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底层毛主义预留一个“电缆接口”
陈永苗
改革越腐烂，毛泽东热越兴旺
要区分作为改革中失败出去的党内毛派，与党内右派一样，不外乎左右托派，毛左派毛右派。他们与2003年之后兴起的底层毛派是不同的。这里的不同，就是民众与知识分子——官僚的阶级地位不同。
前十五年，越改革，越远离毛主义。后十五年，越改革，越复兴毛主义。回归前三十年反而成为底层民众的虚无主义暗示。深渊就是希望“所在”，黑暗反而成为“光明”之处，这种“生不如死”的念头，开始崭露头角。因为改革时代的生存，已经无法长期忍受，只要不是改革的，都比现在的好。
极左表面上赞美文革，真正地是批判改革。毛泽东之所有还有市场，是改革之极坏给带来的，如果改革不好，极端左派就有市场。乌有之乡的兴起，只与改革有关，与文革无关。
分得开来说，对于上层精英文革很坏，改革很好，对底层百姓，文革好像影响也不大，改革却很糟的很。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觉得大部分都想成为毛泽东，只与毛泽东比较，所以觉得不平等。每一个中国农民当皇帝的隐秘渴望，可毕竟认为皇帝高于一切。启蒙运动打破了知识分子的禁忌，都想成为毛泽东。底层的相对公平感，是与知识分子或者大多数精英比较出来的。而知识分子得相对公平感，是与毛泽东与少数高干比较出来的。好在毛时代，没有太多权贵，金钱和特权不会对一般人的生活有影响，感到受影响的都是知识分子。一般人也不会因贫穷或卑微而感到不被尊重。而且，也不像现在这样缺乏生活的安全感。而在改革时代，大多数精英获得毛泽东与少数高干的特权，也就是腐败波及大部分精英，因此老百姓比较起来，更加不平等。
以前说文革不好，改革很好，今天改到这个地步，就会说，妈的文革比改革好多了。其实两个都不好。
当下崇拜毛泽东思潮有着正面意义。为什么工人维权在怀念毛泽东中进行，我认为这样的精神景象，并不是能够通过批判能够解决的。对毛泽东的怀念，对毛泽东式强人的呼唤，其背后有一种现代性的东西，也就是平等感的增长。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兴，逆之则亡。
作为一个贵族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也承认民主和平等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天意。所以我们应该把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平等感的增长区分开来，前者不过是后者的载体，当我们没有提供适当的载体，那么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为载体。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工人崇拜毛泽东，而是我们如何提供一个制度的替代物。
毛派逐渐成为正面力量，毛泽东会成为将来革命的一面有争议的旗帜。改革三十年中的精英，快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自己臃肿腐烂的身躯，挡住了出路的门。现在的右派站在左边，就是毛左派，左派站在右边，也就是右派，也叫做毛右派。他们是同一个瓶子转的不同的酒，炎黄春秋与乌有之乡是一回事。宪政会压制反宪政的力量，但不会去消灭，也消灭不了。一些人的内心立场甚至政治主张是狂暴的，并没有决定性意义，需要惩治的是外在行为，而不是内心。而美国允许法西斯言论。
形势不同了，毛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换，底层性的兴起，且向宪政靠拢，讨论社会主义宪政。意识形态主张或者主义，很大程度会与实际上采取的政治措施脱节，如反现代性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政党，其政治措施没有一个不是现代性的。社会经济条件会改造他们，决定他们的政治措施。
像目前的左右派，其政治作用，是被赋予的，被决定，而不是按照其意愿和言论那样的。想做好事的，做了坏事，就像改良右派，想做坏事的，反而做了好事，就像左派。其是否正面，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甚至动机目的。当置于一个总体政治秩序或者政治目标之下，其作用已经偏离他们自己的预设，并应该以总体秩序和目标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价。
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当中，只有毛泽东与权贵官僚集团距离最大，它缔造了权贵官僚集团，同时也想打破遏制权贵官僚集团。因此毛泽东就有善恶两个化身，在很多底层民众心里留下了善的化身，在权贵官僚集团及其后备军知识分子心里留下了恶的化身。
在工人，农民中，在访民中有大量的毛泽东信徒，这些人对现实非常不满意，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以及他们在实际中受到了损害，比如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所以他们纪念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纪念毛泽东，而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毛粉或许只是对改革时代错误的一种抗争方式或者批判方式。明明说毛粉把毛当做平等的化身来粉毛，是说毛粉实质粉的是平等，而不是“不平等的毛”。
而反毛粉的说毛不是平等的化身，所以毛粉粉的不是平等。这根本是鸡同鸭讲。他们渴望需要找一个社会想象物来表达而已。当然是不是合适的社会想象物，可以另说。就像你老婆骂你，你这个挨千刀的，难道他就希望你挨千刀么？
是个毛粉，也不一定有害，有害之处在于过于强调自己或者小团体就是道统所在，暗中把自己推向一种不可质疑的道德高地，一种垄断和代表的特权。只要消除或者遏制了这种渴望，粉什么，甚至粉土共，都是一种社会正义。当然粉的东西越少独裁性，伴生的毒性越少。粉孙好好于毛。
为什么说粉中共，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维权与维稳的时代里，渴望行动的时代，只要关心政治，随便以哪一种方式，都对体制产生威胁，粉中共的方式与粉孙粉国民党都一样具有暧昧性，同时是体制的威胁与襄赞，程度深浅不同而已。
当下个人的立场并不是决定性，人心并不是战场。也许注定要粉一些什么，每一个人只能找自己身边方便在手的，可以拾得到的符号武器，陷入武器是否一致的思想路线，现在还没那么紧迫，到了决定性的局面，就会水落石出。所以跳出人心作为战场的局面很有必要。我们现在只能求结果的一致性，不要追求立场的一致性。
人们总是以所欠缺的为中心和首要性，由此出发来寻找表达载体，而且对载体本身是否合适，不会做整体的审慎评估，不会说手段与目的之间差距的评估。只要是方便在手的，就是最合适的。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会美化文革记忆，用来批判改革。然而对现在的人来说，文革是水中月，尽可想象其美好，改革却是现实遭遇，大众亲身感受其坏。
弱势群体呼唤毛泽东的思想，是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为穷苦人而不是掠夺和剥削的既得利益集团做主的。在中国，当他们屡遭权贵者剥夺而处于极端无助时，这是一种最本能的反应。我觉得毛泽东有这种感觉的：一掌权，就成逆流。 所以他总是在颠覆。毛泽东清楚地感受到，革命的力量，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成为敌自由反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变为执政党人之后，不仅毁灭了原初目标，而且吃掉自己的儿女。正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回归和堕落离开，所以原初目标也就是终极目标，而对其的靠近，需要一次又一次革命的爆发，新的一次比旧的更能约束自己的敌自由性与反革命性，经过无数次的洗礼，最终靠近目标。
弱势者心中的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历史上的毛泽东。这一点必须弄明白。可是用毛泽东作为批判改革的符号，是具有巨大瑕疵的。弱势者心中的毛泽东，并不是建构批判改革体系的指导原则或启示，而是建构的参考材料。这里只能利用引导，不能反对他，但是也不能推崇。也就是应该有一种同情性的理解，但是不应该上升为一种普遍性。否则就是一种献媚。
文革之后自由主义潮流不仅没有提供改革中产生的毛粉所需要的平等价值，而且将其判定为非理性和民粹，于是乎二者断裂开来。毛泽东作为毛粉需要的政治符号，即使毛泽东很负面的，但是其作为政治符号背后的渴望与激情，是不能否定的，是需要引导的。可是四五一代拒绝如此引导。没有母乳吃，那么就会吃狼奶。正如没有革命理论，那么底层革命爆发，必然动用邪教资源。一种强大而崛起中青年阶层，其找到的政治符号资源，通过鄙夷的方式，不能抹杀分毫，来自上一代的鄙夷，反弹越大，反而会造成其野火越来越旺盛。最后会把上一代最激进者送到火台上
面对今天社会种种不公，能提供的批判性资源，来自改革和自由主义右边的太少了，或者太没说服力了，于是乎人们只能找文革。
就政治精神层面而言，毛与中共之间有很大张力。如果有好几个亿人相信毛泽东就是平等的化身呢，毛泽东作为平等的政治符号，就与中共官僚集团之间对立起来，又加上文革的启蒙。我丝毫不厌恶作为80后毛粉道具的毛泽东，而是异常重视背后的问题。反80后毛粉者，把次要的，当作唯一的。其实驱动他们的，仅仅是对毛的仇恨，而不是解决问题。
可以说把毛泽东作为政治符号是信息封锁的后果，可是政治符号背后的平等渴望与激情，并不是信息封锁的后果。真实的毛可以真实的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也还不好说，因为这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希望与渴望的问题，也就是准宗教信仰的问题。
选择不选择毛泽东，是个人的事情，你不愿意，并不等于80、90后不愿意。对于80、90后来说，当前也只有毛泽东是最合适的政治符号资源了。当80、90后如此选择，已成气候，就得直面。你不愿看到的，就通过厌恶呕吐来“解决”之，那是女人。就像你的女儿，死活爱上了你不喜欢的男孩，你和她说理是没用，只有另外想办法。
道德立场不是处理政治事务。政治事务如果都由你心，你就是毛泽东。反毛泽东的，骨子里头是毛泽东，想让外在的事物，按照自己的意志转移。
共和的再造与维持
我不会站在一个即将在政治消亡的，愚蠢的一些民众与知识分子——官僚人群中间。改革三十年中塑造坚固的一切，即将烟消云散。会存留下来的，都是本来高于改革的。且我思虑的，是一个共和国如何再造和维持，并不基于任何已有的派别站队。政治与未来如赌注，现在与将来不同，现在推崇的，将来必成狗屎。现在推倒，将来可能重建。布局于未来，对当下之显赫者呲之以鼻。多看看台下的，未成形的，地火般未喷射的熔岩。
我有三个理由，一个是经过改革三十年，对毛泽东的恐惧仇恨，已经不足以推动什么了。相反毛泽东逐渐成为民间反抗改革压迫的正面符号。其次，救党派如辛子陵，否定毛，肯定中共，我相反。三，随着作为文革受害者的离开，作为将来主导未来的80后90后，将不会用仇恨，恐惧来看待毛泽东，也就是拉开了足够了距离。
2008年我那篇文章《毛泽东：比美国宪政还宪政》，不外乎在处理毛泽东与民国的关系，在民国背景之下，来给出一个解释框架。要民国当归，就必须给予1949一个容易理解的框架。并不是吹捧毛，而是鲁迅说的解剖。毛泽东说尧舜之道，行桀纣之实。若非有尧舜之道，何以行桀纣之实。
毛泽东对美国宪政精神在民众中传播，几乎把革命精神深入大部分人国人的骨头。当然这一部分人即将老去死去。将来的底层抵抗，尤其是工人的，必然会打折毛泽东的旗帜.革命立法，既然工人有可能成为反抗力量，那么就要开始布局，如何让毛主义处于应有的位置，又不能颠覆宪政。我把毛泽东作为民国之子，意图就在于此。我的思考，完全是党外性。把作为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撵到一边去，让他们到阴沟里面喝阴沟水。
未来如赌局，既然是一份极大的可能性，毛泽东作为底层抵抗的资源，就得正视它，即使很小，那也得正视，因为曾是强大的敌人。政治事物的分析和判断，是不稳定的，就像打赌。没必要强求一致，当然欢迎追究我是否超越了底线。
毛泽东当然是一个具有极大负面的符号。所以只会在特定的对立中，被当做旗号。而且会引发另外一个群体的反对。所以我思考的，并不是高扬毛泽东旗帜，而是如何容纳支持的群体，并且调和反对者，也就是共和的再造与维持问题。我们只是在判断，扛着毛旗号的人，要正视。我估计也民间抵抗的人们抗不到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以至于作为普遍性旗帜，因为对立始终存在。
准确地，是给一部分底层民众抵抗打着毛泽东旗帜，预留一接口。这接口是电脑的一个小地方，无关紧要，并不是cpu和硬盘。cpu和硬盘是宪政制度，而电缆接口不外乎政治参与的理由。电缆接口并不是政治运作的核心。
不是我要打着毛泽东旗帜，而是底层民众要打着。并不是所有的认识，都是自己的立场。《道德经》上说，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个人情感与政治是拉开距离的。群己是要分界的。最激烈的反毛，与最无耻的崇毛，作为个人道德的立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警惕道德立场与政治立场的重合，并且试图强加于人。是为独裁专制的心理渊源。
反毛右派已经固定于一招，死在一式上，就是以为任何谈论毛的政治分析，都必须落于对毛泽东政治品质人格的判断上，给毛泽东先打上一个标签，然后决定是非。右派对毛的鉴定结果我不反对，但是我们所做与右派的不一样，无须按照右派的思路走。
我觉得右派你们很在乎毛是一个道德上怎么样的人，来决定是非。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也能出好果子，一个好人，也许结出恶果，因时而异。政治和历史，很大程度是超善恶的，我并不是再说毛好话，也不是说坏话，而在说世界史精神及其载体的故事，这是精神现象学上的吧。并不是所有的讨论，都一定要在政治立场和道德立场上表个态，挂个号，也就是可以有意识形态之外的维度，所谓的思想自由，可以与现实本身，政治立场和道德立场拉开一个一定距离。当思想自由进入舆论，当然要守伦理约束。可以暗地里可以放肆。
如果进一步来说，我们思及虑及的，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历史，而是底层民众的公平正义感，在当下和未来语境之下，会选择毛泽东或者社会主义理想作为符号表达，就像你的儿子一定要某女人做媳妇，你拗不过，只能做妥善安排。我个体对毛泽东的情感，与这种政治安排，是截然分开的。
政治是婚姻，不是感情。这个世界绝大数人的选择，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选择毛泽东作为旗号的，应该有两层，儿子是儿子，媳妇是媳妇，假设你有更好的女孩子，那么你儿子就想换。所以能否提供一个比毛主义更好的，又能满足底层民众的，才是办法，也就是汉密尔顿说的替代。
原来天涯上，有一个网友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大救星。另外一个说，与中国农民不共戴天，要在摇篮中掐死他。我承认毛泽东将中国农民至于人类历史以来最悲惨的国内殖民。但是问题还是“事实真理”，真相，时间和记忆是一种魔术，到了革命需要这个符号的时候，就魔术起来了。
这种魔术，就像女人对苦涩初恋，那个男人对他很坏暴打奴役，当做性奴，可是当时间过去了，时过境迁了，就像青橄榄那样变得美好起来。你们这一代人对上山下乡，是不是也这样呢。你们的感受，和父辈的感受，将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将是在未来动荡和革命中的处境和选择。
农民工这时候还没进入政治，还没进入一个需要统治代表权的时候。例如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就要有足够高度的旗帜，且需人格化的。毛泽东就会被神化。如南方系与薄熙来的对抗，按照检察日报报道李庄本来是一个不好的律师，但是为了对抗薄熙来，南方系必须赞美李庄为英雄，掩盖缺点。
卡尔.施密特强调政治与人身代表的关系，强调代表必须有人格化。金钱财富是形而下的，无法进入政治，权利还成。但底层农民工作为国内殖民的奴隶，只有把自己推动历史先锋队的地步，才能获得解放。如马克思鼓吹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我还可以举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正是一战取胜，才兴起劳工解放和劳工神圣的高潮。抗日战争之前，中共的土改很失败，但是抗日获得民族国家的神圣高度之后，就变得正当了。所以占据制高点，作为奴隶的农民工才能解放。这个制高点，就会依赖于毛泽东的旗帜或者其他旗帜了。
即使是放弃毛主义，也有一个过程，也不是一早一夕的，如用用孙中山的师傅地位压倒毛。如果我打个比喻来说，我就相当于站在未来重组一个破产的上市公司，哪一些临时得要的。政治事物很大程度是临时的，因地制宜的，当然要遵守底线。政治上的是非，是一个魔术，它有生成性。政治关乎人心，意见，并不一定关乎事实。没有事实的，有谎言的时候，一样有效。谎言重复三次成真理，这也有可能。不以意志和对真理的坚持程度为转移。人心意见如此驯服，就不得不在妥协中引导向真理。政治并不是审美，而是在污泥中挣扎走向不染。
如果入了革命洪流具体处境恐怕没有选择，但是我想我会做的事情，是尽可能用宪法，孙中山来逐渐代替毛泽东。只有置换与替代，才行。就像解毒，用鸦片替代海洛因，最后戒掉。《毛泽东：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有这层意思。汉密尔顿说政治科学“替代”异常重要。
入得那个处境，如果没有选择，有一个底线我是会遵守的，不会去大肆发扬毛泽东崇拜。之所以把毛泽东纳入民国，也是这样一种努力。把我说成毛粉毛左的人，就是毛泽东的孝子孝孙，就跳不出毛泽东的猪圈。
我把毛泽东纳入民国，就意味着是超越毛泽东，我们是孙中山作为大师兄代师（天或者上帝，我特别喜欢“大师兄”，没有师傅那种独裁专制的倾向，又有代师传艺的指导性，同时又是师兄弟那样平等。有权威又可以争论。有差异同时平等，共同拜天或上帝为师，都是天之子民。自由主义的领头羊，江湖诨号就是叫做大师兄。）传艺的隔代衣钵，就像王重阳与老顽童。
今天我为什么强调我的民国立场与新左派的新社会主义传统的截然对立，后者就是对毛泽东崇拜再次复兴的学术表达。我对毛泽东有私人感情。但是绝对不会作为政治立场，政治手段上崇拜毛。也不会在思想上崇拜，因为毛的所思所想，在民国是一个常识。另外毛泽东的无上权柄和历史地位，上一代人可能会羡慕，我们连羡慕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并不是给毛泽东做一生的鉴定会。我并不围绕着毛这种这个人说话，而是当做符号来消费，来彰显我们的主张。也就是抽象出一个侧面，其他的都不管。咸的咸的。几乎最极端的反毛，和最无耻的赞美，我都嘻哈哈而过，和我没关系。但是像那样的新社会主义传统，那就不是私人问题，而是公共问题，我会说话的。我对个人的道德立场，一点都不想入侵。这是一个法律人的特征。
政治事物本来就是复杂，多元冲突的，并不简单的道德批判能解决的。既然是过去的事情，对其的认识和立场，于危害性不能增之一分或者或者减之一分，或者影响甚小可以忽略不计，仅仅关乎立场问题时，应该宽容些，身段柔和，拉开自由的空间，可以自由的探索，不需要一定在这个上急迫决定出大是大非。例如对毛泽东，对共党，对纳粹，汪精卫。我只能说，没有现实政治利益，或者现实中决定大是大非的时候，已经站在岸上的时候，松弛一些。
当然如果在立法或者公开政治场合，当然必须有大是大非。如果具体的政治措施，应该要纠缠紧大是大非。但是在言论或者思想时，寻找认识时（不要把公共领域一定当成庄重的政治场合），不一定要有大是大非。一定要别人与此相同，是血气所致，是统治征服欲望的体现。当没有决定的政治权力时，可以松弛一些。
《毛泽东：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一文，毛泽东的美国宪政理想，在历史的暗处，却是确定的。不能简答地说成“六经注我”。我还是想说，在过去的，可以松弛的外地方，松弛一些。认识当然是有政治性的，认识之内未必一定包含着政治立场。道德判断之内也一样。但认识并不是当下的政治斗争那么紧迫，我们都在政治之外。
人手上没有真理，只有尽可能靠近的行动，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而已。没有人或者人的集团，可以做出绝对正确的判决。美国宪政中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并不是与我们同样的人，而是保护异质的人。不能强求道德立场的一致，作为前提。对别人，要宽容的，只要不超越法律底线。对他们的标准，和对我们自己和朋友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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