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245】 小文三篇

 

 

 

 

 

           瑞典人为什么要翻土耳其旧帐？

          

 

                                        ――关于历史罪恶的社会记忆

 

                                                         茉莉

 

 

       在中文的语境里，"翻旧帐"不是很好的事情。中国人常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可西方人不是这么想。每年"六/ 四"，西方媒体总是忙不迭地制作节目，把二十年前长安街的那笔血泪帐翻出来，让世人重温。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要执着于他国的苦难史？

 

       前不久，瑞典国会不顾瑞典政府的反对,通过了反对党提出的一个特殊议案：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在1915年至1917年间，奥斯曼帝国曾杀害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但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绝承认那是种族屠杀。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遥远北欧这个小国翻出异邦的旧帐并进行谴责，令我们思考这个议案背后的理念，思考有关屠杀的社会记忆及世界精神等问题。

 

 

           ◎ 国会决议导致政府外交危机

 

 

       在欧洲，瑞典是对土耳其最友好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在法国、荷兰等国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时，瑞典在中间斡旋，始终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但这一次国会决议引起土耳其朝野的巨大不满，两国的传统友谊给破坏了。土耳其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召回驻瑞典大使，以抗议瑞典议会通过上述议案。瑞典外交大臣Carl Bildt说："这正是我害怕看到的结果。"

 

       愤怒的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在瑞典驻伊斯坦堡领事馆门前，烧毁瑞典国旗并高喊抗议口号。瑞典驻土耳其大使收到了好些来自商人的邮件，那些和瑞典做生意的土耳其商人说，他们被迫中止商业合同。这个国会决议不但影响了两国外交政治关系，也影响了两国生意和经济交往。

 

       这个被土耳其总统称为"丧失理智"的国会决议，在瑞典本国也遭到不少质疑。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外交大臣强烈指责国会的决议，他说用这种方式将历史政治化，给瑞典推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和解进程增加了困难。瑞典首相Reinfeldt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理，对本国国会的做法深表歉意，并表明瑞典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在瑞典议会内，也有执政党议员不满地表示，历史事件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评判，而不是由国会来处理。

 

       但无论瑞典政府怎样反对，国会决议就是国会决议，它代表了瑞典这个国家的立场。有意思的是，议案本是由左翼的在野党提起，但执政的四个右翼党派中都有议员投票支持，他们背叛本党立场去支持反对党的提案。这就说明，朝野双方的议员勿论左右，都有人坚守超越国家现实利益的人道立场，希望以这个决议提醒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 瑞典人对他民族苦难承担责任

 

      

       国会通过一个不符合本国利益的决议，这样蹊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部分归因于亚美尼亚人的游说能力。自十六世纪起，就有亚美尼亚移民来到瑞典，最初他们从事建筑行业，后来参与了瑞典的政治文化。当今瑞典有好些亚美尼亚人的组织和协会，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土耳其种族屠杀议题相关立法。这一次他们欣喜若狂，感谢瑞典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促进人权。

 

       但光是亚美尼亚移民的积极游说，并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议案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瑞典人民对亚美尼亚人苦难历史的同情。据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原本不想提出这个提案，但该提案在党内获得不少基层党员的投票支持，领导人便不得不将该提案送交国会。这是民主制度下的草根党员推动政治精英行动的一个例子。

 

       那么，普通的瑞典人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去铭记遥远的亚美尼亚人被屠杀事件呢？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世界历史即是世界法庭。"这个古老的历史概念，说明了历史记忆的现实意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被残酷宰杀，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剧，涉及了我们所有人。土耳其在历史上的恶行，当时无法受到惩处，现在理应受到世界精神法的裁决和评价。

 

       作为基督教国家，瑞典的议案呈现出道德神学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回忆向死难者表示休戚与共，回想过去并承担为过去作证的义务。从社会意义上来看，记忆是为了面向未来，"记忆是生存进化之本"，使人们在社会道德上获得进步。事实上，这百年来类似的屠杀并未根绝，例如卡廷屠杀、卢旺达屠杀等等，世界仍然存在着人为灾祸的隐患。

 

       "社会记忆"（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的一个专有名词，意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社会记忆不但充满了个体自我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的回忆，属于更大的历史，人类更大的自我图像。作为"大我群体"的一员，瑞典国会的议案表明，瑞典人对回溯数代人之久的他民族苦难承担了责任。

 

 

 

          ◎ 土耳其知识分子向亚美尼亚人致歉

 

 

       对于大屠杀，土耳其官方的说法与"六/ 四"镇压后的中共有点相似："在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屠杀'这样的字眼，这只是一场民族冲突的悲剧，土耳其人同样也是这一冲突的受害者。"这种态度暴露出土耳其当局阴暗的一面，虽然这个政府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他们迎合了本国偏狭自私的民族主义。

 

       那么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怎样看待那一段血腥的历史？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土耳其知识分子对此采取集体心照不宣的态度，将其排除于本国历史之外。2005年2月，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帕慕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在土耳其，曾经有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几乎没有人敢说这些事情，民族主义者们也因此而仇恨我。"

 

       帕慕克因此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起诉，备受恐吓。但他的勇敢带动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集体反省，他们开始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拷问本民族的灵魂。他们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国家的耻辱，也是每个土耳其人的耻辱，只有承认大屠杀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承担罪责，才能开辟超越历史之路。

 

       近年来，土耳其知识分子触碰本国最大的禁忌，发起了"向亚美尼亚道歉行动"。数万名土耳其学者、作家、记者与异议人士透过网络，共同为这场"巨大灾难"致歉。虽然该公开信中未提"种族屠杀"一词，但这已是土耳其知识分子违抗政府法令，冒着被起诉或被杀害的危险，所跨出的史无前例的第一步。他们对先辈罪行的挖掘，将会导致真相的揭露和两个民族的和解。

 

       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博士在网上写道："我记得自己曾在亚美尼亚首都雅里温痛哭好几小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能帮助我面对从未毫无所知的历史与伤痛。当晚我站在一群亚美尼亚人面前，请求他们的原谅。不是因为历史行为，而是我个人从未知道、未在意、未听见他们的呼喊，这是我个人的道德错误，我为此感到抱歉。"

 

       这位土耳其青年曾经对本国历史毫无所知，这就涉及到"社会忘却"的问题。所谓社会忘却，就是在历史记忆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一些重大事件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而不能中选，从而使历史按照权力集团的愿望得以虚假地重构。社会忘却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特征，作为被迫失忆的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受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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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五月号

 

  

                       面对回国邀请，我为什么踯躅不前？

 

 

                                                            茉莉

 

 

 

  去年十月，网上盛传一个"茉莉回乡"的消息。发消息者是湖南邵阳的吕加平，他在听说茉莉回乡的消息后既震惊又高兴，并"专门去问了邵阳有关部门。结果他们证实，此事属实，不是谣言。"而后，济南李昌玉先生，邵阳一中邓刚老师等人，都为核实这个消息积极展开调查。

 

  我当时很感动，这不仅是家乡朋友对我个人命运的关心，更表达了他们对解决六/ 四问题的企盼。他们认为，如果茉莉等人真的回乡了，这也许是六/ 四问题将要平反的一个信号。有趣的是，当局的有关部门，似乎也为传播这个虚构的消息推波助澜。

 

  其实，自2001年起，中共有关部门就多次通过一位旅居瑞典的邵阳老乡，向我发出回国的邀请。开始他们表示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条件是不再批评中国政府。当我拒绝为回国交换我的公民权利之后，他们的邀请就不再带条件了，甚至表示愿意资助我"回国参观祖国建设"。就在2008年年底，我的老乡再次带来有关部门邀请我回国的口信。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选择中苦恼。直到六/ 四20周年、我流亡16年的今天，我仍然面对回国的邀请踯躅不前。思乡思亲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题为《父母》的小诗：

 

 

  女友来信

  说起我的父母

  衰残之状

  岁月不饶人

 

  窗外，北欧三月雪

  默默地编织

  厚厚的窗帘

  一层层

  挡住了眼睛

  挤压着心

 

  望眼欲穿的泪水

  结成一条条冰凌

  纵使这冰融化成水

  纵使这水漂浮着船

  我的归程

  遥遥

  没有踪影

 

 

 在回国探望父母的机会唾手可得的时候，我却哀叹归程遥遥没有踪影。这是因为，回国与否对我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它既关系到家庭亲情，也牵涉到回国权的问题，牵涉到流亡者守志的问题。

 

 2003年8月，我发表了《致中国政府：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一文，表达了我的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只是私下地、个别地邀请流亡者回国，而不将这一好事公开进行？因此，不愿意放弃自己理念的我，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好意，有了许多顾虑：我担心这种本来属于基本人权的回国，会变相地成为一桩"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买"的嫌疑。对于视人格尊严甚于生命的本人，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

 

 我在文中质疑：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国的情况下，我接受当局的好意，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吗？我为此呼吁：中国政府需要制订一个公开的政策，明文宣告欢迎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让所有流亡者都无条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国权。

 

 刘宾雁先生在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之后，曾于2003年9月7日给我写信说："你那篇东西写得很好。把公民应有的权利拿来私相授受，自然会造成不公，同时倒给腐败提供了一条新渠道！应该有人将他们一军；你的文章也还有理有节。攻击性的言论不必理它。你为很多人说了话。除你我这类，还有迫切需要归去而不被准许的人，就更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了。"

 

 面对诱人的回国邀请，我始终追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流亡？在《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一文中，我曾写道：之所以要流亡，是为了摆脱强权的迫害与压制；漂泊在异乡，是为了重新承担起公民的责任。既然我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而流亡，我们也应该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情况下回去。

 

 在权利和尊严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接受当局施舍的恩惠回国，从此对当局的罪行和劣迹保持沉默，对我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屈辱。因此，我在回答吕加平等国内朋友时表示："在中共没有解决六/ 四问题的愿望、没有公开邀请所有流亡者回国的时候，茉莉不会单独地偷偷地回国。"

 

 记得某年某地，我曾偶遇一位学生领袖，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对话。他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亲了，如果为了回国探亲，他接受当局的条件，以后对六/ 四问题保持沉默，这应该是很人性的选择。我说：这当然是人性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年和你们一起在天安门抗争的死难者，他们的在天之灵要求你们不沉默，这是否也是人性的？末了，我们两个都泪水盈眶。

 

 我们就这样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挣扎，在个人亲情与公共责任之间踌躇。时光就这样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在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中渐渐老去。

 

 我知道个人的渺小和卑微。我知道，即使我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默默地客死他乡，把骨灰撒在瑞典森林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专制政权，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拒绝回国邀请的小小行动，告诉那个政权：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交易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忘记了六/ 四。

 

 因为我住在北欧的海边，所以有朋友笑话，说我像苏武一样流亡北海边十几年。实际上，我和古代流亡者苏武完全不同。苏武效忠的是皇上朝廷，而我只是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要求、个人的道义原则。同时，我们的流亡也远不似苏武流亡那样艰难凄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有取之不尽的人文主义精神资源，使幸运的我，能够竭力守住一些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例如，真诚、勇气、同情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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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支联会纪念六/ 四20周年《再回家》文集

 

 

                          公主大婚，诗人献辞乎？

 

 

                                                                茉莉

 

 

    　新年里令瑞典人眉开眼笑的一件事是，当今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准备结婚了。三十年前维多利亚公主出生时，瑞典政府曾专门修改王位继承法，使她成了瑞典第一位女王储。因此，这位大公主的婚礼，也就是未来的瑞典女王的婚礼。

 

    　婚礼将在六月十九日举行，瑞典人早早就忙碌起来。曾被评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因这场世纪婚礼踌躇满志。市政府打出「Love Stockholm 2010」的口号，着手筹备为期两周的音乐会和展会。一个叫做Liljevalchs的艺术厅策划了一个文化专案：向全国最前列的三十名优秀诗人发出邀约，请他们为公主大婚撰写爱情诗歌。

 

    　就像人们做西餐用少许昂贵的松露来配菜一样，这个艺术厅想要用经典的爱情诗，为王室的盛宴增添美味。想想那个美轮美奂的场面：那喜庆的一天来临，斯德哥尔摩国家剧院的明星演员，用他们动听的嗓音朗诵一首首爱情诗；一本精美无比的诗集，献给喜结连理的公主和驸马。

 

    　然而，艺术厅策划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设计的专案遇到大多数诗人的抵制，只有十一位诗人接受了邀约。拒绝参与这一活动的诗人，主要是不愿为王室写诗。他们当中有些是持共和派观点的人，有些虽然不反对王室，但也不愿使自己成为「御用文人」。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桂冠诗人」为王室盛典写颂歌的传统，但当今孤独而高傲的诗人说，他们只追寻自己的缪斯。

 

    　那些拒绝为婚礼写诗的诗人，也许是过份敏感了一点。今天的瑞典王室早就失去了昔日的政治权力，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而存在，一个花瓶而已。两百年前，由于本国的政治危机，瑞典议会挑选了拿破仑的情敌──法国元帅约翰．贝尔纳多特，前来瑞典担任国王。原是法国共和派人士的贝尔纳多特，在成为北欧君主之后，为瑞典的现代化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现代化的结果，是这个外来国王家族在宪法上被制约，丧失其政治舞台上的传统地位。

 

    　因此，即使当今诗人为公主大婚献辞，也不能视为是向王权献媚。当今公主嫁的是一位瑞典平民小伙子，他们的婚恋是一个平凡而浪漫的故事。清高的诗人可以只歌颂爱情本身，而不必去赞美王室。爱情诗是永恒的，它会令广大读者获得奇异的享受。当今诗人已经失去了很多读者，其社会地位早就边缘化了，为什么不利用这次征诗的机会，让优秀诗人以感人的作品，来证明诗歌并没有死亡，还有生命力呢？

 

    　尽管诗坛发生这样的争议，瑞典人还是在喜气洋洋地期待公主的婚礼。早在去年公主订婚时，瑞典首相就很激动，他说这是阴霾的经济危机中的一线光明。今年公主的大婚，将是瑞典的一个大广告，一次大商机，自知是花瓶的王室成员会努力表演。作为王室继承人的公主说：她「生来就肩负著护佑瑞典的责任」。

 

（此文于2010-02-14 发表于台湾《中国时报》。后来，瑞典方面取消了这次征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