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267】 小文三篇

 

 

 

                   藏族精英的反叛和回归
   

                        ――浅谈扎加及其"新学派"

 

 

 

                                                      茉莉

 

  "他们过来了，这次要去坐牢了。"当西宁市公安局一队人马冲进办公室，藏族学者扎加（笔名学东，又译学懂、雪懂）对妻子这样说了一声，就被带走了。这是4月23日，玉树地震发生后不久，扎加正忙于救助他的藏族同胞，辅导受伤者。

 

  在藏区救灾期间发生的这次逮捕，使著名藏族学者扎加及其"新学派"开始为中文世界所知。由于扎加的著作及新学派的论述都是藏文的，中文读者很少知道，这位在藏族年轻人中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扎加被人称为"亲中共官方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与其他七位藏族知识分子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玉树地震捐款不要经官方管道，被中共官方控以"煽动分裂罪"。

 

  认识扎加及其新学派，我们可以窥见一代年轻的藏族知识精英，为了一个苦难民族的救亡图存，他们在痛苦的思考与探索中，所经历过的错综复杂的思想轨迹――从反叛到回归。

 

 

 

   ◎ 追随更顿群培批判宗教传统

 

  几位读过扎加作品的藏族朋友告诉我，把扎加视为"亲官方的知识分子"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扎加会有这样一个不太合适的头衔？其原因在于，他的几部影响很大的旧作，如《理性的呼唤》和《质疑者的勇气》等，其中关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来与中共的论调比较相似。

 

  在上述作品中，扎加对藏民族的宗教文化从根本上持批判态度，几乎是全盘否定，因而引起藏族传统佛教人士的反感。作品大意是，由于佛教文明的传播，藏人变得唯唯诺诺，消极出世，只顾来世的幸福，不在现世里奋斗，古代藏人的彪悍雄风被扫荡一空。寺院等级森严，普通藏民只能顶礼膜拜，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但是，扎加的批判和中共无神论的批判明显不同，他的批判武器是从西方思想武库里拿出来的，是以现代价值观作为出发点。例如，他把藏民族的历史和西方发展史作平行比较，指出在西方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西藏人却陷入教派纷争。尤其是谈到西藏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造成藏民族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的缺乏。

 

       这种批判对于全民信教的民族来说有点惊世骇俗，但是，这在西藏历史上却不是首例。20世纪的前半叶，西藏有一位著名僧侣、充满传奇色彩的西藏天才更顿群培。此人曾在印度研读十几年，得以从广阔的视角审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深感古老落后的体制是藏民族发展的绊脚石。为了西藏的复兴，更顿群培从传统中走出，采取了宗教内部扬弃的形式，反对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

 

  达/赖/ 喇嘛曾经评价更顿群培说："是二十世纪的西藏民族史上具有与众不同的学问和见识、非凡的智慧和思想远见的开明人士。"可以说，更顿群培是西藏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他既是伟大的学者和翻译家，也是画家和诗人，在藏族学术文化史上承先启后。但和扎加们比较起来，出生于一百年前的更顿群培显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的。1946年他从印度回到拉萨，箱子藏着一张斯大林的画像。

 

  
   ◎ 类似"打倒孔家店"与偶像破坏

 

  更顿群培没来得及看到西藏的沦陷就去世了，否则，曾参加"西藏革命党"的他，也许会转过身来参加反抗中共的藏民起义，以捍卫他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而扎加及其新学派的同仁，身处藏民族丧失自主权、被异族统治的时代，他们的痛楚和创伤更为深重，因此，他们的反思和言说也就更为离经叛道。

 

  扎加们的这种叛逆性反思，源于对"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的认识。他们实在太希望藏民族能够发奋图强，能够重新焕发出青春，因此爱之深，责之切，对本民族文化的保守弱点进行反省，其否定和批判也就异常尖锐。

 

  对此，我们中国汉人并不陌生。中国一百余年的近代史，自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中国逐渐走向衰败。人们认为这是统治者长期推行孔孟之道的结果，因此，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五四先贤向传统文化展开全面进攻，反对"名教纲常，君道臣节"。后来，陈寅恪先生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

 

  人类精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盲从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西欧启蒙主义运动的思想家，就曾反抗宗教势力对人民精神的统治与束缚。尼采等"偶像破坏者"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其重点就是重估基督教道德之价值。那些主张也许过于片面偏激，但我们必须承认，反叛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听说达/赖/ 喇嘛对扎加的观点有这样的评价；"因为扎加太热爱这个民族，才会有这样比较偏激的观点"。这句话在海外藏人中流传，虽然未经证实，但我相信这位思想开明的藏传佛教领袖，会这样认识理解扎加等年轻一代。一个沉淀厚重的文明，应该能容忍并接受一些幼稚而偏激的批判之声。

 

 ◎ 在零八僧侣抗议后向佛教传统致敬

 

  扎加等人的简单偏颇之处很明显，他们只看到藏传佛教的消极保守之处，没有看到佛教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不但创造了灿烂的藏族文化，更在藏民族的生存延续之中起着凝聚力的作用。即使在西藏被中共统治了半个世纪的今天，佛教仍然具有巨大的向心力，成为藏民族的一面神圣的旗帜。

 

  同时，扎加们也忽视了藏传佛教自我更新的能力，例如十九世纪兴起于西藏的"利美运动"，就提倡以开放的心态，舍弃各教派之间的藩蓠。现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五十年来一直就在进行自我改革，从传统的政教合一走向现代民主化。

 

  2008年，西藏爆发抗议运动，寺院的僧侣走在示威的最前列。这次事件震惊中外，被视为藏民族精神的转折点。扎加因此认识到佛教的另一个面向――人间关怀与社会参与，认识到僧侣在捍卫本民族权利上的积极作用。惊喜地发现藏民族在觉醒，他开始改变过去全盘否定佛教的偏激观点。

 

  四十五岁的扎加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因为，当2008年的西藏示威发生时，他因为恐惧，担心丢掉自己的饭碗而没有站出来声援。后来他决定不再沉默，于是撰写了《开天辟地――写给藏历土鼠年革命》一书。这本藏文著作只印了一千本，摆放在扎加妻子拉措的书店里出售。该书出版后两个月扎加就被捕了，他的妻子被公安传讯，书店被强行关闭。

 

  据读过该书的藏族朋友说，该书从理论上总结了"西藏零八和平抗争"，探讨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行性，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争取西藏独立。扎加认为，只要拿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英勇精神来抗争，西藏的独立并非是幻想。

 

  除了这部令中共当局恐惧的新书之外，扎加还有另一个严重的罪名，他和几位藏族知识分子一起发表的藏语公开信。在哀悼地震死难者的同时，他们批评当局封锁灾区的做法，痛斥中国政府"何处没有贪污和据为己有的恶习"，呼吁大家自行派遣人员为灾区捐赠。

 

  回顾扎加们所经历的思想轨迹，我们看到西藏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冲突。当叛逆的扎加们开始向本民族传统致敬时，他们对传统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做出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解读。这种反叛和回归的过程，使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受到年轻一代的挑战，从而产生自我扬弃与自我完善的动力，给藏民族带来更大和活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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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6月号

 

                        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茉莉

 

 斯德哥尔摩有一处私人基金会的住房，其出租条件是："该住房仅仅租给带孩子的单身母亲。"那处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几乎可以视为一半馈赠。其实，瑞典的单身母亲没有住房问题，不管她们是否有职业，政府住房补贴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让她们及其孩子住得宽敞舒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位中国朋友的儿子结婚了，小两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尚未攒足银子买房，只能暂时租房居住。当儿媳妇怀孕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北京市有关部门以他们没有买房为由，拒绝发给准生证。被逼无奈，年轻的准母亲只好去做流产。

 

 当今中国的高房价像大山一样压在普通老百姓头上，正在毁灭年轻一代的生活梦想。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蚁族""房奴"和蜗居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住房问题逼迫他们终生为之做苦役。如果拿中国和瑞典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是如何体现在住房问题上的。

 

 
◎ 中国政府和房地产商合伙抢劫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的，它不能像代表公司利益的房地产商一样在房地产上谋利。但是，当今中国政府却很特别，他们在房地产利益链中，依仗其社会统治地位巧取豪夺，获取最多的利益。

 

 前不久北京的两会，正直敢言的地理学家梁季阳在会上代表亿万平民，指出房价高升，是因为各级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光是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就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地方财政进账的一半靠此"出让"。按照戴晴的解释，"出让"的意思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全民"、农民与城市私房主）就这么给抢了。

 

 为什么说全民被政府和房地产商合伙给抢劫了？因为中共六十多年前的土改，就是把私有土地以公有化名义，全部抢劫到独裁者手中。今天，各级官僚又把手中掌控的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商，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财富分配，从中获取垄断性暴利。

 

 这样无本万利的土地生意，使得各级政府富得流油。畸形的高地价滋生了巨大的腐败，导致中国官员铤而走险。而普通老百姓作为高价房地产的最终买单者，被迫承受各级政府和开发商的层层盘剥。

 

 正如梁季阳先生所指责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靠出卖土地来支撑政府支出的！"在西方民主国家，房地产不能视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资源，而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政府把房地产纳入国家的社会政策，主要考虑的是人民的居住权，考虑到千家万户的基本生存问题。

 

◎ 瑞典政府的住房融资和补贴

 

 瑞典可以说是世界上住房最宽敞的国家，其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属世界一流。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人均住房面积是47平方米。即使是老弱病残和失业者，也能住上设备齐全的房子。瑞典法律有规定，住房若没有窗户、供暖系统和单独卫生间，就一律不许住人。因此，最底层的穷人也可以住上比较舒服的房子。

 

 这是因为，住房在瑞典被列入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规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宽敞的住房条件是国民的社会权利。"为了保障这一基本权利，瑞典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是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一套足够宽敞且环境优美的住房。

 

 怎样才能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优质的住房？首先，政府大力资助住房开发。其主要手段是，政府介入住房建设的融资活动，为住房建设资本提供长期、低息或贴息的贷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瑞典开启了一个"百万住宅"项目，由政府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支持，很快就改变了住房短缺的状况。

 

 其次，政府对地价进行调控。在瑞典，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质量和娱乐设施，土地成本只占住房价格构成的20％。地价比较低廉，一是因为这个国家地广人稀，二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地价。不但调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价，而且限制购买昂贵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还有严密有效的住房管理体制，不允许投机商哄抬地价和房价。

 

 再次，住房补贴政策使弱势群体也能住上优质住房。瑞典的平等富裕的国策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即为全体国民提供价格合理的良好住房。住房补贴一方面是给买房、建房者提供贴息贷款，另一方面是对租房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助，低收人家庭、多子女家庭、残疾人和退休老人，都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付的补贴。

 

 ◎ 维护住房权必涉及政治权利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政府慷慨补贴住房的各项政策，建立在高税收的经济基础上。在瑞典，涉及住房的有不动产税等税种，对富人炒房牟利的行为具有遏制作用。此外，瑞典还有一个特殊的阳光政策，即"不动产登记制"，购房者必须公开有关信息。之所以要如此透明，是为了避免房屋交易中的种种黑箱操作。

 

 而中国的住房，从征地到房产交易，官商勾结处处黑幕重重，甚至涉及暴力。2009年11月，昆明市官矣六街道办事处征用渔村土地来修建"将军"小区，由于征地费太低，导致村官被村民群殴致死。其中的黑幕交易是：房地产公司以送街道官员和村官每人一套"平价"商品房为诱饵，诱使村官出卖村民利益。

 

 最令网民震惊的是，有人在网上爆出"公务员买房内部价"，揭露了中共中央部委及下属单位、大型央企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内部集资房、团购房、经济适用房的便宜价格。这使人们看到，官方机构是如何利用权力，自分国有资产，自行圈地建房，再分给自己人的。特权阶层的所作所为令国民痛恨不已。

 

 由于住房问题触及了众人之痛，因此，维护住房权利就成了中国目前呼声最高的权利要求。照道理说，住房只是民生问题，不是中共当局最忌讳的民主诉求，应该不难解决。但是，当前的住房问题却成了官民冲突最尖锐的领域。这是因为，中共的专制已经和腐败联成一体，反对高房价必然损害腐败官员的巨大利益，所以，不管民怨如何沸腾，执政的官僚也不会理睬底层的呼声。

 

 一个政权依靠腐败来运作，当人们反对腐败时，也就不自觉地反抗了这个政权。当无数针对高房价的呼声都归于无效时，人们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府之所以不愿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因为它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同时，由于中国的政治现状，人民没有权利组织起来，没法以集体的力量和政府对抗，因此缺乏博弈能力。显然，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其他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而瑞典人之所以都能住上好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中的选票。社会民主党曾在上个世纪长期执政，创造了"居者有其屋"的瑞典模式。目前执政的是右翼党派联盟，根据右派的理念和现实利益，他们并不喜欢这个高福利制度。但为了选票，他们不得不甜言蜜语地承诺底层人民，采取种种措施，维护瑞典传统的公平原则和人道精神。

 

 讽刺的是，"居者有其屋"曾是两百多年来各国革命党人诱惑人的口号，但这个理想却在不曾发生共产革命的北欧国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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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6月号

 

 

                            白夜，迟来的盛宴

 

                                                         茉莉

 

 白昼就像老祖母纺织机上抽出来的棉线，越来越长。五月伊始，太阳就恋恋不舍，迟迟不肯落下。到了六月，那太阳干脆就赖在天上不下来。此时，北欧著名的"白夜"来临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曾写过一篇叫《白夜》的爱情小说。痴情的姑娘娜斯简卡，于约定好的那一天晚上，在河边凭栏等待她的情郎。那是俄罗斯的白夜，作家描绘爱情给人带来的痛苦，给明亮的夏夜涂上一层忧郁、悲哀的色彩。

 

 而我们北欧的白夜，总是一幅鲜艳的图画，一场欢乐的盛宴。此时的夜晚，色彩比白天更为绚丽。长时间的日照，使植物长得格外茂盛。林中橘黄、淡紫、粉红和洁白的各色野花，一齐兴致勃勃地开放。夜间阳光下的小草和树叶，闪烁着绿宝石似的光芒。

 

 当午夜的太阳滑下地平线，稍打一个小盹旋即升起，满天的霞光给万物罩上一层红晕。这时候，时间仿佛凝固了。人们为这奇丽的景致而陶醉，获得了一种美妙的宁静感。就如华兹华斯所说，因为大自然的可爱，我们寻找自己内在的善。

 

 每年初夏白夜来临，瑞典人总是喜不自胜。为什么喜悦感会如此强烈？那是因为，终于熬过了大半年的冰雪期。在那些黯淡的冬日，太阳苍白无力，只是中午时在天上晃一下就消隐了。生活在寒冷的白雪黑森林，人们不免有点郁郁寡欢。但上帝还是比较公平，他在夏天给瑞典人加倍的愉悦作为补偿。

 

 迟来的夏日是人的解放，沉郁的瑞典人突然变得热情奔放。脱掉冬季的厚衣服，换上简单的衣裳，心灵也变得轻松起来。他们在仲夏节用鲜花、树叶装饰十字形彩柱，手拉手围着彩柱唱歌跳舞。许多度假别墅建在海滨湖边，人们一有机会就跳进海里湖里，并在岸边半裸着身体，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一位瑞典女友给我讲述这个国家的陈年往事。在十九世纪没有电视的时代，为了消遣漫长的白夜，富人们会在花园里摆上长长的餐桌，喝酒行乐。而穷人在白天里辛勤工作，晚上必须睡觉，无心欣赏如画的夜景。那时候，富人家的厕所在室内，穷人却必须跑到户外小屋去如厕。这样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明亮如昼的夜晚，穷人急了往屋外跑，富人急了往屋里跑。

 

 这种阶级差异的场景早就消失了。今天法定长达四、五个星期的带薪休假，使穷人和富人一样能够夏日逍遥，在白夜里畅饮。按照瑞典政府规定的住宅标准，所有的住房内都必须有室内厕所等现代设备，低收入者可获得住房补贴。这样，在白夜里游玩的人，都同样回到室内如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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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1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