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022】 美对华外交或转入后改革时代

美对华外交或转入后改革时代

 

陈永苗

 

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已经开始研究退出中国市场，起因是中国维权活动分子的电子邮件遭到网络攻击，这一事态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中之间可能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问题上再生摩擦。

人权问题一直是横在美中两国之间的课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秋天访华时未提人权问题那样，美方努力回避这一课题。但是好像回避不了，谷歌又将这一课题放在谈判桌上。

《华盛顿邮报》1月14日社论《Google大战中国大陆》，直接点出大陆政府与民主精神为敌。这说明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人权、自由与专制大国的民主化，再度成为美国外交中的核心利益，而不再是商业贸易。这种焦点转移，当然也是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经济运作乏力，而没办法诉诸于政治运动的结果。搞经济不行就搞政治，这是统治者的惯用手法之一，就像民进党统治台湾的八年一样。

美国清教文化由清教信徒移民新大陆时带到北美，并在北美大陆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美国建国以后谋求建构一个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美国国训）的共同体时，清教文化充任认同的主要资源。与其他民族的上帝选民观念一样，清教信徒的上帝选民观念支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当美利坚民族足够强大，以至于认为必须承担起上帝赋予的世界拯救时，在爱的驱动下（是爱欲的驱动，不管其他民族如何评价，对于美利坚民族本身而言，是爱欲的驱动），担当起强迫他人自由的责任。这些观念，美国由己推于他人，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观念输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危机感。清教徒以工作作为天职而得以救赎，也是原罪带来的危机感。这非常令人惊奇。即使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危机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舒解。

为了本土的安全，美国将战略防御的防线推出国门。美国因为中国大陆政治坚持排斥、敌视美国的价值观，认为对其构成威胁，而对中国大陆怀有戒心。非我种族，其心必异。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阵营，就容易产生认同，消除冲突和歧见，相互威胁的可能性就减少了。美国希望将中国大陆演变成为自家人。在这种期待的支配下，有了种种对华政策的演变。

谷歌退出中国，引起的国际反响，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这一根本共识相关。而且谷歌的明星创始人其理想和经历，与这一共识共振。google首席执行长施密特与两位明星创始人佩奇、布林开探讨究竟是留在中国、尽力从内部改变这个政权，还是应该离开。施密特坚持一贯看法说，在中国经营业务以尽力开放这一政权是道德的。布林竭力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继续审查搜索结果再也说不过去。

多年来，布林一直是谷歌非正式的企业良心，及其“不作恶”(Don\'t beEvil)信条的守护者。与布林交谈过的人说，很久以来布林就曾向朋友和谷歌的同事，吐露他对于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因为他在苏联度过的童年，造成他对于与政府内容审查合作的道德困境就更显突出。

长期以来，施密特之所以可以说服布林们，是他认为，留在中国尽力从内部改变这个政权，这是有能力做得到的。就像中国9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带着“进体制改造体制”的想法。很显然，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想通过经济贸易交往，从经济自由带动政治自由的路径，推动中国取消一党专政，促进民主化。美国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坚持经济开放将带来政治自由的观点，封锁互联网言论自由会使中国经济付出代价。记得2004年底，我和美国大使馆政治参赞后来的阿富汗大使艾思坚讨论中国政改的前景，他说他深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实质性的政改。

可是美国方面如今严重意识到这种设想，已经破产。对华政策的基础前提，在于对中国改革是否可能的判断，以前相信经济自由带动政治自由路径，也就是处于对华政策的改革时代，如今破产，那么进入对华政策的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就是美国无法再相信中共可以政改，而且寻找对过去促进手段突破超越的时代。比较改革时代与后改革时代，最根本的在于从希望期待到绝望破灭的转变，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有整体性蜕变。

美国外交政策界对大陆民主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幻想破灭感。他们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引爆点——基于中国的实际行为，那些原本认为中国会融入体系并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人，越来越难让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

美国外交政策界对中国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判断。麦克.勒丁博士是里根时期的白宫顾问，他在《远东经济评论》2009年5月号撰文《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只看表面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告别了共产主义，更像资本主义。麦克.勒丁博士说，这种看法不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在于自由，而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正是在自由这个价值之上，才得以有正当性。中国给与的一点经济上的自由，没有丝毫政治自由，只能证明是法西斯主义经济。“最接近中国目前体制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也有一些私产”。

麦克.勒丁博士说，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

对华政策的后改革时代，还有一个原因是所谓的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已经改变了改革时代美国显性控制中国的格局。美国认为北京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强硬的态势”。“ 北京体系中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似乎已促使中国退出对外接触，变得更加自闭”。 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弗里德曼表示，中国的经济成就和日益上升的全球影响力，让它的领导人以为他们可以继续蔑视华盛顿，但这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强烈抵制。

中国是否民主化，自由国家原来的关心仅仅是理念方面的。可是如今不同，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对它们构成战争威胁，那么它们的国家利益受损首当其冲。2005年胡锦涛访英，英国女王非常委婉地提出中国崛起的方式要民主化。还有小布殊访华，就在日本呼吁大陆学习台湾经验，推行民主化。没有民主化的中国如果崛起，西方国家如芒刺在背。中国的民主化构成了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实在乃美国国家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的普遍利益。

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在近日支援谷歌退出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更糟的是中国把他们统治的模式以及方式方法向外输出到拉丁美洲和非洲、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学习采纳中国的模式，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中国式的独裁统治。

从台海关系上来看，美国对台军售可能是一条转折线。在美国努力遏止国内经济恶化的同时，美中贸易争端已重新浮现。奥巴马已对中国制轮胎和钢管课征巨额反倾销关税。而美中贸易产生的庞大贸易顺差，让大陆当局持续遭受“涉嫌操纵货币”批评。对于美国和其它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大陆当局也更坚决的予于拒绝。

美国对付中国，不可能如同对付伊拉克、阿富汗那样，那么只有在最便利的手段——网络自由。网络自由之于美国推动中国民主化，就像当年自由欧洲电台之于美国推动苏联民主化。我们可以说，强烈的依赖网络自由，而不是依靠军事遏制或者战争，也是美对华外交转入后改革时代的特征。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网络自由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言论自由相关。

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是由史密斯议员于2006年起草的，有可能乘着这次的东风获得通过。

目的是给IT公司需要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时候可以把美国政府作为后盾。法案会在国务院设立一个全球网络自由办公室，每年提名在网络上对和平地自由表达政治、宗教、理念或信仰限制最严历的国家，IT公司要向国务院汇报这些极权国家提出的过滤要求和内容，IT公司必须把个人身份资料储存在没有网络自由的国家之外，如果他们被要求提供个人资料，他们必须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司法部长有权命令他们不执行这样的要求。这个法案保证了美国公司不会封锁美国政府的网站，如美国之音、亚洲自由之声等。

1月6日，美国参议院Luger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Twitter vs. Terror）”的文章，宣传美国国务院应该利用新网络技术，来为美国全球的“自 由”推广运动而战。

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院请吃饭。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晚宴，规模虽小，来客却都是通讯科技界的重量级人物。这些巨头要联手搞一项新技术，保证可以不受当地政府控制自由上网。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4日发表声明称，希望其它美国在华企业“效仿”谷歌的行动。一些美议员鼓动美国在华IT巨头“追随”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他们鼓动美国思科、微软和雅虎三大IT巨头也对其各自在华业务进行谷歌类似的评估。

 

发表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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