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带走了中共最后的希望
《动向》长短论
五月十一日朱厚 泽的送别仪式，别具一格，盛况罕见，不少出席者奔走相告：该来的都来了，该见得都见着了。有人形容这是六四后21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体制内外民主人士的聚会。 送别朱厚泽的悲情与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欣喜，奇怪的组合在一起，确实有特色。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来告别一个时代、告别一种曾经有过的希望：
朱厚泽是中共党内民主思想的领军人物，与李锐、胡绩伟等同为党内民主派重镇，但对现存体制的反省、对社会转型、对中国前途的探讨对包括宪 政民主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认知，他是走的最远的一个人。在一个反智化与逆淘汰的一党专制体制里，他的理论修养、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政治漩涡中坚守人格良知， 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他被认为是兼具胡耀邦的无私、革新、勇敢，与赵紫阳的机智、变通、稳健于一身的人，他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中共党内民主 派的希望。
胡耀邦去世前曾经表示：“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两个人,朱厚泽、白纪年。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 人。” 朱厚泽与胡耀邦是心心相印的，在一篇纪念胡耀 邦逝世20周年的遗稿中，朱厚泽写了一段话，“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 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鞠躬尽瘁。”他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这个体制、但又 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这其实也是他自身 的写照。
六四后20年朱厚泽和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冰冻了，尽管朱厚 泽已经把关注的精力投向民间和社会底层、投向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投向大自然……，热衷于既得利益分赃的中南海还嫌他碍手碍 脚，他被嫉恨被监控被禁止出境，乃至于他死了也不被放过——遗体仍要被中共党旗覆盖，朱厚泽的思想精神和整个身体全都被中共无情地鞭挞、吞噬。惜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朱厚泽曾说过“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 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斗争中国人也是最厉害的。”在临终前，他对以残酷斗争、牺牲人权的所谓 “中国模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预言这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大争论的焦点。
朱厚泽的过人之处在于对自己和中共民主派有非 常清醒的认识，他告诫道：“我们这些老人的存在（指倾向政治改革的老人们），给年轻人以希望，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希 望。”他更直接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 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有人视此为朱厚泽的政治遗嘱。
随着朱厚泽的离去，中共党内民主化和中国政治 改革的所有幻想都彻底破灭了。寄希望这个体制能够改革完善、成功转型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寄希 望于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这样的好人力挽狂澜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这不仅是朱厚泽的悲剧，也是中共的悲剧，更是被被中共绑架了的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悲 剧。难怪有朱厚泽送别仪式的出席者感叹：这样的聚会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与总书记胡耀邦的5分钟会见，北戴河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构成了朱厚泽一生中的15分钟。
朱厚泽逝世当日（9日），我收到许多告诉我噩耗和表达哀思的短信，其中最能触动我的有两条，一条是张 剑荆发的：
“近来一直有预感，昨晚还翻阅其摄影集，有一 句话感受：一切都与大地有关。没想今日竟得噩耗！”我请他解释“一切都与大地有关”的意思，他回复说，“几次聚会都提及其病情。他的摄影集内容关注 的多是树根，花，山峦，小民。”
另一条是张璨发的：“惊悉伟人离世，十分哀痛。真忘不了他为我给 北大打电话的情景。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在美国，如你去现场，一定代我表示：爱他，想他，学他。”
第二条短信看起来成了第一条短信的佐证。1986年的张璨是北大国政系的应届毕业生，成了像农药一样残留在新经济体制绿叶之上的计划经济的牺牲品：她曾经被计划划进石油大学录取名单，未去报道，被取消以后的高考资格。第二年她 改了名字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临近毕业时被校方除名。朋友们都为她申请免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从我们这儿得知情况，不仅同情当事人的遭遇，也反感僵硬计划的遗 祸，做了张璨终身铭记的事情，虽然最终她还是 被取消了毕业资格。
朱厚泽的领航员，胡耀邦
这确实与大地有关，就身份地位来说，那是一 棵大树对一茎小草的怜惜。不过，就朱厚泽本人的命运而言，与“天”的关系更大。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省部级干部的人事变动， 像夏夜流星经天一样寻常。但1985年7月的三位省部级干部的工作调动，却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
——胡锦涛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调任 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第一书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温家宝从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任上 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从空间位移的角度来看，如果可以说第一项变动是“空降”，从中央到地方；那第二项变动便是“飞天”，从地方到中央；第三项呢，更像是“登山”，从地势较低较边缘的中央机关，登到地势更 高更中央的中央机关。
不过，朱厚泽的那次飞天，不是他的单独飞 行，他有一个领航员，胡耀邦。朱厚泽一到北京，领航员就把他领向海滨，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在开往那“一片汪洋”之地的列车上，胡耀邦问朱厚泽：
“怎么当宣传部长，想清楚了吗？”
新任宣传部长回答说：“不仅没有想清楚，从哪儿开始想也不知道，”这是朱厚泽一贯的个人风格，说话真诚，清 晰、简单而透彻，从不先意奉承，巧言令色，或拐弯抹角。
总书记笑了：“那好吧，到北戴河听几天会再说吧。”
听完几天会后，再也没有说。据朱厚泽后来（1987年1月10日，当时北京正在降落入冬以来的第4场雪）对我说，当时的会见只有5分钟，那5分钟是他在中宣部长任上，总书记唯一和他单独会见的5分钟。在朱厚泽和我见面18天之后（1月28日），他被解除中宣部部长职务。朱厚泽本人可能也不知道，在与总书记同行的5分钟飞行，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北戴河亮相决定了他的后半生
在北戴河会议上，胡耀邦的处境相当困难。反自由化是会议的主题，主导的意见是反自由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 耀邦没有怎么讲话，但他要求朱厚泽发言。朱厚泽讲了大约10分钟，会场鸦雀无声，胡耀邦则笑着说，“你这个宣传部长亮相来啦！”
在两年后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会议 上，那次会议和朱厚泽的那个发言被再次提及， 朱厚泽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他本人找不到那次发音的录音，但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发言前准备的要点，在10分钟的发言里，他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的历史原因，只要社会主义赶不上资本主义，这个思潮总会 有。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绝迹，也不会因为一两篇文章就泛滥。他谈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名字从英文直译就是“15分钟”，写的是一个名侦探从人生顶峰的滑落。在英语语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15钟”是一种象征性表达，意思是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他自己闪亮的时刻。与总书记的5分钟会见，北戴河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构成了朱厚泽一生中的15分钟。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一生没有别的闪光点，他其实把阴影留给了自己，把自己更亮的闪光 点贡献给了他执掌的部门和改革事 业。如果写他当部长的那个部门的历史，陆定一、胡耀邦和朱厚泽必定在册，且标示里程，而“三宽（宽厚、宽容、宽松）”工作方针则是它最有时代特征的亮色。
不肯双面，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
朱厚泽讲“三宽”绝不口是心非，外松内紧，或表宽里窄，对“三宽”，他自己身体力行。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的后果，是把人都变成“单面人”，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扩大再生 产双面人。不肯双面，是朱厚泽人生悲剧的根源，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钙性难移”。快意恩仇，无所畏惧，是他的基本性状。他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1986年5月到上海和武汉考察工作，他在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与会者的畅所欲言，才思敏捷，会议气氛 的融洽和谐，让朱厚泽十分欣慰。到了武汉，人们还在大谈商品经济的消极后果，谈纯洁性，谈反自由化，谈反精神污染。朱厚泽应邀在“武汉精神文明讨论会”上讲话，他的开场白是：“上海人已经在喝今年的新茶了，清香扑鼻；而 武汉人还在喝陈年老茶，似乎还有点霉味……”
这种爽酷个性，让爱他的人铭心，恨他的人刻骨。同年9月，他考察广东，听过他演讲的一个年轻干部说，朱厚泽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演说 家，他思想开放而不失分寸，语言幽默而态度持 重。朱厚泽知道总书记需要他做一个战士，做战士的后果，他也心知肚明。就在广东考察期 间，他对他的秘书说：“我随时准备卷铺盖回贵州老家。”这次他真的回贵州老家了，永远地回，但他这次带走的不是铺盖卷，有青山可枕，蓝天可盖，他已经不需要它们 了，他带走的是爱他的人们对他的绵绵思念。
朱厚泽是一片出岫的白云
其实，他和他的领航员胡耀邦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才子，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他们都重审美感，轻胜负心。瞿秋白在其遗著《多余的话》里写道：“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有一个朋友说，胡耀邦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 的恩赐。像他们这样的人进入政治，对这个国家和老百姓是件幸事，但对他们自己肯定是一种伤害。
我曾经说过，一个伟大民族需要两种人，天上 的白云和地上的桥梁。天上的白云是道德情操的楷模，地上的桥梁是攻城拔寨的英雄。没有前一种人，一个民族将成为一群耗子，生存能力可能 很强，但萎缩在阴沟里；没有后一种人，一个民族到不了风景独好的彼岸，有可能像优美高贵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一样，瘸腿少胳膊地进入博物馆。在我看来，朱厚泽是一片出岫的白云，带着他自己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飞天，被卷入时代风暴雷电，虽然如今挥手向我们告别，但他毕竟存在过， 飘拂过。让我用一首写于1990年的小诗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又一个黄昏把窗前景物并入永恒
万古如斯的古铜与宁静
一只喜鹊从远古飞来
缓缓抵达我的眼睛
她飞过窗外那一小片蓝天
好像没有留下一点点翅痕
但我总觉得这片天空有点异样
它毕竟感受过一次飞翔的生命
此后无论多少狂风暴雨
也擦不掉这次黄昏时的飞行
再过一万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一只喜鹊飞过这片天空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图为朱厚泽先生（前中）在家中 接待作者（前右）和历史学者史义军（后右）等 朱厚泽先生走了。他解脱了，不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而且摆脱了来自方方面面有形无形的压迫。他的灵魂飘忽远去，但他睿智而和蔼的面容，特别是他的宪政民主精神，将长留人间。后人一定会不断提起他。
厚泽先生当过各种大官小官，所到之处，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真正为人称道，并且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是在中宣部长任上和被迫赋闲以后。
中宣部长，就像这个官位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它的使命是宣传党文化，特别是党的独断的意识形态及其翻云覆雨的政策主张。简单地说，就是控制思想，钳制言论，因而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角色。但是，厚泽先生却是继胡耀邦先生之后第二位很少遭人诟病的中宣部长。为什么？因为他一反常规，主张以“宽厚、宽容、宽松”的态度对待人们的思想和言论。“三宽”，是他的一个创造，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言简意赅，影响深远。一个共产党的宣传部长，不以一党私利为念，而是旗帜鲜明地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实属难能可贵。
“三宽”惹恼了当局，加上八九“六四”的事情，他不得不赋闲，但他一如既往，以宪政民主为念。胡锦涛先生主政以后，提出“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厚泽先生郑重提出，应该加一条“权为民所授”。为政者的权力如果不是公民通过宪法授于，那它就是一个独裁政权。这说到根本上去了。没有这一条，其他三条，不过作秀而已。
厚泽先生写过的文章中，有一些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成为顺乎潮流、合乎人心的主义，必须坚持两条。一条叫“为社会而主义”，一条叫“为民主而主义”。前一条针对国家主义，后一条针对专制主义。没有这两条，便不是人类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他所看好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这是他积一生的研究、观察，得出的极富历史韵味的结论。的确，缺乏这样规定的社会主义，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不会有别的结果。
现在，厚泽先生走了。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少了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少了一位不显山露水的深刻的思想家，实在是莫大的损失。要不是20多年来这样令人窒息的境遇，他本不该走的。
2010年5月9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5月号） --
NCN 于 5/15/2010 08:10:00 上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
ZhangWei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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