国思想史中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也是一样，民众所需要的是民权和自我保存，他们反对中共所动员起来的地痞流氓搞运动，而革命中的民粹，是吴敬琏们打着人民的旗号，用来裹挟民众的民权和自我保存。还有在文革中也是一样，并不是民众对精英下手迫害，而是精英对精英下手迫害，当了文革结束之后，害过别人吴敬琏们，一转手，把罪责又转嫁到民众头上。
仇富（“腐”）就是仇恨特权，对公权力滥用的防守反击。权力滥用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还是这种利用中的替罪羊。
违法的政府官员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要维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腐败官员，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仇富（“腐”）就是维权，维护正当财产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穷人和阳光富人都仇富（“腐”）。在维护财产权方面，不管是阳光富人的，还是穷人的，这没有冲突，而且可以联手。例如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件，孙|午所的吸收存款，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对孙大午的非法侵犯，也同时侵犯了农民。还有例如广东各地的禁止电|动|自行车，侵犯了电动自行车厂商的利益，也侵犯了购买人的利益。
200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可见穷人实际上并不反对市场经济，相反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农民最大程度的承认市场经济，进入了城市成为农民工。
穷人和富人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和消极。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能够富裕的最佳办法，所以穷人拥戴市场经济。就从人数来说，穷人对市场经济的梦想、情怀、认识就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功能。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
可是在吴敬琏们眼里，穷人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几个亿的穷人参与到市场经济，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被活生生地抹杀。富人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配件，却被经济学家看成市场经济的化身。绝大部分富人是“腐人”，只有少数才是阳光的。腐败和特权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与腐败和特权融为一体的“腐人”却成为市场经济的化身。仇富，也就是仇“腐”，让经济学家变成了反对市场经济。
很清楚，穷人才是市场经济的化身，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穷人致富，而不是服务于“腐人”进一步掠夺。穷人仇富（“腐”）是在捍卫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而富（“腐”）人本身却败坏了市场经济，变为裙带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学问，是穷人经济学，而并不是富人经济学。
要说符合市场经济本来面目的富人，也是有，那就是一些阳光富豪。但是这些人很少，不构成富人的主流，与穷人相比，更是大海里面的几滴水。所以这些阳光富豪，并不能代表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一种经典经济学说，论证说阳光富豪代表市场经济。
瞎子领导瘸子
吴敬琏有一种文革伤痕的恐惧，并且把这种恐惧当做理性。吴敬琏动不动就担心退回文革时代，而实际上，正如我在《2009年后改革十大人物》中说薄熙来，其主政重庆的思路，很明显有一种强烈意志，告别偏离改革意识形态和路线。经过改革的淬炼，薄熙来红与黑的变奏，对改革路线的隐性批判，不可能再回归于文革，而是超越改革，或者指向后改革。如今回归文革的政治面具，只与改革时代相关，而与文革时代无关，不过是作为改革的反方案。
吴敬琏也未必相信自己所说的政改，能够实现，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给出给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希望已经时间太长了，没人相信了。而吴敬琏所说，是指出“中国出路”，出路不能仅仅是一点点希望。“中国出路”不能是白日梦。在这种请况之下，还在散布改革鸦片，那么我可以轻蔑地说，吴敬琏就是一根卖女孩的小火柴。
老太太穿了个花裙子，还是老太太。有一些“老共产党员”开明改革人士晚年靠近民主自由，是一种对自己的赎罪，却把自己打扮成跪式民主花瓶。被表扬相当于落后的小孩被用高帽鼓励，拔苗助长。其所作所为，意义不大，但是评价很高。这种很高评价，并不是其历史贡献，而是“哄小孩”。
: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没必要尊重，需要更多的苛责，他们才能做得更多，因为是赎罪。太高名不副实的评价和哄抬，只能在特定时间，勉强维持“欺骗”。越高引起的批判越大，最后会被说成一无是处。就像一快还不错的砖头，会说成和氏璧，最后就会被说成是茅坑臭烘烘的砖头。
改革意识形态及起到的英雄崇拜，摧毁了这种根本性是非。改革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虚拟奔向宪政的“路径”，仅仅是一种走向自由的信仰。并不是或者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作为手段展开过程之中，手段逐渐成为目的，这时候能否推进改革的是非，或者愿不愿意赞成改革的是否，就被当作根本性的是非。改革手段上的是非，与宪政目标上的是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中间是断裂无序的。
对于改革而言，体制内的人、物，精神是最短的短板，最大的限制，其挪动一步，相当于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所谓改革开明人士挪动了一小步，能事半功千倍，并不是他们的光辉业绩，而是依赖于最短短板这个原因造成的。
而且改革并不是可以在无限时空条件之下，就像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所以每一小步骤的改革，不管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扭曲，还是策略错误，并不一定带来为政改准备更好的条件，并不是线性进步的。
应该说就政改而言，文革之后到80年代中期，是最可能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不仅从当时历史来看，而且从改革方案本身来说），政改的可能性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政治矛盾冲突加剧，反而越加不可能。也就是说，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衰落。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并不是真正的进步，而是毁灭性的“进步”，对自然条件和政治统一性的透支，也就是把成本转嫁到其他领域。认为改革三十年进步的，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私生子所主张的，而看到政改之死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自由尺度。
吴敬琏看到了毁灭性的“进步”，也看到政改的紧迫性，但是没有看到政改已经不可能，也就是改革之死。也未必是他看不到，而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他就不觉得经济增长仅仅是掌权的手段。掌权是极权主义直接目的，一切为了掌权。被高速的成长替代了吗？在经济之上，有政治焉。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到，并不等于掌权作为目的根本性存在。
政改需要的对整个政治体制有主宰能力的人。没有人可以撼动。即使当今的胡锦涛，对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力，也很有限。因为都是体制的螺丝钉，最大的螺丝钉还是螺丝钉。
有人认为如果民众特别认同一个体制外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对体制内施加影响力了？目前的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人。可是，这仅仅是准备，目的永远也达不到。永远也不会有太有影响力，可以达到对对整个政治体制有主宰能力。专制体制也不会让这样的人出现。
精英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到底由谁来承载，在历史上没有定论。所以有历史到底是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的永恒争论。当然从经验观察角度而言，首先是英雄精英自动担负使命，而在一种政治腐败精英堕落英雄末路的时局里面，人民以及出自人民与人民一体的新精英带着人民的面具，成为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的承载者。当我们观察中国当下时局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与大学内的知识精英以及市场中的财富精英，组成庞大的分赃联盟，这时候吴敬琏想从三种精英的联盟中，拉扯出相对干净相对开明的一部分，作为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是一种政治幼稚病。首先低估了中共分赃联盟体制的污染和腐化能力，以及对叛变者的追杀能力。
其次高估了相对干净相对开明的旧精英的道德素质，以及无限延长了政治变革的时间条件，来得及等这一些一点臭鸡蛋孵化出来，长成小鸡，再成为大公鸡，再来领导中国。
第三吴敬琏处于具体时空错位的谬误。这是哈耶克发明的词，换成中国话，就是刻舟求剑，吴敬琏还坐在一个已经看不见的80年代初后文革背景之中，根本无视改革三十年形成的地基，才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吴敬琏有点像《天龙八部》结尾发疯的慕容复。
吴敬琏基于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语境中，民众是大多数人暴政的来源，所以将来也是一样。过去的血腥革命记忆与将来的血腥革命想象共振在一起，因此吴敬琏将人民或者民众当做替罪羊。
颇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为共同体内的罪恶、苦难来承担责任，不是皇帝官僚精英，就是民众。民众也是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受欺骗者，革命政权的受害者，同样是知识分子道德话语霸权的受害者，而吴敬琏丝毫没有反思，照着中共当局所愚弄他的话，接过继续讲。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替罪羊也会嬗变为救世主。所以中共革命之民粹主义，与吴敬琏之反民粹主义，实实在在是同一个污泥巨人的左右两个裤管。
吴敬琏指出需要精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道德立场，更加进一步的指向是模糊的，到底是要人民捧起，跪倒在吴敬琏所膏立的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面前，请求他们高尚得舍己牺牲，领导人民，还是对这一些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道德诫命，让他们承担起精英的责任和使命，来创造历史。也就是吴敬琏到底是要形成一种等级制度还是给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道德诫命，处在混沌当中。
精英就意味着战斗，就意味着牺牲，而不是奢侈的享受和特权，不是人上人的肉身傲慢。当指明需要精英，实际上就是要一些杰出的人，舍己为人，用血气敢于抗争。精英并不是天生的就应该获得尊荣，而只有牺牲，放弃小我。这是对精英的要求。
吴敬琏们强求精英阶层，极有可能导致对当前统治的保守，因为当前统治者是当前最方便在手的“精英阶层”，而且想有效改革，确实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党的领导，于是吴敬琏们很容易转向为中国模式背书。最近几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和开明改革派，纷纷踩着十年前新左派的脚步，转向了中国模式派。与新左派一样，吴敬琏们虽然也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并不把权贵资本主义当做改革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于是乎肯定主流，就为转向中国模式派，做好了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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