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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集】(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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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目录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1]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覆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生被投人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
[2]谢觉哉日记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释放。[3]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4]另据陶晶孙[5]之于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6]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7]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陈湖生告发而事败。[8]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9]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详。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10]
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决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1939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头衔，让其带领一支小队伍前往冀南和山东，仅仅一年后，毛又以参加七大为由，将徐向前召回延安。陈昌浩则于1939年前往苏联，张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国女于大学作教务处长。李先念运气稍好一些。毛让李赤手空拳返回鄂豫地区，使李获得了重建功业的机会。在此种形势下，徐向前等绝无能力保护自己的部下。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人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11]然而，由于周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份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12]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一律剃光」。[13]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零七个月）。
在1939年秘密「肃托」的同时，康生还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钱惟人案」。钱惟人系当时的边区公路局局长，曾负责与边区交界处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谈修路事宜，却被康生无端诬蔑为「内奸」，并利用钱的妻子对钱进行侦察。钱惟人在延安被关押长达七年。
二、「王尊极案」。十九岁的王尊极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凭空定为「日特」和「国特」。王尊极于1939年被捕人狱，受到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搞得她两腿粗肿」，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14]
以上三个案件当时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为自己的反特「政绩」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这和「肃托」的隐蔽化大不一样。
延安的「肃托」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基本由康生领导的中社部负责执行，主管干部审查和管理的中组部并不能广泛与闻有关「肃托」的详细过程。有资料显示，当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曾经保护过被指称有「托派嫌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参加过平津同学会南下宣传团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夫妇因「托派嫌疑」被调回延安。在陈云的关照下，仅仅两周就查清了问题，陈云当面向丁秀夫妇宣布，不存在托派问题。如果不是陈云亲自过问此事，快速澄清问题，而是将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妇以后的命运将不堪设想。[15]
尽管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态度比较谨慎，但是在中共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刹住「肃托」快车的狂奔，其它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纠偏一类的工作。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16]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17]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传到延安后，陈云于1940年初在中组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康生、李富春、王鹤寿及原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就湖西事件作了基调发言，认为湖西肃托的错误在于当地党、军队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同时简单地将一切工作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了托派，凭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子王须仁有机可乘，以逞其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会后，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错误的决定（草稿）〉，经中央批准发至各根据地。[18]这份文件在制止「肃托」极端化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仍坚持认为「肃托」是正确的，湖西确有「七个真托派」，错误仅在于圹大化。由于有这个基本判断，1940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19]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20]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在远离延安的山东，「肃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肃托」的策源地延安，「肃托」却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不久就传来失踪人员是「托派」的流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紧张、神秘的氛围中，延安的干部和党员都患上了「托派恐惧症」，「托派」一词成了瘟疫的代名词，个个谈「托」色变，惟恐避之不及。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魂簿」。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康生机关的形象愈来愈高大，人们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注视着枣园（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因为延安的人逐渐意识到，社会部是延安最有权势的机关，每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操在它的手中。
二 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进入1940年后，「肃托」继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进行，与此同时，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与以往的情况类似，这一次的审干也是在社会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共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审干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
如前所述，「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基于对国民党和国内其它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极为重视清理内部，即使为此错整或错杀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换言之，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机关、学校、部队。
抗战初期，中共为了要在战时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为了未来与国民党一争天下，对于发展中共党员的数量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十年内战结东时，中共的党员数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军队。显然党员数目之少已与中共在国内政治舞台所扮演的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就力主要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之晚矣」。[21]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以至于个别部门和地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反复动员、说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造成所谓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拉夫主义」的错误。待发展党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严格入党条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审查党员成份和各级干部，但又明确提出，这种审查「不应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在发展党员的政策上，一下子从敞开大门到暂停发展，其实并无矛盾，中共为了壮大党，需要「广招天下士」（陈云语），中共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认定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真正巩固党。在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看来，中共应该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员乘机混人共产党则大可不必惊慌，中共自有妙计对付此事，这个法宝就是审干。
就在党员大发展的1939年，针对新党员和从事白区斗争干部的审干就已同步进行。这个时期，中央社会部通过其密布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网员」，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这种调查虽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首先，由于调查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易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配合，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员较少，无法应付延安几万名干部的秘密调查，大量的材料上报社会部后被长期积压。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这次审干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与优点，以便加以「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第二，「为了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而巩固党的行列」。[22]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中社部原垂直侦察系统，改由各级社会部受同级党委和中社部双重领导。在这次审干中，中组部和各级党委的组织科（干部科）处在前台，中社部则在幕后予以配台和协调。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党员的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尚处于非正规化的水平，由于战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的险恶，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很难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带至陕北的党和军队的核心机密文电总数仅五十馀斤。
[23]为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在长征前夕已尽行销毁。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渐正规化，开始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纷纷来到延安，中共也获得了陕甘宁边区这块较为稳定的地盘，于是，在中组部干部科的策划下，逐渐建立起党员干部的个人档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着几段评话：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24]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放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它证明材料。
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25]
为什么会出现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心理，让党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资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分：
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
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
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
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
从旁证材料中再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作出组织结论或鉴定。
在作出组织结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与受审干部进行个别谈话。
这种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核对材料，或发现该干部过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未予反映的内容，因此在谈话中，审查人员不应打断对方的谈话，尽量从被审查对象的谈话中发现问题。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结论的阶段。
结论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历史审查的结论。一般由干部科会议集体作出，可以向当事者公开。在这部分的结论中，应对干部的历史中已搞清楚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问题仍不清楚，旁证材料不够齐全，肯定的结论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历史尚无证人证明，则对干部有证人证明的历史，和组织上已清楚了解的历史作出一般的结论。但需写明，某段历史尚不能肯定。
对另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一时无法找到证人证明，则将其所有问题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组织上对此人做出一般结论，以供日后继续考察。
二、在单位表现的鉴定。这类鉴定由党员所在的党小俎、党支部在会议上讨论并作出鉴定，被鉴定者本人可以列席会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党支部鉴定的基础上，该干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对干部历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单位表现的鉴定。党组织对干部表现的鉴定通常不与本人见面。它应该包含被鉴定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党性修养以及干部个性、特长、工作经验与能力，以及对干部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
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26]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27]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28]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29]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治上的怀疑。[30]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31]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32]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作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33]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作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出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继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丁玲、王实味的结论分别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东，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东，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宝器。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且比1940年更加变本加利。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34]
是康生的名言，此话究竟是康生对毛泽东整风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对毛泽东整风意图的正确理解和阐释？换言之，整风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是康生一个人的「错误」指导所致，抑或是毛泽东、康生共同规划、共同领导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短时间的探讨，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不能纳入整风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35]
对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权威性表达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1991年12月10日，邓力群在接受《党的文献》编辑采访时说，抢救运动只「搞了十来天」，以后很快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36]显而易见，按照邓力群的上述思路，仅仅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非但不能归人延安整风运动之中，甚至连提一下的必要也没有，即使要涉及这个问题，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多从其积极效果方面看眼，因为「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指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37]
笔者认为，将抢救运动强行从整风运动中分离开来的观点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邓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抢救运动并非仅进行「十来天」，所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全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至于整风、审干、抢救对党内团结的影响，则是见仁见智，这里暂不作讨论，可是用「坏事变好事」的眼光来评价抢救运动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肯定法西斯运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为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决定和王明正式挂牌之际，毛就将此种策略用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以「反主观主义」为名，诱使王明集团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毛又频频向王明显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卫团的力量，[38]给王明施加压力。1942年后，康生更加强了对王明、博古的监控，将国际派与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驻延安的苏联代表的联系基本切断。[39]
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看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彭真、李富春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变化的时机、节奏不仅依据于毛泽东的意志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分清「一条心」和「两条心」，使「文」的一手退隐于「武」的一手之后，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
毛泽东、康生、刘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但是在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至此，针对党内的文武两手遂被搁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上。
在毛泽东运用文武两手重建中共的过程中，毛与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赖，康生以自己的忠诚和「创造性」的工作全力辅助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则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扩大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毛、康的亲密合作不仅源于彼此充分看重对方，还在于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对康生的赏识和信任程度远超于当时其它与毛关系接近的中共领导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体领导整风、审干、抢救的所有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都积极支持康生，为康生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1942年春，毛泽东舍弃较孚众望的任弼时，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风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全力负责延安各重要单位的审干业务，使康生机关的力量急剧膨胀，其特派人员渗透于延安中央各机关、学校和边区一切重要单位。
二、毛泽东在对待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上也与康生完全合拍，毛对康生处理王实味的措施给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开始的审干、反奸试点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视。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第二个「四三决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决定是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该决定强调整风――审干――肃反的必然联系性，全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肃反观――对于奸细、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运动初期必须打击自由主义的右倾思想，大胆怀疑以造成普遍震动；运动后期，则适当纠偏――康生在1943年4月初的行为完全符合毛的肃反观。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泽东听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预，使抢救野火四处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形成高潮，毛有意维护康生，虽然在8月15日颁布审干九条方针，但对落实执行却一反常态，不予强调。结果九条方针颁布后，抢救不仅未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五、抢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才真正刹车的，尽管中共其它高级领导人对康生都表示了不满，毛仍竭力保护康生，结果康生有恃无恐，即使当毛向被伤害党员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当然，从康生的角度看，他没有理由承认错误，因为毛从未说整风、审干是错误，所以，即使康生拒不为毛承担责任，毛也无可奈何。好在毛、康两人心中都有数，只是未捅破那一层纸而已。
六、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40]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说明康生所描绘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并非康生的个人发明，而是毛泽东、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风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所谓客观过程，不仅是指整风、审干、抢救的依次递进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当年运动开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的林枫曾对此有过具体描述，他在其所作的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中指出：晋绥整风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学风，性质是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时期又开始整风（指「路线学习」――笔者注），成为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汇合。[41]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施用文武两手彻底改造中共的工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领导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们的独特作用。将整风、审干和抢救割裂开来，将全部历史责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离历史真实的虚构。
四 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实际结果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由于对「敌情」的极端警惕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审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陕甘宁边区，中共确实挫败了多起国民党针对中共的破坏活动。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对中共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基本限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中共区域，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为了打击党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善于巧妙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口号和条文，「拉大旗作虎皮」，或自创罪名，将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分子，指为「反革命」。在镇压「AB团」的过程中，毛发明了「扯起红旗造反」的概念，用来打击党内那些敢于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人。抗战时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红旗党」冤案，把一大批共产党员打成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特务」。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更是创造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概念，把大批被诬为「叛徒」、「特务」的老党员、老干部投人监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着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一、苏维埃运动早期（1930―1931）。
这个时期江西中共根据地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地位不仅还未确立，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毛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对。偏于山沟一隅，远离上海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行动上的充分自主性，为了实现其个人对江西红军的全面控制，毛将「野性一面」（「虎气」）充分发挥，「山大王」的气质不加丝毫约东。结果，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在赣南造成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共产党员无辜被杀的人间惨剧。[42]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处的环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内部，毛泽东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正积极谋取对中共党领导权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这个时刻，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迫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毛开始收敛个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显示作为全党领袖的气度，对中共核心层的不同意见，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党内斗争中，主要诉诸政治策略的运用，而较少显示暴力震慑。但是，国共长期兵戎相见造成的警觉意识以及对党内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防范并未有丝毫减退。尽管毛不再、也不能将肃反手段直接用之于党内上层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再重演「肃AB团」那样大规模的镇压事件，但对于党内中下层的假想敌却继续沿用肃反手段，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卫机关在延安及各根据地推行「肃托」的镇压政策。历时数年的「肃托」，其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且极端隐蔽。
三、整风时期（1942一1945）
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毛故态重萌，再一次祭起肃反的宝器。面对党内知识分于大规模的不满，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蔓延，毛迅速决定，将「肃托」、「反特」、「肃奸」正式纳入整风轨道，以便使全党在自己的新权威下彻底就范。毛泽东有意放虎出笼，支持和放纵康生将原处于秘密状态下针对少数重点对象的肃反手段公开施之于党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已身为中共领袖，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党员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国特」和「日特」，因此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所以毛声明，在审干肃反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从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远没有「肃AB团」事件那么残酷。
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中共肃反政策，由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维定式，加之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目的，滥用权力，对肃反有意误导，久而久之，致使中共领导人和广大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一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习惯：阶级敌人既可以是「国民党特务」、「暗害分子」，更可以是党内任何有异于当道意见的分子。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肃反运动，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都闻风而动，积极予以响应，不管有无确凿证据，先挖出一批反革命，运动后期再说。至于这种运动的方式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伤害，则是从不予以考虑的。作为极左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确已达到得心应手、出神人化的地步。虽然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极左的肃反观却是一脉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只是毛泽东的角色变幻莫测，忽跃至台前，忽退隐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实意图和毛在历次肃反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五 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自整风运动展开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出现若干新变化，尽管在与各战略根据地和与重庆南方局的联络来往方面，毛泽东继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权限已被中央总学委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数部委的职权范围也大大缩小，仅限于维持一般业务工作的水平。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中央总学委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中共最高决策和权力机关，尽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但他还是感到这两个机构有些碍手碍脚，毛要创设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组织。然而中央总学委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只是毛泽东为掩饰其在党内实行一人统治而设置的临时机构，在整风运动期间，它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央总学委的存在及其退隐全凭毛的个人意志决定。1942年是中央总学委大显神威的时期，在它的核心层仅有毛泽东和康生两人，而康生则完全听命服从于毛。中央总学委的关键部分是由毛、康直接领导的各系统分学习委员会，各系统分学委作为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得力工具，在整风初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学委唱主角的同时，长期被宠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央社会部，也从过去所处的幕后一步跃入到前台。
中央社会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学委的审干工作超负荷运转已难以为继，急待社会部支持。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中直系统、军直系统等分学委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各基层单位汇报上来的有关「重点人群」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表」和个人历史自传以及其它交代和审查材料堆积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汇编和核实；各系统的分学委还承担了与被怀疑对象个别谈话、对某些人实行侦讯、布置监控等繁重任务。对于这类具有「特工」性质的工作，经历过江西时期肃反斗争的各分学委的领导，虽然并不陌生，操作起来，一般也得心应手；但是，今天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江西时期，某些特殊的调查已非各分学委独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审查对象面广量大，互相交叉，几乎覆盖延安各机关、学校，没有社会部的协调，调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其次，审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审查项目已带有特殊的专业色彩，例如通过电台异地调查、邮检等，使许多分学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有社会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审讯工作的效率，也急需专门机关的指导；第三，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参加各分学委、原先负责审查别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怀疑对象，并被关押和「控制」起来。上述情况使得各分学委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纷纷向中央总学委告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被毛泽东、康生引入到领导审干的中心位置。于是，从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风审干的机关仍然是各分学委，但内里却是中央社会部在掌握、控制和操办一切。
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开的审干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由康生领导的社会部绝对服从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43]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部门。邓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是在长征前夕，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停止活动，只保留个别工作人员。邓颖超作为中央秘书长，和刘英（以后成为张闻天夫人）一直随博古、李德、周恩来率领的首脑部门转移，主要承办会议记录一类的文书工作，而未和其它妇女干部被安置在「干部休养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掌管机要、情报、肃反部门极为不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逐步蚕食周恩来的领地。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尽管1935年末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为秘书处长，但不久张文彬即被调做统战工作，实权仍控制在副秘书处长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受王首道节制。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管理。从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报大权已完全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因为，这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则对毛绝对服从，深获毛的信任。为了彻底控制中共的机要情报机构，毛还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颖超因病远赴北平治疗，完全离开了机要情报系统。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发生变化。毛泽东经过细心考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大权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分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毛即宣布撤消情报部），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业务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掌管。
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进而成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党内占据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付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竭尽全力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集中大批专业人员、情报网密布全国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会部依照苏联格伯乌的结构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员，1938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工局和军委三局副局长，是老资格的电讯专家，其工作与中社部有交叉）、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中的单位。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分，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社会部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但边区政府对交际处并无支配力，因为交际处实际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皆属于格伯乌的情况相类似，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不仅叶子龙参加社会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也隶属社会部。[44]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毛对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泽东对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所发生的变化深表满意，康生的凌厉的工作作风和对毛的绝对效忠，给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进一步削弱周恩来在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中的影响，在情报和肃反部门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为了彻底弄清机要情报系统干部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的思想表现，毛决定对康生进一步放权。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45]康生终方全实现了梦寐已求的对中共机要情报系统的控制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的首脑，同时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职务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
中央社会部部长；
中央情报部部长；（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机要局局长。（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获得中央机要局局长一职后，为了报答毛泽东的信任，在原中央秘书处机要科和军委机要科厉行清洗，将一批资深的机要干部清除出机要系统，使原先三个机要科的二百个工作人员，在机构合并后只剩下九十九人。[46]
在人数减少一半，工作量急剧增加的1943年，中央机要局的干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为中央机要科）超负荷运转，然而这一年却被誉为是「大转变的一年」，并获得毛的高度称赞。
康生身兼数职，直接掌管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事务，但中央社会部却仍是所有秘密机关的真正核心部门。由于社会部的干部技能全面，经验丰富，很快就取代了合并单位原先的干部，成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会部干部从事整风审干的新任务。于是，康生机关的势力在1942年后迅速膨胀，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下，正当中共中央各部委纷纷萎缩时，中央社会部却成了唯一获得大发展的部门，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审干运动所依靠的核心组织。
中央杜会都插手整风审干运动一般通过下列方式：
一、社会部隐身于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之中，以总学委和各系统分学委的名义开展活动。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为社会部的渗透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更多的情况下，总学委与社会部的关系就如同两块牌子，一个机关那样，几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只是在公告有关整风全面部署时，才动用中央总学委的名义。
二、社会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分学委等重要部门密切合作，派员直接指导有关单位的审干。康生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是1931年5月顾顺章事件后改组成立的中央特科负责人，1935至1937年，两人又在莫斯科长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机返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泽东所倚重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两部门关系一向十分紧密。彭真虽与康生无历史渊源，但从整风之初，两人关系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党校各部配合审干，而中央党校「挖出」的重点「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会部关押。中社部还具体指导关押边区系统嫌疑干部的西北行政学院的审干业务。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地卷入党内斗争，但是并没有越出毛泽东的控制范围。因为早在1940年，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由各单位的党组织和社会部共同负责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举改变了社会部原先模仿苏联格伯乌搞的垂直型的情报和侦察制度。整风运动展开后，毛在扩大康生权限的同时，为了防止康生权力的过份发展，从而威胁自己的地位。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范措施。
首先，毛泽东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此事。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须导。中共其它任何领导人不得过问毛和莫斯科的来往秘电。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治审查。尽管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泽东与斯大林来往文电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而绝不向康生透露有关毛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内容。康生则因师哲所处的特殊地位，不断向其示好。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恩来由于历史因素，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周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虽被毛部分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来在毛与王明的斗争中迅速转变立场，加之周的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从事统战工作的便利条件，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同时，在社会部内，继续保留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情报干部。周恩来的两个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年，经毛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职务。1941年3月，李克农自重庆返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农，压抑李在政治上的发展，不让李克农参与自己与王明等争斗的上层核心机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将李克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使用，使李克农成为康生在社会部的第一副手。毛的这种安排，虽说并非有意针对康生，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让一个周恩来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对康生某种制约的含意。在康生的社会部系统，毛泽东还另外安插了一些与自己有着较深历史渊源的老部下担负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长期负责中共的核心机要，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轻视的人物。毛让彼此背景不同，来自各个山头的情报干部在社会部内协同工作，使康生永远难以达到「清一色」。
第三，毛泽东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发展自己的势力。1942年前后，毛泽东对军方尤其对彭德怀的不满十分强烈，因此毛有意让康生进入毛一向护卫极严的禁脔――军队情报系统，以挫伤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傲气」。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组织，而是规定由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军队和党的特工部门的冲突，同时也避免了康生系统尾大不掉的危险。
第四，毛泽东有意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形成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边区政府领导，但实际上，边区保安处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当年「肃AB团」的活跃分子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是，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别，保安处开始受到高岗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干部队伍，已不单纯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而康生对边区保安处并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
综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会部纯粹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敌、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机关极大的权力，将社会部的职能扩大为既对外，又对内，使其成为仅服从自己，而凌驾于党的其它部门的太上机关。然而就在社会部最风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明白，毛永远是他的主人。
六 在「试验曰」里制造出的「张克勤案」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馀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47]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分：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
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
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
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
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
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
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
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
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不是延安的张克勤。
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来证实假定了。
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审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人对张克勤说，「已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腊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自己轮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腊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腊烛。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时，果然张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白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48]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
七 「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对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张克勤特务案」，毛泽东的反应如何？据师哲回忆，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传阅」过张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态度究竟怎样，师哲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康生对毛泽东「是多少有些影响的」。[49]
如前所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康生所取得的这项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励（师哲声称，对于康生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50]
进入1943年后，延安的审干规模迅速扩大。
康生充分认识到张克勤案的价值，现在扩大审干已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康生对张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51]
康生对张克勤案的分析将毛泽东对审干肃奸的指示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当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时，一套符合毛意图的审干经验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来。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毛说，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52]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他的发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中共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第二、康生提议，1943年党的工作，要把审干作为重要的一项，并把延安的审干经验，写成文件通知全国。[53]
康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审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举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审干的高度重视和毛对康生的有力支持。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性质与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不同，这是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职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54]尽管目前尚未披露详尽资料，使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在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汇报的反应，但是，康生在这天会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励和嘉许则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刘少奇对康生报告的反应中略见端倪。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达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新年团拜会上正式亮相，随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介绍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通过这些安排，刘少奇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刘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审干日趋激烈的时刻，性格谨慎的刘只是静观事态，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放胆了。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并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刘被毛泽东正式擢升为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就在这一天，刘少奇向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开审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55]
从刘少奇的电报中不难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康生的汇报，审干经验已被中央政治局认可，作为中央一项重要政策被推广于全党。
笔者的上述判断，还可以从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得到证实。[56]
这份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显然不是准备公开发布的，文件中的措词和涉及的党内斗争策略表明，这份文件是给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干部的一份党内指示。文件明确提出，日寇和国民党已「派遣了大批内奸分子混人我党」，因而必须「有步骤地清除内奸分子」、「向内奸作斗争」。文件批评党内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现在党内斗争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不是过火斗争，故应强调反对前者，不应强调后者」，「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防止过火斗争，则势必不能展开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的斗争」，「也有被内奸分子利用此种号召借以掩藏其内奸面目的危险。」
那么是否马上就应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自由主义的斗争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自1942年末以来延安就结合动员填「小广播表」开展过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但眼下的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又有新的发展，这次的反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党内负责干部的「右倾温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内奸」。因此这份文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偏向，在党内提出普遍号召的时机，亦不宜过早，因为假若过早地提出此种号召，则错误思想的暴露与内奸面目的暴露都将受影响」。于是，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谈党内应克服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暂不在全党号召反自由主义，「先让自由主义偏向尽量暴露」。[57]现在，开展反内奸斗争的目标已经完全确定，「引蛇出洞」的计划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体开展反奸斗争了。
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延安的审干形势急剧激化，审干已完全被纳人「反特务」斗争的轨道。而胡公冕此时来延安，恰为运动的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借口。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58]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
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简意赅：
「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59]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60]4月22日，毛覆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61]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62]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着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63]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64]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向党「自首」。[65]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66]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1943年5月16日，刘少奇参加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审查内奸从4月1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5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前一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莫斯科预备在5月22日正式公布），会议并讨论了防奸工作，规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67]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将其所擅长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发挥了出来。1943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68]
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针对干部对审干和反奸斗争的疑虑，对审干和「」清查内奸」的意义作了权威性的阐释。刘少奇指出：审干和反奸斗争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是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刘少奇还明确规定了审干的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69]
刘少奇作为反奸斗争的指导者，不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挥华中根据地的审干反奸和调配审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权力。
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时就开展反奸斗争的策略给华中发出电报。1943年6月29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告诉他们「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要求彼等针锋相对，「用说服利诱与威胁等办法」，争取被俘将释的「顽方人员」「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刘指导道：「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刘少奇认为，「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需要详细研究和学习」，「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否则「我们一定失败无疑」。[70]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决定开展动员「失足分子」向党「自首」的书记处会议上，还有另一个与刘少奇有关的重要决定，这就是会议责成由刘少奇负责向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派出整风学习组，以指导、帮助上述区域的整风、审干运动。同年8月9日，书记处会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选派干部前去华北、华中根据地帮助整风，此时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已先后进入审干、反奸斗争阶段，指导整风就是指导审干、反奸和「抢救」。在这次会议后，由刘少奇派往各根据地的审干钦差大臣陆续到达各地区。具体传播延安的审干、反奸、抢救经验，对当地运动向极左方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领导地位，但他深居简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却不知他实际上还是秘密机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
权力极大的中央总学委在也42年夏之后，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毛一手操纵的太上机关。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书记处改组，在形式上，党的机构已经得到恢复，于是中央总学委暂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总学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复。与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既有中央总学委，又有反内奸斗争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功能与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进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总学委与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这就是领导审干与反奸。只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对外严格保密，由总学委在前面出头露面。加之总学委在各机关、学校、军队系统皆有学分会，总学委负责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长，社会部已与总学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总学委，作为延安审干、反奸最高决策机构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反而不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刘少奇来延安后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之说的出现。
刘少奇真正担任总学委副主任是在也43年10月5日。在这天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为总学委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此时总学委的功能又有变化，它实际上是毛泽东为正在召开的以清算王明为目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务是为配合毛在党内上层开展路线斗争，为毛提供理论解释和在毛等几个人中间进行反王明、博古、周恩来的协调分工。[71]至于领导审干、反奸的工作则基本由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承担，由于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刘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两个机构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关系。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总学委与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示意图如下：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素有稳健、长于埋头苦干的声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刘少奇因在白区工作中主张隐蔽、退却的意见还蒙受「右倾」的指责，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审干、反奸问题上显出明显的左的姿态，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当延安审干、反奸、抢救狂潮兴起后，听任极左恶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笔者认为，刘少奇当时左的姿态与1943年他在党内地位的急剧上升有密切的关系。左的审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刘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然而毛、刘在反王明问题的立场与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刘少奇，使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刘不管是有意还是违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刘少奇与其老部下彭真的关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调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在审干、反奸斗争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刘少奇来延安后，彭真在中央党校创造出的审干、反奸经验正作为一套成功的经验向延安各机关、学校推广，刘不能站在彭真的对立面。第三，刘少奇虽有谨慎、稳健之名，但刘同时又是一个喜欢表现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论、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刘来延安后，被委之以领导审干、反奸的重任，使刘在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发挥，他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有利于扩大其在全党影响的机会。[72]
1943年开始的审干、反奸斗争对刘少奇有极重要的意义，刘少奇从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干部和组织系统，在3月20日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领导中组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刘少奇取代了陈云（1944年后转做财经领导工作），成为中共组织系统的掌门人。在审干、反奸斗争中，刘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谈话等方式，广泛熟悉中共各「山头」的情况，刘少奇的影响和在党内的支配力也从北方局系统、新四军系统向全党延伸。在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直接过问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工作，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汇报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显示刘少奇在中央组织和干部系统的影响力得到巩固和加强。
虽然刘少奇在审干、反奸斗争中位居决策层，但他与康生毕竟有明显区别。康对毛泽东只是一个家臣，而那时的刘则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刘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种「魔鬼」工作，刘少奇的兴趣只是在制定审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没有在台前大声疾呼抓「特务」，也没有像康生那样，亲自去审讯「特务」、「叛徒」。有记载说，在运动高潮之际，刘少奇曾对运动的过火方面发出过疑问，[73]然而刘的「疑问」只是后话，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还没有这种疑问，相反刘少奇正兴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审干、反奸的发动工作。现在刘已进入审干、反奸的领导核心，他和毛泽东一样，以党的最高领袖的身分，隐身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关注、并指导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始的新一轮党内大整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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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月5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2]《谢觉哉日记》，上，页575。
[3]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页21-28。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52、56、60－62。
[5]陶晶孙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左联」，1937年后，奉潘汉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
[6]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页167、162。
[7]〈广西部分老同志座谈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载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页133。
[8]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页35、28。
[9]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10]李先念在「文革」后仍不愿谈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传记写作组人员谈了西路军的若干情况。徐向前逝世后，《炎黄春秋》杂志公布了他在1982年与廖盖隆等人的谈话，澄清了一些有关西路军历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过去他为了与中央口径保持一致，写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与廖盖隆的谈话仍未涉及延安处决西路军干部事。参见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11]据李一氓回忆，1932至1934年，江西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等事件均已过去。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泯回忆录》，页159。
[12]师秋朗（师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删部分补正〉，载《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师哲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载于《炎黄春秋》也92年第5期，但该文曾被《炎黄春秋》大量删节，且所删某些内容又恰是康生最阴暗的部分。师秋朗为此向《炎黄春秋》表示意见，《炎黄春秋》在同年第6期补发了师哲被删文章的部分内容。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5。
[13]《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页247－48。
[14]仲侃：《康生评传》，页77-78；另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6。
[15]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1-12。
[16]〈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101-105。
[17]〈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101-105。
[18]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5-17。
[19]郭影秋：《往事漫忆》，页109－15。
[20]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出湖西「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21]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94。
[22]参见1940年8月14日，中组部对审查干部经验的总结，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页100－101。
[23]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一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页100。
[2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68。
[25]马洪：〈马列学院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47。
[26]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92。
[27]参见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页184-86。建国后，林纳在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工作，文革期间，康生、叶群公开点林纳的名，最后林纳惨遭迫害而死。
[28]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29]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0]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1]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2]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33]《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86。
[34]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9。
[35]参见〈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载《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页337-38。
[36]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7]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8]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60-11。
[39]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4。
[40]195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称「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审干运动把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抢救运动，则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结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但强调此错误在甄别时得到了纠正。参见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引自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58。
[41]〈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42]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份子1，000馀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AB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若加上闽西「肃社党」中被杀人数，在中央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资料来源：―、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634-37；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31；五、廖盖隆1981年9月23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六、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2；七、〈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43] 1932年秋李一氓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则被调往前方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页147。
[44]参见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6。
[45]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46]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引自费云东、余贵华：《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一1949）（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06、209。此书作者系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该书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披露。该书在出版前曾征求过中共机要工作元老王首道和童小鹏的意见。
[47]《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48]《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49]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50]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203。
[5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页210。
[5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毛这段话未予反映。
[53]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54]据胡乔木称，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有关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全权」，乃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3。但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管这些区别，而是利用他的双主席的地位，当仁不让地执掌起「最后决定权」。
[55]王秀鑫在〈延安「抢救运动」述评〉一文中提到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这份电报于1943年3月20日发出，但《刘少奇年谱》中却提及此电系6月29日发出。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页7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5。查刘树发主编的《陈毅年谱》上卷在1943年6月29、30日均无收到此电文的记载，而在1943年3月21日记载中则提到「接中央数电」，其中有对释放韩德勤的意见，至于中央电文的其它内容，则未予反映。经笔者查证，《陈毅年谱》中有关1943年3月21日的记载来源于《赖传珠日记》，（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负责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机要电讯系统），其措词、用语完全一样。在《赖传珠日记》的1943年6月29、30日栏中，均无收到延安来电的记载。参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5；另参见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41。
[56]〈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57]〈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3月），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文献和研究》杂志在公布这份文件时说明：此文件「没有写明时间，没有发文机关，也不知是否已作为正式文件发出，现有时间是《中共中央文件汇集》的编者判定的」，但说明此文件中「内有毛泽东同志的修改字样」。
[58]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6。毛泽东在1942年4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到：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
[59]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6。
[60]《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6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3、434。
[6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6。《毛泽东年谱》中卷对这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肃奸」的言论未予反映。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页495。
[64]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2-25。
[65]《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6]《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19、420、421。
[68]在《刘少奇年谱》中无这次报告具体日期、作报告地点和听报告对象的记载，对报告内容只作了少量反映。
[6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29。另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419。
[70]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印行，1989年），第17册，页379。此电文与刘少奇3月20日电恐非同一电报。也许因该电极机密，《赖传珠日记》中才无记载。
[71]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果然配合默契，猛攻王明、博古、周恩来。
[72]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曾向会议作自我批评，其中对「1943年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但该书并没有提供刘检讨的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页755。
[73]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页69。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1）
一 「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1]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2]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井，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3]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4]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5]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6]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7]「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8]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9]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10]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11]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12]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13]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14]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四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馀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关，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坑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15]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以及「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人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16]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员，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二 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日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到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后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你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造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17]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18]由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看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中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19]
紧接看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的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次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的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领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记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他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20]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了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1
[21]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有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22]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里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心。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得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旧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认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23]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青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评。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24]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由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25]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于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26]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27]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馀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28]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作「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29]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员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月，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杜部批准，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应，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30]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责。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的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31]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32]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自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或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象，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怀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33]
三 军直机关的「抢救」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自1941年2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作战谋划、军事情报搜集等业务领域，对审干等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很小，实际上，军委系统的审干、抢救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康生机关手中。
在审干、「抢救」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34]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年陶铸还一度涉人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年柯庆施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陶铸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抛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抢救」中受到严重冲击，使日常业务工作几乎一度陷于停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三个局：一局负责作战指挥，由伍修权任局长；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长；三局主管通讯，主要负责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络，负责人为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的王铮。由于军委所属三个局从事的工作极具机密性，工作人员都已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需要与家庭断绝通信联系，出门要与人同行。[35]尽管如此，在「抢救」中还是揪出了大量「特务」。
有关军委一局审干、「抢救」的详情至今仍缺乏资料，目前所知的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况。在军委一局测绘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审干过程中，受到车轮战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据伍修权透露，一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在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36]
军委二局的审干、反奸与所有军委直属单位一样，受总学委和军直机关学分会领导，实际领导者仍是康生。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作为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也曾参与领导二局的审干、反奸。
从1942年12月始，二局陆续发现「内奸特务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获人员中，其中有二局的四个人。康生很快将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们作坦白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同时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37]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二局共收到十馀万字的检举材料。二局还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攻下动摇分子，再对付顽固分子。[38]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运动迅速走向热潮。在群众已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胡耀邦愈来愈趋向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入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对于二局的运动，社会部极为重视，[39]康生派出李克农前来二局亲临指导，要求进一步开展坦白运动，挽救陷于特务泥沼的失足者。李克农并表示，对已坦白者，党保证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胡耀邦布置开展新一轮坦白运动；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时机地强调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分子也应「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40]这些情况都说明胡耀邦和那些利用审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
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随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责的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当1944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41]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6月，因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总校，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学员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年8月，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家头脑保持清醒。[42]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43]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直接领导的运动。[44]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它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宜当时在绥德，亲耳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45]
在极左风暴的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46]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由贺龙担任司令员，该司令部所辖的中共唯一一个炮兵团，因八路军基本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生产，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该团许多干部甚至对延安动态也知之甚少。炮团干部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二百名知识分子。在「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区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47]
四 西北局和边匾系统的「抢救」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反奸、抢救，大致上分两摊进行，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全范围的运动由高岗领导，边区政府机关部分由李维汉领导，中央书记处虽指定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但实际上是由康生掌握领导运动的实权。
1943年7月，西北局召开坦白、抢救大会，一批张克勤式的「特务分子」被安排上台白首。与中直机关的情况相类似，西北局机关被「抢救」的对象大多为从国统区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
西北局民运部共有十多个干部，多为原西北各省中共地下党党员，均为知识分子出身。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曾办有《西北风》壁报，对延安某些消极现象展开批评，由陈元方主编。该壁报在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迅即停刊。高岗指责《西北风》流露「小资产阶级情绪」，是「发泄对他的不满」，陈元方随即被调往靖边县委担任常委兼统战部长。1943年4月，陈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机关，「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北风》问题。批判者指责《西北风》与《轻骑队》一样，是「反党」的。随后陈元方遭到「无休止的批斗」，1943年将陈元方作为「死顽固」的典型。进行「假枪毙」，最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而西北局民运部的所有干部都被打成「国特」、「叛徒」。[48]
著名学者于光远此时在西北局第四局西北问题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学院「特别班」接受审查。[49]中共西北局党校的教员大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张宣，原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来延安后被分配在西北局党校任教，因被诬为「国特」，被送至边区保卫处关押。
与西北局机关的「抢救」相同步，边区政府机关的运动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维汉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审干，是毛泽东一项颇为微妙的安排。李维汉是中共元老，五四时期即与毛泽东熟识。但在1927年后，李维汉与毛泽东并无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维汉在瑞金曾积极执行博古等打击「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方针，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疏远。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始，李维汉转变态度，主动接近毛泽东，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李维汉积极遵从毛泽东批判王实味的部署，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但是毛对李维汉还在观察中。1942年9月，李维汉调入边区政府后，康生下令禁止李维汉阅读中央电报，尽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这道禁令，仍指示将中央收发电文送给李维汉阅看，[50]但是，李维汉不会不知道在康生这道禁令后所意味的是什么。对于康生的这个信号，李维汉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和消极，相反，李维汉以更积极的姿态来贯彻落实毛泽东和总学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由李维汉主持，在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当场有张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这次大会后，边区政府所属各单位都对审查对象采用了车轮战的方式进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边区政府秘书处至少有三次车轮战，其中一次是专门斗争区棠亮，当时又名唐亮，罪名是参加了湖南「红旗党」。区棠亮曾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后调任林伯渠的秘书，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51]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对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组车轮战是「追叛徒」。
边区政府系统「抢救」的高潮是追逼当时已近六十岁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张曙时。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亲白主持，在边区政府大会议室进行，「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李维汉在会上宣布，凡是有问题的，都应该坦白交待，但是会场上没有人发言。李维汉站起来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会上仍是鸦雀无声，一片肃然。这时，张曙时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维汉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的头上去。张曙时愤怒道，你有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嘛，我没有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张曙时随即走出会场。[52]
张曙时原是国民党左派，名列南昌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之一，1933年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张曙时与邹凤平等从四川撤回延安，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和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红旗党」，本不为奇，所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宽厚正直；对张曙时多方安慰，才使张曙时得以熬过难关。对区棠亮遭受磨难，从不动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区棠亮获得了保护。
林伯渠此时虽任边区政府主席，也名列边区系统的分学委负责人，但领导运动的大权却由李维汉掌握。林伯渠处事谨慎，「慈祥剀和」，待人诚恳，在边区享有崇高声望。在毛泽东的眼中，像林伯渠这样的忠厚长者只可列为「好好先生」一类，[53]显然不是领导此类整肃运动的合适人选，故有派李维汉来边区政府协助工作之举，而李维汉本人也属被考察的对象。
在1943年抢救高潮之际，边区系统许多原由林伯渠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红旗党」（林伯渠曾任中共驻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多次前往重庆），林伯渠虽然多加安慰，一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诫这些被整青年，「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
[54]1943年9月后，边区政府系统一批被怀疑为有问题的干部先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三部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在「抢救」中，边区各机关「捷报频传」。边区政府研究室、法院、财政厅、教育厅都挖出了「特务」。散文家吴伯箫此时任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更成为边区远近闻名的「特务头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进行内部审干、肃特试点时就选中了黄亚光作为「国特」的标本，将其秘密逮捕和关押。到了「抢救」展开后，又将黄亚光拉出来，逼迫他指控所谓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处关押。
由著名戏剧家塞克任院长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除干部受冲击外，还波及一般勤杂人员。有一个为剧院赶大车的人，被诬为「特务」，遭捆绑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55]
延安保育院为延安唯一收养干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儿园，该院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躲过「抢救」。李维汉承认，在保育院曾出现「车轮战」的过火现象。
在直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县和边区各县也展开了紧张的反奸、「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康生将其妻、时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长的曹轶欧派往延安县担任县委委员和县委宣传部长，曹轶欧下放延安县的目的是创造一套群众性反奸运动的经验，以证明毛泽东、康生发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的合理性。
曹轶欧甫抵延安县，迅速将所谓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风学习班，她以「大反右倾麻痹思想」、「提高对敌斗争警惕性」为口号，一口气把延安县宣传部部长许平、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蟠龙区宣传科科长黄流、县委宣传部干事杨志功等打成「特务」、「汉奸」。曹轶欧继而发起「坦白运动」，再施之以「瓜蔓抄」战术，将一大批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定为「特务」。川口区宣传科科长蓝琳彬在诱供、套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三面间谍」，即「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意大利特务」，她何以荒唐至成为「意大利特务」，乃是蓝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组部秘书长）此时已被定为「意大利间谍」。另一女干部，牡丹区宣传科科长苏平，因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被曹轶欧指控用「美人计」引诱农民干部做特务，下令将其逮捕人狱。[56]
1943年7月7日，延安县举行群众性反奸坦白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经曹轶欧训化的男、女干部纷纷上台坦白，承认组织暗杀队，企图杀害党的干部。曹轶欧则号召失足分子抓紧坦白，宣称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57]大会持续近一天，最后由胡乔木讲话，揭露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罪恶。[58]
9月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四千人参加的除奸动员大会，高岗发表了极具鼓动性的反特动员讲话，紧接着有二十三人上台坦白，这些坦白的人员在两天前受到高岗的亲自接见，高岗「赌咒发誓」，保证他们坦白后绝不会被杀头。
[59]最后大会安排一个已经坦白的「特务」的「白发老母，踩看小脚，蹒跚的步上主席台，在沸泗横流中感谢中共对她儿子的宽大为怀」。 [60]
曹轶欧在延安县的蹲点为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各类特务运用种种办法已全面渗透到边区，不仅城里有特务，广大农村也有特务，敌情之严重，远远超过原有的估计。特务的破坏活动五花八门，从散扩谣言，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到收集情报，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组织暗杀队，阴谋杀害干部。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性的肃奸反特运动。[61]
二、特务分子多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小学教员，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延安县所属各区的宣传科长几乎全部是「特务」，所以知识分子应是被清查的重点。
三、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促使特务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务又可作为示范，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服务。
四、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民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过去边区自卫军（民兵）对锄奸没有感性认识，现在知道特务、汉奸就在身边，于是加强了警戒，仅延安县牡丹区，十几天内就在查路条中发现了三十二个嫌疑分子，全部交给了政府处理。[62]
曹轶欧的经验为运动的深化加注了动力，边区各县以延安县的经验为榜样，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绥德地委在「抢救」中雷厉风行，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杨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其妻韦君宜当时是地委《抗战报》的编辑，很快就被当成「特嫌」揪了出来。杨述因是从四川来的地下党员，此时因四川党已被定为「伪党」，遂被关进整风班交待问题，每天凌晨，还要冒着十二月的寒风在无定河边劳动。韦君宜受其夫牵连，也被组织怀疑，她虽然带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窑洞，搬进一间四处漏风的破房。韦君宜万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想着自己抱着纯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却被弄成这个样子，「万感莹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63]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是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64]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验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65]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66]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人空门。[67]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68]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69]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70]
五 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则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71]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72]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73]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74]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75]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76]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77]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78]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79]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80]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81]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82]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83]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84]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85]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86]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87]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88]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89]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六 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90]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9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92]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93]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94]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95]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96]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97]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98]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99]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100]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101]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102]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103]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104]
1944年5月，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年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机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105]
显然，西北行政学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共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106]
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正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过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自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107]
在整风、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蕴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才返回冀南。[108]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过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员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它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业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109]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正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110]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它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在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看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详述。[111]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八路军一二0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会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112]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务」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113]
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114]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115]
文革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而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颁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事将会受到怀疑，于是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周恩来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并不巩固，晋绥分局对周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116]穆欣在抢救运动中的这段遭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穆欣称，他「亲眼目睹了『逼供信』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也亲身体会到『逼供信』的极大危害」，以至于以后几十年对此教训仍时刻铭记在心。[117]
与其它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晋绥地区「抢救」的重点单位是晋绥分局党校，但是有关晋绥分局党校「抢救」的基本状况，外界至今仍不其清楚。原晋绥干部张鉴在「抢救」中蒙受严重打击，信念崩溃，在1945年叛逃投奔国民党后，曾着文对晋绥分局党校的「抢救」情况加以披露。笔者对张鉴的叙述与文革后大陆公开披露的相关材料互相印证，认为张鉴的叙述基本属实，可作为了解晋绥根据地「抢救」的佐证资料。[118]
张鉴的文章名为〈中共怎样整风？〉，在这篇文章中，张鉴谈到晋绥分局党校的整风、他个人在分局党校整风、「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晋绥几个知名人物在运动中所受冲击的情况。现就张鉴的叙述作以下归纳。
一、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干部的人数。
整风运动开展后，被送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和受审查的主要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干部，这批人绝大部分受过多年的基层锻炼。张鉴说，分局党校的整风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开始，「由整思想问题转入整政治问题」（此说属实，1943年9月后，晋绥整风进入到「抢救」阶段――笔者注）。「当时党校共二、三百人，其中七十多人被迫承认为特务分于，有日特、国特、阎特，三十多人未承认或半承认，总计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数宇并不惊人，当时，晋西北有个师范学校，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九被整为特务，所以有人给师范学校送了一个『特务学校』的绰号」！
二、晋绥分局党校被「抢救」的干部基本上是受冤枉的。
「经过三四个月的被迫集中，因为硬要给人戴特务分子的帽子，所以多少人被迫用菜刀、草刀自杀了，有的跳崖，投河自尽了！」（张鉴未提供具体人数――笔者注）「当时有晋西北《抗战日报》的一个记者，因为被硬指为特务，万分不得已跳了六、七丈高的崖，不幸虽身受重伤而未身死，抬回来以后被认为，『特务分子牺牲自己性命，破坏中共政治影响』，仍强迫坦白！」「被抢救的干部，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大冤其枉，……他们的所谓『坦白口供』都是被迫无奈生编硬捏的，因此，当时有人说『坦白运动就是胡说运动』」。
三、张鉴本人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鉴说，自整风结束到现在，他「始终不敢提起，甚至不敢回忆」他个人在整风期间的遭遇，「因为提起来我就伤心掉泪！我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工作，我自信很忠实，很热情，很积极，当整风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共产党小组长，一开始我就首先被监视起来，接着党校负责人向我提出我有政治问题，要我坦白，用『坦白是光荣』，『坦白后有前途』等软方法说服我；用不坦白要『杀头』、『坐监』、『判徒刑』等硬办法威胁我。我恐怕造成他们的抢救借口，硬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勉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这样被监视两个月以后，到十二月我的厄运来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他们要我马上承认我是特务……他们的口实是我的哥哥在二战区，从小就是国民党，我和我哥哥好。一定是特务。这种毫无根据的理由，我当然不能承认，结果他们廿多个人用车轮战术轮流与我谈话，一个谈完去休息另外换一个人谈，我一个人四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分钟，两天两夜没有吃饭，没有抽烟！尤其惨痛的是：八号晚上把我作为他们的阶级敌人，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棒，有的用拳头对我又打又骂，并且在这十二月最寒冷的天气里，把我衣服脱去只剩下一个单短裤在院中冻了四十分钟，因为我拒绝出去，把我头发拉去一大片！这样直到九号，因为我有脑充血病，精神恍惚，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在指供、引供下承认我是特务份子。我本希望可以了事了，谁知道造成了永远的祸害，说我承认特务不算，还要特务关系，我本来不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尤其在脑子里已经几乎不能思虑下的情形下，越编越不像。结果，从我是特务，追到我哥哥是特务，我嫂嫂是特务，我母亲也成了半个特务……我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不了解任何关系，更不能无端再陷害人，迫不得已，最后只有将已作的口供一脚踢翻！……在抢救运动中，其它刑罚、手段还多的很！有一种刑罚是：对被抢救的人不给吃饭，饿急时给吃肉，放的食盐、辣子特别多，吃上以后渴的要命，但是，你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及特务关系，永远不给你喝水！这种刑罚说来并不惊人，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惨酷的肉刑！另外在抢救手段上，布置有炮手、打手，炮手多半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的党员，打手都是工农分子。还有说客、突击队。方式上更有『一打一拉，一拉一打，打中又拉，拉中又打』等等。……抗战期间我经过好多次战斗，与敌人也多接触过，酸甜苦辣也多尝过，但是我始终没有伤过心，这一次被抢救却使我伤心伤透了！……我对共党忠实、积极，对任何指示没有违背过，对任何工作没有贻误过，怛是，结果只换了一个代价。就是我被整为特务分子！」
四、张文昂、雷任民等在「抢救」中的遭遇。
张文昂，原是阎锡山下辖山西六专署专员，1939年晋西北事变后到达根据地，曾任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1943年10月整风转入「抢救」后被抢救为「特务分子」、「自首分子」、「消极分子」。在「抢救」中，他的脸被吐过痰，「差不多一切难堪他都受过了」，至「抢救」结束时，仍被监视。
雷任民，建国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被抢救为「国特」。其妻曾留学日本，被整为「日特」，接着又由此追及雷任民。
张隽轩、梁膺庸都是晋西北事变后进入根据地、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抢救」中也被整为「国特」、「日特」、「阎特」。
五、由「被抢救」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
抗战之初，他自述当时他与共产党接触，「觉得共产党根好，就毫不犹疑地参加了共产党」，直到整风以后，由于身心受严重打击，产生思想幻灭，他结合自己在党内八年的体验得出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不识几个字的工农青年」受重用，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特别是中学、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共党内没有前途，只有到处受轻视，受打击」。张鉴说，「我们也认为工农是全国人的大部分，应该解放，不过不能把知识分子踢出去。但是共产党内看到的只是工农分子的气势凌人，不可一世，我当时很后悔，我母亲不该守多少年寡送我念书！」[119]
六、因无辜受冤而对「真理是共产党掌握」信条的怀疑。
张鉴受党多年教育，早已接受「真理是共产党掌握」的信条，但在「抢救」中的遭遇使其对这一信条也发生了动摇。他说，「既然掌握了真理，为什么对抗战以来参加的人要监视他，怀疑他呢？为什么人民群众反对，干部情绪动摇呢？」[120]
在晋绥根据地，象张鉴这样「经不起考验」而投奔国民党的干部只是个别，绝大多数被整干部虽承受巨大压力和痛苦，仍维持看对党的信念，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洗却自己所蒙受的各种「特务」罪名。
据说晋绥根据地整风、审干也有搞得较好的单位。1943年冬至1944年秋冬，晋绥八分区在日寇据点四面包围封锁的交城县关头村举办了三期整风班，参加者达三百馀人。据记载，八分区的整风、审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让「那些还有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向党交待清楚的同志，白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被集中参加审干的干部，「行动自由，不加监视，但要求遵守作息时间和外出请假制度」。当时在八分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罗贵波说，八分区在审干期间，「对交代得好的同志经征求本人同意」，召开了两次大会，「让他们发言，以此对其它同志进行启发和帮助，效果很好」，[121]因而八分区未发生逃跑、投敌或自杀的现象。[122]
晋绥的「抢救」在1944年落幕。8月，中央书记处电示林枫等要求做好「抢救」的甄别工作。至此，晋绥分局对被错戴「特务分子」帽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
晋绥根据地的「抢救」细节至今仍未完全披露。贺龙、林枫长期领导晋绥，贺为行伍出身，对毛的才能十分崇拜，在理论和文化素养方面远逊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等，较易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林枫在贺龙调回延安后，事实上是晋绥的最高领导人，林枫与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春，刘少奇赴天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为刘的秘书），深受刘少奇的信任。1943年后，刘少奇进入延安审干反奸斗争领导核心，在党内的地位正如日中升，以林枫为首的晋绥分局可以将周恩来为穆欣作的证明搁置一边，照样批斗穆欣，却一定不会将刘少奇的意见束之高阁。加之晋绥紧邻陕甘宁，延安一阵风刮来，晋绥不仅照办，而且变本加厉。康生其人在1945年后领导晋绥土改，对该地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造成晋绥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极端事件。在晋绥土改中，一些与中共多年合作的民主人士都惨遭批斗，有的甚至被斗死。
1947年9月21日，康生指导的兴县召开批斗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的斗争大会。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其女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皆为著名中共党员，陈原道更是中共烈士，1933年被国民党枪杀。刘少白次女刘竞雄嫁给安子文，刘少白一家应是革命家庭。但是刘少白仍被调回村里，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9月26日，在兴县蔡家崖组织了批斗边区参议员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在抗战期间积极输财，全力支持八路军，牛之子牛荫冠为晋绥著名的老共产党员，但在这次大会上牛友兰被铁环穿鼻，勒令其子牛荫冠牵「牛」游街，牛友兰被活活斗死。在土改高潮中，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也被上级批准揪回原籍批斗，最后被殴致死。[123]
在反奸、抢救运动中，太行根据地也受到波及。太行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部分，又称晋冀豫区，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均设于此。在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调延安后，太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其它领导人有李大章、李雪峰、李菁玉等。1943年初，北方局在代理书记彭德怀领导下，由北方局党校举办整风学习班，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的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干部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总结各个地区的工作。1943年10月，彭德怀被调回延安后，北方局党校又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在这一时期「抢救运动」已从延安波及太行，北方局党校成立了整风审干委员会，将一批领导干部打成了「特务」。与此同时，北方局所在地太行的审干、抢救也开展了起来，领导整风、审干的具体负责人是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1943年冬，太行分局取消，成立太行区党委）。太行区整风前期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后期则转入审干。据有关资料记载，太行区党委党校在开办第二期后不久，发生了「抢先进入审干的问题」，人为地掀起了「坦白运动」，「导致了逼供信的错误」。在运动中，有人诬指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首领，李雪峰的妻子翟英也被咬为「特务」。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一度「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幸得李雪峰等及时「纠偏」才未酿成更大的损失。在太行、太岳全范围内，也出现了反特斗争失控的情况，「太行军区发生一二九师之司令部、通讯队、参训队、侦察队、印刷厂、生产部各有反革命支部之错误认识。集总（指八路军总部――引者注）直属部门发生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认为电台人员均是特务，军工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认为总直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有的人供称去年七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区所在地开过四十三人的高级特务会议」。1943年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并转大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毛在电文中说：「据彭（德怀）、罗（瑞卿）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毛要求「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毛并指示，逮捕特务人数「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124]毛的这封电报对制止太行、太岳肃奸中的极端行为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2）
九 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华中根据地包括苏北、苏中、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区，是新四军控制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正式就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根据地最高领导人。1942年3月，刘少奇前往延安，推荐其老部下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政委。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仍不时就重大问题向华中发出指示。次年10月，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胎县黄花塘组织召开高干会议。就历史上陈毅与毛泽东关系不和之事向陈毅发起围攻。会后，陈毅被调回延安，华中与新四军的整风、审干基本是在饶漱石领导下进行的。
与华北相比，华中根据地有其特殊性。抗战之初，国民党军队自华北大规模后撤，华北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的压力远比华中小。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集聚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根据地与国民党区域犬牙交错，承受着侵华日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桂系军队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华中根据地紧邻沪、宁、杭等大城市，许多知识分子先后投奔新四军，知识分子干部在新四军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华北的八路军。
1943年华中根据地的整风转入审干后，有两类人员首当其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第一类人员是过去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抗战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第二类人员系抗战初期曾在桂系军队或桂系控制的苏皖地区从事统战，或在国共合作政权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125]
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华中各地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不尽相同，运动进行最为激烈的，是淮南与淮北地区。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一元化领导，谭震林成为淮南和新四军二师的最高负责人（谭任淮南区委书记，二师政委）。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老部下，在「路线斗争」中一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43年黄花塘高干会议上，谭也以当事人的身分参加了对陈毅的批判。谭震林的工作作风一向是大刀阔斧，对落实延安部署的整风审干工作自是雷厉风行。
整风转入审干后，延安中央书记处给华中局发来密电，指示在军部和二师一部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紧接着二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打成特务。在华中局召开会议期间，三师师长黄克诚向谭震林询问二师的「抢救」情况，谭震林告诉黄克诚，二师每个团的「特务」都是「数以百计」。其中，二师政治部一来自上海的女知识分子干部不仅自供为「特务」，还咬出其同学――二师师长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126]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性格深稳沉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亲历过苏区「肃AB团」的斗争，因而对「抢救」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抢救」开始后，军部接到延安电报，延安已有人供出扬帆是「特务」。军部要求黄克诚立即逮捕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并将其押送军部。黄克诚没有将扬帆扣押，而是让其前往军部开会，扬帆在军部被逮捕，关押长达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别释放。
1943年4、5月间，黄克诚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应接受苏区「肃AB团」的教训，华中不要搞「抢救」，以免发生伤害无辜的事件。黄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搞「抢救」运动，再则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但是黄的建议未被华中局和军部接受。在上级命令下，黄克诚不得不执行「抢救」的命令。为了稳妥起见，黄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三师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黄发现被审查者一经审讯就乱咬一气，马上意识到「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黄克诚下令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抓的人统统释放。黄并迅速通知苏北各地委和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127]
黄克诚与二师师长曾希圣是老战友，1928―1929年两人还曾有过一段患难与共、共同找党的经历。黄在华中局会议期间见曾希圣因爱人被指称为特务而愁眉不展，特通过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爱人的二师政治部女干部谈话。该女干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务」，将情节说得活龙活现，在黄克诚的细心盘问下，女干部终于承认自己所说全系伪造，自述因为压力太大，非承认「特务」不能过关。这样，曾希圣爱人特嫌一事才得到了解脱。
与淮南区「抢救」的重点在军队内部有所不同，淮北区在「抢救」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主要集中在地方。淮北区为新四军四师辖地，1941年春，四师师长彭雪枫遭国民党汤恩伯部突袭，蒙受重大损失。事变后，延安与华中局调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前来四师，不久任命邓子恢为四师政治委员，并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书记，成为淮北区一元化的最高领导。
1943年春夏；延安的「抢救」经验传到淮北，不久就发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两起严重的肃特假案。
1943年8月下旬，淮北中学一女生在她偷窃别人五十元边币行为被发现后，为推卸错误，捏造是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为。在校领导的压力下，偷钱女生编造了「进步青年建国团」的组织，结果该校领导对全校师生实行了刑讯逼供，将一个220人的中学中的四十二人打成「特务」。此案上报边区公安局后，情况不仅未被澄清，边区公安局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将「特务」又增加到五十六人,使全校二分之一的教职员工都成了「特务」。此案最后在邓子恢、彭雪枫的主持下，于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并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128]
「泗阳案件」发生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在泗阳这个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县内，一连四次破获所谓「三青团县委」机关。短短五个月时间里，全县逼出一千四百多个「三青团员」，并逮捕了一百五十多人，范围涉及党政军民等各界和县区乡及部队连排班干部。1944年2月，案件进一步扩大，泗阳县委筹划大规模逮捕县武装干部。此案全由刑讯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听信口供，有些则凭主观臆测，毫无人证物证。在邓子恢主持下，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员在1944年3月予以平反（第―、第二批案犯继续审查）。邓子恢并代表区党委向在这案件中蒙冤的干部群众道歉，淮北区党委还宣布改组泗阳县委，撤销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129]
新四军五师远离军部中心地区，1943年11月华中局和军部调郑位三前往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区担任华中局代表，起因是延安和华中局对五师师长李先念在政治上不信任，认为五师内部已有内奸打入。郑位三早年毕业于武汉甲种工业学校，是1928年红安、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后，曾担任过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不仅革命资历雄厚，而且为人正直，处事十分谨慎。郑位三前往鄂豫边区后，没有公布中央两次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记兼五师政委的电令，「谨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郑位三甚至还私下提醒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郑经过调查，证明「内奸打入五师」一说完全不能成立。经过郑位三的工作，延安逐渐消除了对五师的「怀疑和误解」。郑位三、李先念在防止审干朝极左方面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边区党委从无线电通讯中收到延安转发的许多「抢救」经验和指明某某是特务的电报，但是郑位三等吸取了内战时期滥施肃反的教训，在五师及鄂豫边区，都没有搞「抢救」，「仅在黄冈的审干曾一度发生偏差」。[130]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内的审干、「抢救」虽在规模上小于延安，但是由于华中紧邻国民党区，党内清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仍十分突出。多年来，华中和新四军内一直在进行日常性的锄奸、肃特、「肃托」工作，只是过去这类工作多由保卫部门秘密进行，「肃奸扩大化」一类事外人一般不得而知。还在「抢救」运动之前，1939―1942年在淮北、淮南就先后以「托派」、「内奸」的罪名处决了戴季康、查化群、韦延安三位青年共产党员。
戴季康，1918年出生在四川省巴县一农民家庭，1934年来到上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大场山山海工学团，1935年秋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批准，戴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的介绍，进入皖东北泗县县政府做统战工作，公开职务是县政府政训处副处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工作。1939年11月，戴以「托派」罪名在安徽泗县羊城镇（令属江苏省泗洪县）附近被杀。临刑前，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年仅二十一岁。[131]
查化群以「托嫌」、「内奸」罪名被处死是在1942年冬。查也是在苏皖边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8年底，查化群经鄂豫皖区党委批准，前往国共合作的安徽怀宁县石牌区任区长。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查退回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四旅任副官主任，并担任过旅的作战参谋。处决查化群之前，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曾表示不同意，但不起作用，几十年后张劲夫披露道，此「是更高层决心处决的」。[132]
张劲夫调四旅任政委后，对尚被怀疑为「托嫌」的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余路尽力予以保护，使他未受牵连。查案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才由安徽省委平反。
韦延安是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受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单线领导，在苏皖桂系部队做统战、民运工作，1940年调回新四军。韦延安在抗大四分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某团任连指导员，曾因作战英勇负伤，被提拔为营副教导员，1941年也被无辜怀疑为「托派」，遭到处决。韦延安冤案在1981年12月获平反。
十 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在「抢救」风暴席卷延安及各大根据地之时，山东根据地却按照原有的部署，依然在进行看整风和审干运动，没有在军队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学校大抓「特务」。
山东根据地未开展「抢救」的关键原因是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负责人罗荣桓反对在山东搞「抢救」，而罗荣桓作出这个决定又与山东整风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它根据地有所不同的是，山东根据地的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领导机关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在整风运动期间，在各大根据地中，只有山东调整了领导机构，撤换了第一把手，罗荣桓就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取代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罗荣桓是1939年3月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进入山东的，在1943年以前，罗荣桓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朱瑞之下。罗荣桓与朱瑞是老熟人，江西时期曾经留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1932年初，年仅二十七岁的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不久就被委之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当时，与朱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他也是在抵达中央苏区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委。在这个时期，有留苏经历。特别是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一般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多被派往担负最重要的军队领导工作。在1934年初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朱瑞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紧接看朱瑞又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长征前夕，以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紧急调配干部，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就是罗荣桓。1937年后，朱瑞被调离军队，在太原担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39年6月，朱瑞奉命随徐向前率一支百馀人的小部队自冀南入鲁，成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奉调返回延安，朱瑞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朱瑞入鲁之际，中共在山东已有两支武装，一支为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另一支为山东党负责人黎玉和从延安先期调鲁的张经武建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太行八路军总部给徐向前、朱瑞的权限是以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名义，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中共在苏北的部队。但是八路军总部的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是在无形中取消了。1940年5月，八路军第一纵队被撤销番号；同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预备参加拟议中要召开的中共七大，朱瑞则失去了军队的任何职务，从此不再参与指挥军队。
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上级机关收回成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惟取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事，却有蹊跷和微妙之含意。抗战初期，延安军委大部分领导成员都在华北敌后，驻扎在太行的八路军总部事实上起着指挥敌后抗战的中枢机关的作用，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共山东分局亦属中共北方局领导。在一段时期内，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山东的影响相对于延安更大。经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后报延安备案。例如，一一五师入鲁，就是奉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之命，而朱、彭则是依照延安毛泽东的指示发出这道命令的。当然，延安始终保有对华北、山东的直接指挥权，毛泽东可以直接给军队和地方发出指示。
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对华北、山东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与领导，随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相继返回延安后，开始发生变化，从此延安对敌后的指导作用日益突显出来，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被无形撤销，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被取消后，朱瑞的主要职责是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战争期间，军事第一，党的机关必须随军活动，最适当的安排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晋察冀根据地自分局书记彭真于1941年春返回延安后，党、政、军全盘工作皆由聂荣臻负责。在太行，北方局书记继杨尚昆后，先后由彭德怀、邓小平挂帅。聂、彭、邓都是率兵之人，同时兼任党的领导职务，因而晋察冀、太行各项工作的展开，都较为顺利。至于大战略区两职分开者，往往易生纠葛。在山东，党的领导与军队领导，两职长期分开，各司一摊，执事者角度有异，难免产生意见分歧。
在山东，还有其特殊问题：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一指挥久未解决，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山纵与一一五师分别处在不同的作战区域，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
延安已注意到山东领导机关的分散现象，在1941年后曾作过努力，试图加以改变，但是来自延安的指示又包含某种模糊性。1941年8月，中央和军委规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从字面上理解，朱瑞似乎应参与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但是朱瑞并不是由罗荣桓任书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于是山东的多头领导现象在1941年后继续存在，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仍没实现集中统一。
朱瑞在山东最闪亮的时期是1939至1940年，1941年后，侵华日军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军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一一五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1941年4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的某些决策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令后目标。[133]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134]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正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倚重。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所指何许人也？朱瑞是也。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刘少奇说，如果再不改，就要送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字：「机会主义」。[135]
刘少奇来鲁指导工作之际，正是山东根据地形势最困难的时期，若从毛泽东的立场论之，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某些意见，罗荣桓过去也曾向朱瑞提过，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是他对中间势力「抗敌自卫军」的态度过份热心。该武装是在朱瑞支持下组成的「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拉起的队伍。朱瑞大力帮助他们扩充军队，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武器，使其在根据地成为与中共和八路军平起平坐的组织和军队。为此，罗荣桓和江华（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长期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都曾向朱瑞提过意见，但未被朱瑞接受。1940年的朱瑞并没有真正吃透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犯了大忌。然而，若搬照条文，朱瑞似乎并无过错，因为在抗战前期，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地区的具体情况，曾提出在山东与国民党力量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朱瑞支持「抗敌自卫军」与「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有密切关系。至于未能全面推行减租减息，确是事实，站在毛泽东、刘少奇的立场，当是朱瑞的一大错误，可是如果完全顺应农民的要求，放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似乎也会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在日军空前残酷进攻的形势下。[136]
朱瑞虽已是久经考验，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他身上还保留某些书生气。朱瑞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口里经常是「从国际到山东」，[137]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个小时的动员报告。以那时的眼光看，这就是夸夸其谈的「空谈主义」和党八股了。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这其间自有深刻的原因，非朱瑞一人所能负责，但作为分局书记，朱瑞总有一份领导责任（在华北、华中均发生错误的「肃托」事件，却未见领导同志被批评）。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而在此前的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朱瑞返回延安后，延安立即任命罗为山东分局书记，将领导山东党、政、军一元化的重任交付罗荣桓。
延安早有调整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意图，1942年刘少奇来鲁，延安就曾有过这一考虑，刘少奇返延安后毛即决定改组山东领导机构，并曾就此问题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138]现在，朱瑞职务的变动，新的一元化体制的建立，正是水到渠成。
罗荣桓地位的上升与朱瑞之被贬谪是毛泽东整风全盘战略的一部分，毛不仅要解决中央层的路线与权力再分配问题，大区一级领导层的路线清算和机构改组也在他的视野之内。在刘少奇离开山东转赴延安后，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四年工作总结〉，检讨了过去在执行统战方针、减租减息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这个报告具体反映了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看法。刘少奇本意是想让罗荣桓来作这个报告的，刘认为，朱瑞作为责任者之一，已不适合再来作报告，但朱瑞「不自觉」（刘少奇语），主动接过刘少奇的话，要求作这个报告，刘少奇只好同意。[139]
从罗荣桓这方面请，他与朱瑞确实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朱瑞的下台却与罗个人无关。朱瑞被调离山东，乃是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蒙受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消极性因素，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钩。更重要的是，朱瑞缺乏早年追随毛的经历，到达瑞金后，毛在党内已遭贬斥，在毛最困难的岁月里，朱瑞没能和毛建立起亲和性的个人联系。整风期间，朱瑞已年近四十，称得上是老同志了，然而依那时的党内习惯，朱瑞还称不上是党的元老级干部，那些大革命时期入党，曾去苏联短期学习随即返国，先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尽管也被指责犯了这类或那类错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兼经验主义」），但是他们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巨大的个人威望已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使得毛在处理他们问题时不得不斟酌再三，一般在批评了他们以后，仍然派以重用，但朱瑞显然不属于这类元老级干部。朱瑞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党校学习的其它一些原地方镇守，一段时间后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工作机会，然而朱瑞在中央党校一学就是两年，直至中共七大后才被派任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朱瑞推辞了中央建议他担任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动要求干炮兵工作）。
朱瑞被调、罗荣桓接替山东全面工作之际，在全党范围正是整风转入审干、反特的阶段，如何开展山东的整风、审干运动马上就成了罗荣桓急待面对的紧迫问题。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由朱瑞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曾发出通知，部署全区开展整风文件学习和检查对照工作，但是一则当时战事频繁；二则刘少奇来鲁忙于调查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山东的整风实际上尚未展开，所以山东根据地大规模的整风是在战事相对平稳的1944至1945年才进行的。
如前所述，山东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上层的意见分歧及领导机构的调整，这个任务在罗荣桓就任山东分局书记后实际上就已完成，但整风并非仅仅是清算上层的路线，解决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它还包括在党的中下层普遍开展思想革命、培养新人、审干肃奸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在涉及这些关键问题上，罗荣桓显示了他谨慎、稳妥的领导风格。
整风转入审干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已寄到山东，但罗荣桓明确反对在山东搞「抢救」，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140]康生的小册子虽然被停止下发，但开展「抢救」毕竟是来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据地派出干部推广「抢救」经验，派到山东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山东分局总学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从延安来到山东，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
舒同抵鲁并没有动摇或改变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罗作为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刚刚被委任负责山东的全盘工作，山东的整风领导机关总学委也是由罗任主任。然而对于延安的指示，罗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对，因此，罗荣桓同意挑出几个试点单位用延安的经验来指导运动。
延安的经验并无特别的奥妙，这就是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尤其在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普遍运用的以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歼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来源于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该决定提出，为了使内奸分子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舒同来鲁，即负有推广此经验的使命，根据延安的部署，「全国（各根据地）都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141]
但是在公开场合，对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释：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至于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参加民主检查大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召开这种大会的真正目的是「钓鱼」，即以开大会的方式使「内奸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跳将出来而暴露其「反党」面目。[142]
在舒同的影响下，中共山东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令后的指示〉（又称〈双十三指示〉），要求全区工作一切以整风审干为主。11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该文件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经常表示的某些观点，〈补充指示〉说，山东许多同志「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143]针对上述情况，〈补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144]
果其不然，在几个试点单位：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的政权机构）、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分局机关报）、军区特务团、军区卫生部根快出现了大呜大放的局面。上级领导鼓励大家「有话就请，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风期间创造的名言），大民主终于将「鱼」钓了出来，许多党员干部运用壁报、发言、漫画，将批评矛头直指上级领导。分局常委兼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玉因「官僚主义」问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生活特殊化」问题首当其冲（陈沂有一匹专用乘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当时被视为是「特殊化」），受到较多的批评，一时间各种自由化言论「就像洪水决堤似的泛滥起来」。[145]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当时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检查期间，王若望十分活跃，他表示拥护罗荣桓，但对黎玉十分不满，认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146]
本来开展民主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被称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并被认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它人来反党。在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决定将王若望定为「特务」，并把王若望的情况电告延安，延安也发来电报，同意将王若望定为「特务」。[147]
在王若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刻，罗荣桓站出来讲话了。罗明确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的表态拯救了王若望，罗约王若望单独谈话，对王的言论没有全盘否定，但批评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否定山东全局是思想片面。
罗荣桓对于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发扬民主。「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但坚决反对用这种方法来「钓鱼」。[148]罗荣桓认为，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至于「民主检查大会」，既然已经开了，就要明确目的，这就是检查「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暴露敌人」。[149]
在山东分局机关开始「民主检查」时，山东各战略区也在各自试点的单位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在胶东区，一个从延安派来的领导干部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此人运用「钓鱼」的方式，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并用「疲劳战」加以审讯定案。有的同志不堪逼供，供出「特务」的枪枝比一个军分区所拥有的枪枝还要多。罗荣桓在听取了胶东区区委书记林浩的汇报后，明确指示胶东区停止试点，将搞出来的材料全部烧掉。[150]罗荣桓对于军区卫生部的运动也提出了批评，他要求停止已开了六天的民主大会，不久日军又开始「扫荡」卫生部内被认为有疑点的人在「反扫荡」中都英勇积极，没有一个叛变投敌，有力证实了罗荣桓判断的正确性。
罗荣桓拒绝用开「民主检查大会」的方式来「暴露敌人」，也抵制了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尽管舒同坚持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但是罗荣桓毕竟是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把手。罗荣桓只同意搞整风审干，到了1944年10月，山东全区约五千党员干部参加了反省坦白活动，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全区在审干中基本未搞「车轮战」、「逼供信」，也没有杀一人。[151]
1944年12月引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全区发出〈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罗提出，不应把整风与审干完全混淆起来，应避免「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轻易发动坦白和严重的逼供信」。罗认为整风的正确方法应是「以领导开场，以检查领导结束」。[152]
1945年3月15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在给延安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一方面肯定整风与审干是不可分离的，在另一方面，又用较大的篇幅检查了「民主检查」的缺点。他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在发扬民主中，只是强调审干的目的，强调暴露的方针，因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审干中发现的问题扩大化」。[153]
罗荣桓在左倾风暴席卷全党的形势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灵活的方法处理了山东区的整风审干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将「闹事」的干部打成了「特务」，更没有人云亦云，跟在延安后面在山东搞「抢救」运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罕见，在各大根据地中仅此一家。
罗荣桓为什么敢于抵制来自延安的「抢救」指示？首先，几年前，湖西「肃托」惨痛的教训给罗荣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促使他谨慎从事。罗荣桓曾亲自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善后工作，深知湖西「肃托」给山东根据地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这次审干比当年「肃托」规模还要大。他认为如果按照延安的「抢救」和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的方法来搞审干，一定会搞垮山东根据地。[154]第二，延安发出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的一段话，为罗荣桓柢制「抢救」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该决定提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化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理」。罗荣桓正是抓住这句话，反复强调山东情况特殊，不能机械照搬延安的经验。第三，罗荣桓勤于思考，性格方正，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罗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青岛大学）。他也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纯正共产党人的典范，罗对「革命」、「整风」有其自己的理解，因此在他权力范围内不能容忍那种以革命名义出现的阴谋诡计。最后，罗在山东战斗多年，在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舒同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对于远在山东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完全清楚，对于罗荣桓的「抗上」，毛不仅予以容忍，甚至还对山东的整风表示了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十分了解罗荣桓的历史和为人。罗荣桓是唯一幸存的跟随毛参加秋收暴动，上井冈山，以后又长期追随毛，与毛共患难，在党内斗争中和毛共沉浮，现在又独当一面的党的高级干部。[155]毛深知罗性格谨慎，不喜夸张，不好出风头，无个人野心，他对山东整风的意见和部署只是出于对山东大局的考虑，绝非有意「抗上」。1944年7月1日，罗荣桓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三周年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明确拥护毛的路线和主张，在毛与王明等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所有这一切都被毛一一看在眼里。在毛看来，罗荣桓是自己完全可以依赖的干部。毛也欣赏罗荣桓在山东为中共建立的特殊功勋，在罗接任山东工作后，中共军队在山东获得长足发展，地盘也不断扩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几乎完全控制山东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从而使中共掌握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主动权，为攻占东北，南下长江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数十年后，毛还念念不忘罗对中共革命的贡献，毛说换上罗荣桓一个人，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罗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56]毛接受山东事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44年末至1945年初正当罗荣桓在山东抵制「抢救」时，延安的「抢救」早已结束，山东由于未与延安同步开展「抢救」，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已开始「甄别」工作之际，毛泽东实在不能也不便让山东「补课」。毛为了显示自己与「抢救」错误毫无关系，1944年5月13日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向全党通报山东整风的经验。1963年，毛在小范围谈话中。又表扬罗荣桓正确开展整风，「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结束」。抵制了「抢救」运动。[157]正是源于上述种种因素，山东根据地成为唯一未开展「抢救」的「特区」。中共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毛在运用这些纪律驾驭全党的时候却是大有区别，十分讲究的。因此对于罗荣桓在整风中「另搞一套」，毛不仅未予追究，相反，罗荣桓还长期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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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2。
[2]张鼎丞：〈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载《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8。
[3]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5]韦君宜：《思痛录》，页12、13。
[6]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8。
[7]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8]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9]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00-201。
[10]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11]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
[12]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13]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5-46、46。
[1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1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16]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53。
[17]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1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35。
[19]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0-84；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97。
[20]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师哲：《峰与谷》，页2-3。
[21]杨尚昆等认为，仅凭一条标语就判定柯庆施有问题，证据不足，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3。
[22]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49。
[23]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463。
[24]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5]《李逸民回忆录》，页117；《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6。
[26]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27]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8]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9-10。
[29]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30]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94、128；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页219。
[31]《百年潮》，1997年第1期，页33；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忧与思》，页44-4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页161、175-77。
[32]李锐：〈清凉山的文宇生捱〉，载《李锐往事琐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6。另参见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页44。
[33]周森：《马海德》（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页25-26。
[34]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载《革命史资料》，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页37。
[35]《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71。
[36]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95-96。
[37]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3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0、241-42。
[39]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37、240-41。
[4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41。
[41]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241。
[4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399。
[43]《徐向前传》，页346；另参见李志民：《革命熔炉》，页130-31。
[4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400。
[45]韦君宜：《思痛录》，页18。
[4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页399-400。
[47]郭化若：〈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页134-35。
[48]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49]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48。
[50]董纯方等：〈呕心呖血抓建设――关于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片断回忆〉，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25。
[51]《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页286。
[52]陈永清：〈纪念林伯渠同志诞生一百周年〉，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页136。
[53]1947年受康生在晋绥推行极左土改的影响，陕甘宁边区土改也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引起百姓恐慌。林伯渠为保护下属，主动承担责任，自称是「好好先生」，对犯错误同志帮助不够。参见刘景范：〈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载《怀念林伯渠同志》，页118。
[5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页137。
[5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5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2-83。
[57]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79。
[5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79。
[59]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8。
[6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52。
[61]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52。
[62]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87-288。
[63]韦君宜：《思痛录》，页18。
[64]韦君宜：《思痛录》，页8。
[65]韦君宜：《思痛录》，页8。
[66]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参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67]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58。
[68]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69]刘晓：〈最美好的时光〉，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57。
[70]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15-18。
[71]《李伯钊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页120-21。
[72]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页296、298。
[73]邹凤平当时的妻子甘棠，原名阚思颖，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阚俊民，后改名刘鼎，中共党内著名军工专家。1949年后甘棠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甘棠1935年长征至遵义时被疏散在地方，并与其它被疏散的红军组成游击队，1936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严重冲击，晚年生活凄凉，1971年因疾病不得医治而逝世。参见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页157。
[74]张平化：〈满怀热情地参加整风学习〉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47。
[75]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忆战友钱瑛同志》，载《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1。
[76]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料344-45。
[77]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页148。
[78]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362。
[79]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125。
[80]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81]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页51、31。
[82]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6。
[83]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页176。
[84]韦君宜：《思痛录》，页19；另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3日。
[85]1945年8月，毛泽东曾约见高长虹，征求他对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高长虹说他想去美国考察经济，毛闻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轰出去，谈话「闹了个不欢而散」。参见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86]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87]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年），页120。
[88]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89]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90]陈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文革后得到解脱。
[91]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92]徐干：〈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载《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18。
[93]蒋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页78-79。
[94]彭而宁在离休前任西北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在1987年撰文纪念徐特立，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仅泛泛谈论「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学院的科研、教学活动，只字未提当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触及心灵上弥久的伤痛。
[95]《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19。
[96]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4。
[97]〈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关于延大、自然科学院等精简问题的决议〉（会议记录），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28-29。
[98]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99]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100]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101]《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79。
[102]韦君宜：《思痛录》；页15。
[103]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页242。
[104]骆文：〈延安时代，他总是在思考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66-67。
[105]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223-224。
[106]〈延安大学概况〉（1944年6月），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179
[107]王必胜：《邓拓评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页107、95。
[108]《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页498。
[109]《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110]《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111]《吕正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180、101、157。
[112]《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113]《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1、231。
[114]〈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党内文件――这一文件请与康生同志的报告配合研究，并应以那一文件为依据而又是联合实际的研究），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册，页414。
[115]张稼夫（时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庚申忆逝〉（之二），载《党史资料》，第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1-52。
[116]穆欣：〈秦城监狱里的6813号〉，《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117]穆欣：《劫后长忆》（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页132。
[118]国统区当时虽对「抢救」运动不甚清楚，但坊间偶尔亦有少量有关延安的叙述，对「抢救」略有涉及，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记载大体符合事实。例如：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成员之一的金东平在他的《延安见闻录》中就描述过所谓「车轮战术」。金东平将「车轮战」称之为「疲劳检查」，其方法是对「他们认为有『有问题』的人加以轮流的审问，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永不停止……」。参见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页128。
[119]在「抢救」运动中，蒋南翔发现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工农干部普遍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因而产生看法，认为在党内「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它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蒋南翔的看法事实上与张鉴的看法不谋而合。二十多年后，有更多的人具有和张鉴同样的想法。文革中，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被批斗时，就后悔当初不该念书。见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100。
[120]参见《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1946年），页25-33。该书无出版地点。
[121]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122]罗贵波：《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页184、235。
[123]《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页359-60。
[12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01。另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204；〈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9；毛泽东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页7-8。
[125]1938―1939年，中共安徽工委曾派出共产党员，参加苏皖部分地区由国民党地方势力与共产党合作的地方政权。
[126]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00-301、299。
[127]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5；另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00-301、299。
[128]淮北区委在〈关于淮北中学第二次反特案件的错误及善后处理办法的决定〉中指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用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去教育青年，改造青年，使团结在党的周围」，「决不能把学校变成法庭，严刑逼供，捆绑，吊打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5。
[129]邓子恢：〈我的自传〉，载《革命史资料》（8）（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页13－14；另见《邓子恢传》编委会：《邓子恢传》，页297。
[130]《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页487－88、504、481；另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13。
[131] 1981年中组部复查，确认「戴季康托派案」为错案，予以平反昭雪。
[132]张劲夫：《怀念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页221。
[133]《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61。
[134]《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92。
[135]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另参阅萧华：〈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载中共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页246-59。
[136]熟悉山东现代史的读者不会忘记，几年以后，在康生直接领导下的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就是打着「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号，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13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
[138]《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285。
[139]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8。王力在整风期间是山东分局总学委秘书，1961年初，刘少奇在湖南与王力谈了上述一段话。
[140]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141]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142]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11。
[143]《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49。
[144]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145]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
[146]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3。该书未点王若望的名，也未提及黎玉的名字，但实际上指的就是王若望批评黎玉一事。参阅《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罗荣桓传》，页351。该书提到黎玉被批评一事，但略去了王若望的名字。
[14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33。
[148]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2。
[149]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150]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151]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7、308-309。
[152]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153]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页318。
[154]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124。
[155]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3。据王力回忆，1963年12月，毛对康生、王力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和我一起倒霉的。
[156]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4。
[157]王力：〈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载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4。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一 「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际，「审干」逐步转入「反奸」、「抢救」，延安三万多党、政、军干部全被卷入进去，「特务」、「叛徒」、「内奸」，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人心浮荡，个个自危，一片肃杀气氛弥漫于各机关、学校。高压下的人们普遍感到惶恐，不知运动将往何处发展，个人的命运将有何变化。
7月1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问题。毛说，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1]此即是所谓「审干九条方针」的首次表述。毛的这段指示长期被认为是毛反对审干、肃奸极左倾向的有力依据，可是在这之后，延安的「抢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抢救」正处于高峰之时，康生动了开杀戒的念头，他提出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犯。在这紧急关头，林伯渠立即将这一最新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否决了康生的提议，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内部残杀的惨剧。[2]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3]
1943年8月15日，中共总学委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这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并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这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公布「审干九条方针」。该决定宣称，此次审干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
同日，毛泽东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来，延安的「抢救」应该停止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发话，并对「逼供信」提出了批评。但事实上延安的「抢救」丝毫没有降温，反而在8月15日审干决定颁布后，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时，运动已易名为「自救」运动，但内容、实质与「抢救」别无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延安县开展防奸活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将所谓参加了「复兴社」的十四岁小女孩刘锦楣和特务暗杀组织「石头队」的「负责人」、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的坦白交待经验推向社会。10月6日，延安市在边区参议会会场召开反汉奸特务大会，议期五天，[4]「抢救」的邪火越烧越旺。
难道毛泽东已失去对延安的控制力？难道毛泽东的话不再一言九鼎？难道康生胆大妄为、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一分钟也没失去权力，他只是采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评一下「抢救」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继续将「抢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943年初，毛泽东搬入了戒备森严的神秘机构――设在枣园的中央社会部机关，中社部并在通往枣园的要道小砭沟开办了一家小杂货铺，用以监视一切过往的「可疑人员」。毛泽东住进枣园后，与康生的联系更加方便，更加频繁，毛泽东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康生对审干、抢救的汇报。[5]在枣园，他虽然多次看到由交际处呈交的关于钱来苏动态的报告――交际处向毛泽东不断报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话，好解脱钱来苏――报告详细反映钱来苏的焦虑、不安、惶恐以及钱来苏反复陈述白己不是汉奸、特务的内容，但是毛泽东就是不明确表示态度，致使钱来苏长期不得解脱。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毛泽东不是已经批评「逼供信」了吗？他在和一些负责干部的个别谈话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搞肉刑，为什么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确实，毛泽东隐蔽的思想很难被一般人所发现，许多负责干部只看到毛批评过火行为的一些词语，而忽略了他这些话后面的更深涵义，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不是纠偏，而是将运动进一步搞深搞透。
毛泽东的这套谋略，充分反映在被许多干部视为是纠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
「八一五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毛泽东鉴于内战时期「肃AB团」等极左肃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当年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只是现在毛泽东的身分、地位已不同于当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时期的情况可比。眼下，主客观条件均不允许再重演「肃AB团」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此所谓「过一不过二」也。但是这个新方针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务混入革命队伍，文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指出，认识这个基本前提才有可能采取正确方针。
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提」，并非认为运动方向错了，而是着眼于将运动向纵深方向推进。毛泽东解释道，一个不杀――将使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捉――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部。毛泽东还具体规定了捕人的规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问题人员的80%，留在各机关学校接受审查；10％的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反省机关；另有10％的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的监狱系统。毛泽东规定，这三类人员要进行交流，即普通嫌疑问题严重者将升格进入二类、一类系统。反之，坦白、交待彻底的特务，也可降到二类、三类系统。
对于留在各单位受审人员的审查和监护，毛泽东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具体指导：一切有问题人员都暂时禁止外出，在延安实行通行证制度，毛泽东并要求，「在一定时候实行戒严」。[6]
精明、仔细、对大、小事都要过问的毛泽东，[7]难道不知道在审干抢救中会发生左倾狂热？他当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彻。「八一五决定」中称，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为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可是毛泽东明知故纵，偏不予制止，执意听之任之下去。「八一五决定」提出，纠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既然运动已经发生偏差，为什么不立即制止？毛泽东自有一套逻辑：「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8]恰恰由于毛泽东的这套逻辑，才使审干、抢救的极端行为恶性发展，因为谁都不知应在何时采取纠偏行为才谓「适时」，而「抢救」的野马，只有毛泽东才能勒住缰绳，他若不采取明确措施予以制止，谁都不敢，也无权力纠偏。
毛泽东执意扩大审干，精密筹划各种具体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审干的正确路线应是「首长亲自动手」，于是许多机关学校负责人就亲自审问「犯人」，亲自动手打入。毛泽东提出要依靠重众力量审干，于是各单位纷纷召开群众大会，造成恐怖的群众专政的声势。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拟定有问题与没问题两种人名单，对所谓「有问题的人」要结合平时言行，从其交待的历史资料中找出破绽，对他们进行「劝说」，「质问」，各单位如法炮制，车轮战、攻心战，纷纷上阵。毛泽东声称「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愈有用处」，表扬「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快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于是各单位纷纷利用坦白的「特务」进一步检举其它特务，「特务」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别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9]――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反革命特务分子」与「革命的锄奸干部」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毛泽东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为我所用，管他乌龟王八蛋」，语意含混，难得要领，结果是被诬为「大特务」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会部，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
1943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有关批评「逼供信」的只言片语的后面，隐藏着深深的玄机。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时，他会轻描淡写说几句「逼供信」不好，转眼间，他又会说「既然没问题，为什么怕审查呢」，「真金不怕火炼嘛」，[10]毛泽东的「注意正确的审干方针」只是一句空话，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查整全党的干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几十年后，当年经历过审查的干部还在说，对他们「教育」最大、使他们得到「锻炼」、真正触及了灵魂的是审干抢救运动，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二 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由毛泽东、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和审干、反奸，是以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的名义推行的，毛泽东已将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于掌中，当他需要时，才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级学习组进行整风学习，在毛的高压下，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表达不同意见。
作为整风头号目标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以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务虽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虚设。1943年春之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由他亲自掌管重庆办事处，由任弼时负责驻西安办事处，在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几乎已无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中央办公厅召开揭发王明错误大会，王明之妻孟庆澍登台为其夫辩护，会场气氛一度对毛泽东十分不利。毛泽东大为光火，将这次批判大会斥之为「低级趣味」，下令终止这种允许被批判者登台辩解的斗争大会。[11]王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渲泻他的不满和「怨曲」，他怕苏联人去看他，从而招惹毛泽东、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见苏联人，只能在前来探病的苏联医生面前「痛哭流涕」。[12]
博古对整风、审干、抢救极度厌恶，但他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倾诉的对象。他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13]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林伯渠等诸老日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有差别的。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后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后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14]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15]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16]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17]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于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倾，革命与反革命又其模糊，于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18]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 [19]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后，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它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后，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20]于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白恃握有上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X交待（笔者注：指张克勤），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谢觉哉一气之下。「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21]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枉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22]
在几老中间，稍微特殊的是吴玉章，此时吴玉章挂名延安大学校长，但该校实权由副校长周扬掌握，吴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汉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并不具体过问延安大学的审干、肃奸、抢救工作。或许是因为在莫斯科曾与王明共过事，也可能是因为缺少在三十年代苏区生活的经历，吴玉章对来势凶猛的运动似乎感到有些紧张。吴玉章在「抢救」运动期间曾拄着拐杖、流看眼泪劝说被诬为「特务」的中直机关的青年向党坦白交代。他还通过写自传表态支持「抢救」，吴玉章写道：
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23]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后，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24]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毫无实权的朱德，对毛泽东、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知道讲话没用，只能暗暗焦急，而无可奈何。
陈云此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组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的部长，陈云本应直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没有让他与闻审干和「抢救」运动，公开的理由是「毛主席关心陈云同志的身体，让他搬到枣园去休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25]让陈云「休养」的另一个原因是陈云对开展「抢救」运动的态度很不积极。据陈云当年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了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规定。正是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就不要他过问审干、反奸一类事，而是让陈云「到他身边去治疗休养」。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他离开枣园，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在这一年间，陈云实际是被「靠边站」了，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许多事情都不知道」。[26]中组部部长一职则由彭真代理，当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后，彭真就被正式任命为中组部部长。
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身为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审干、抢救中，曾向中央负责人反映军委直属机关抢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明确表示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不能这样搞运动。但是叶剑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怀疑。康生以叶剑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社会关系广泛，不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并对叶剑英在延安的亲属进行「抢救」迫害。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红旗党」的特务，从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长期关押，「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精神一度失常。[27]叶剑英虽未隔离审查，但两次被剥夺参加讨论内战时期中共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据苏联驻延安观察员透露，叶剑英对康生深恶痛绝。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参与康生「抢救」的重要干部，大多数领导人都对抢救、审干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抢救」有所疑问，但是他们都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在当时的肃杀气氛下，这些怀疑和不满都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于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28]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给周恩来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29]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除了周恩来，敢于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任弼时此时处于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对毛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毛虽感觉到任弼时有些碍于碍脚，但为了利用他作为老干部的象征，分化打击王明、周恩来等，故对任弼时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30]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它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分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31]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后，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后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是「特务」。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覆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责骂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32]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33]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后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34]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依照规定，杜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数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后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35]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后，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36]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后，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抢救」极端行为的不满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然而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的态度，他所关心的并非是他们的不满――毛泽东所要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是，即使中共高层领导干部腹有怨言，但绝大多数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陈述。毛泽东借助审干、反奸、抢救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从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这批敢于与他面争的同僚。
三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37]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38]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于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39]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遗，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40]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41]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
四 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1944年春夏之际，审干、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各机关、学校原有的审干小组一变为「甄别委员会」，仍由原先领导审干、抢救的班子负责对干部的甄别工作。
所谓「甄别」，有异于「平反」。若干结论有不实之处，予以改正，谓之「甄别」，「平反」则是推翻原有错误结论，给蒙冤的对象恢复名誉。延安的审干、抢救的纠偏工作，名曰「甄别」不称「平反」，其含义即在此。
甄别绝非一风吹，而是将受审坦白的人员划分成六类。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至1944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一万五千人，
[42]现在就是要对这一万五千人作出具体的划分：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被迫首要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过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它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做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这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亦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实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43]
从以上对六类被审人员的划分依据看，被审查人员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完全搞错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后一类，以示审干、抢救的成绩巨大，缺点是次要的。在上述划分标准中，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对国民党所谓「红旗政策」的判断。显而易见周恩来对「红旗党」的辩诬根本没被毛泽东等接受，中共在国统区尤其在西南地区的地下组织，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对于这六类人员如何处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规定：
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
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以将功赎罪的出路。
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于，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个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
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44]
上述这个规定，有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没有真凭实据，为何不立即解脱，何以谈上「争取」，还要争取什么？所谓「被特务诬陷」，大量的检举揭发全是在逼供信下发生的，这些干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称之为「特务」？更有甚者，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还布置「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做一结论」。
有关甄别政策中所隐含的深意，在毛泽东对延安受审干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现出来。
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别所引发的延安广大干部对审干、抢救的强烈不满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先后在行政学院、中央党校、边区政府等场合，向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绝口不提「抢救」为一错误运动，只是说一两句：运动搞过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军委三局局长王铮带领一批原受审查、刚被解脱还没做结论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军委三局承袒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往来业务，工作极其繁重，故最先解脱），在毛住所前黑压压站了一片，目的在于向毛泽东讨一个说法。毛泽东似真似假地说，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毛泽东虽然向大家敬一个礼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责受审干部斤斤计较，对接受党的审查耿耿于怀。
毛泽东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各单位的甄别复查工作。自甄别展开后，经过三个月的复查，延安仅甄别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数的四分之一。中直机关、边区政府、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七个单位，经过八个月的甄别，在487人中被确定为「特务」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总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二十七人，定为「职业特务」（当时的术语，「特务」分「职业与非职业」两类）的有六人，「叛徒」二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由周兴任处长的边区保安处，甄别了九十六人，其中定为「特务」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45]
在甄别复查中，将「特务」、「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无非是企图证明，开展审干、「坦白」、「抢救」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党校作为「抢救」的重点单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转入甄别阶段。一部第六支部书记朱瑞与薄一波、倪志亮等组成一个小组。协助对集中较多问题人物的特别支部进行甄别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认为危拱之在「抢救」中虽然有自杀行为，并提出退党要求，但这都是精神错乱所致，「结论是没问题」。然而朱瑞等对危拱之的结论却受到党校一部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朱瑞等「代危抗辩，没有原则立场」，朱瑞等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后才解决了危拱之的结论问题。[46]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抢救」受害者的甄别工作往往会出现波折，一旦被「抢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并非容易。
甄别、复查进展缓慢，激起延安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了平息、舒缓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进入1945年后，国内、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客观上要求尽速解决大量积压的审干、抢救遗留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甄别、复查工作的进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47]这个数字也许只是当时被关押进几个重要反省机关的「重犯」被甄别的数目，因为根据胡乔木透露的数目，延安「特务」的总数为一万五千人。
即使受审人员被作了结论，也绝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凡受审人员均按四种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结论：
问题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结论的；
对有关被查重点疑问问题做部分结论的；
在结论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点，有待再查的；
无法查证，不予结论的。
在总计2475受审人员的结论中，有党派政治问题的约占30％，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类人员各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完全弄错的约占26％，保留疑问不予结论的约4％。[48]对于这一部分人的处理方法，谁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泽东最后发话，大意是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呢。毛泽东虽然是这般说了，然而延安不仅没有释放任何一个像王实味这样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结论的干部，也没有按照党的组织程序分配至各单位，而是仍然受到社会部的监控。这些干部虽然没有跑到国民党去，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继续受到怀疑与歧视。他们档案中的「疑点」和「尾巴」，在1949年后仍然被长期揪住不放，给当事人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他们的大好年华全被葬送在连绵不断的审干、肃反等运动中。
彭而宁――钱来苏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锅，在1949年后每一次审干运动中受审，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后，才获彻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干部，当年曾被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八十年代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长达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十九岁，后七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下了。[49]
张克勤――当年康生精心培养出的一个坦白典型，康生在抢救高潮时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自己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到了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坚决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社会部第三室主任陈龙的关心和照顾，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直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赋闲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无限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延安还有一位叫蔡子伟的干部，曾任边区中学校长，在《谢觉哉日记》中，还有他在1938年9月活动的记载，以后此人即从延安公众生活中消失。蔡子伟被长期关押，详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延安最后一批人的甄别，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行的。这批人全是边区保安处关押的重犯，总数约五六百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催促社会部和保安处抓紧甄别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二百多干部步行前往东北。陈刚，四川人，即富田事变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他在从江西返回上海后长期领导中央交通局，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5年刘作抚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何实山稍迟也抵苏。1937年底，刘作抚夫妇回到延安，1938年春参与组建「敌区工作委员会」，主办了八期秘密工作干部训练班。延安时代刘作抚早已易名为陈刚，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参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从1956年起，陈刚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3年升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45年被陈刚带往东北的干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抢救」而未作甄别和结论的，这批人多在建国初才得到甄别。
最后，对那些留在延安参加甄别的原犯人，保安处决定，由他们本人甄别自己，给自己写出结论，再交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别完毕。
和那些已作结论或虽然带着「帽子」仍然被派往东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继续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个人的命运就太不幸了，这批人中有王实味等，他们将被作为抢救审干的牺牲品送上祭坛。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保卫部门押着这批「犯人」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被处决。[50]
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
蔺克义被捕前为晋绥《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师范读书时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晋西北。延安「抢救」展开后，有人被逼供咬出蔺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蔺克义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被转至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悬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蔺克义便成了这个「负责人」的刀下鬼，时年仅二十九岁，其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51]
另据师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处决的人中间，还有四名外国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国人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边区保安处长期关押。直到1947年初，随其它「犯人」向山西永坪转移。康生在转往山西参加土改、途经永坪时，下令将这四名外国人秘密处决，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根大轰动，彭德怀、周恩来、陆定一均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呢，转战陕北时，周恩来、陆定一一直和毛泽东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于是保安处处长周兴代康生受过，「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
[52]
在被杀、或被释放解脱的人之外，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53]（另据仲侃《康生评传》称，王遵极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长期关押，暗示她在山46年获释，但未交代此人以后的行踪。参见该书，页78。）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于这场灾难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蒋南翔批评抢救运动「得不偿失」）。然而刘少奇本人也与这场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主要部属彭真更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刘少奇不敢、也不愿对这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挥的运动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蒋南翔的〈意见书〉还被认为是「错误」的，蒋本人也受到了党内批评。从此，「抢救」的历史被彻底掩埋，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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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4期。
[2]《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286－87。
[3]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4]《谢觉哉日记》，上，页543。
[5]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7。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7]在师哲的回忆中，对毛泽东的精细有很生动的描述。其中有一段写道：当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前夕，毛泽东亲自监督师哲销毁与莫斯科来往的文电密码及记录，毛最后还用小棍翻播灰烬，待确定已燃尽后，才放心离开。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01-202。在延安时代与毛交往较多的萧三也认为毛做事很细。参见《谢觉哉日记》，下，页681。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一1944），第14册，页89－96。
[10]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和王世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王世英已被人诬陷为「特务」，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3。
[1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12]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08、164。据弗拉基米洛夫说，他是在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后，才派奥洛夫医生于1943年10月28日前去为王明治病的，就是在这一天，王明在苏联医生面前哭了出来。
[13]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37。
[1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8。
[15]《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6]《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7]《徐特立在延安》，页45、118、139。
[18]《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19]《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20]《谢觉哉日记》，上，页521、603、694。
[21]《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92-93。
[22]《谢觉哉日记》，上，页708。
[23]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1943年），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8。
[24]《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页137。
[25]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112、114。
[26]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4。
[27]任质斌：〈纪念党的好女儿――危拱之同志〉，载《怀念危拱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0。
[28]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86-87。
[29]《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562。
[30]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7-28。
[31]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157。
[32]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3]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4]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191-92、192、193。
[35]陈龙等的上报材料估计反映的是运动初期――1943年7至8月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后，几乎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程度不同地被抢救。
[36]修来荣：《陈龙传》，页148－49
[37]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郑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3。
[38]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年1月2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覆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分，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月4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月6日，毛、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月7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页51-54。另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3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40]《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41]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6。
[4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0。
[43]参见〈中央关于坦白分子的六种分析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页387；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5；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
[44]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45]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5-26、226。
[46]郑建英：《朱瑞传》，页294。
[47]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1943至1945年，延安有三万党员及非党员干部，受抢救冲击的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主要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从苏联返回的原留苏干部，据胡乔木提供的数字，被抢救的干部达一万五千人。
[48]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49]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8、221。
[50]参见仲侃：《康生评传》，页95。
[51]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始未〉，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页223。
[52]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53]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7、216。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1]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周恩来称不上是理论家，至于康生、任弼时、陈云等更是与「理论家」搭不上边，在毛的眼中，领导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论眼光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1941年后，刘少奇似乎进入到一个「理论喷涌期」。他在盐城的华中局党校开始频频作各种大报告，他不仅谈「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也谈党内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刘少奇甚至学起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谈论起「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及「人性善恶」等抽象命题。从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和角度看，刘少奇的大部分观点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党校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报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大谈中共应坚持「三民主义」。刘在「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中还发明了「封建阶级党性」的概念。[2]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观点，因此，即使刘少奇颇具理论水平，但中共党内真正的理论家只能非毛泽东莫属。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的千馀人。现在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绶。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返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覆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3]在毛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似乎担心这个说辞会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这可能也是搁置「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再明显不过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曲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二 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刘少奇写道：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是经过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的……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4]
朱德说，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5]
彭德怀写道：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6]
陈毅充满激情地写下他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
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他还说：
因此二十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
陈毅对刘少奇也作出高度评价，他说：
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7]
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中称颂道：
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党的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视野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成就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方面，有了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8]
除了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外，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密友们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
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号召以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去肃清一切反革命。他鼓动道：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9]
陆定一说：
假如我们对于日寇的战略不是主张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而主张速决战；假如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反共派，或者只有斗争无联合，或者只有联合无斗争，或许抗战的情景就已经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毛泽东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许多决定指示中，可以看见我们党的中央确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有本领善于把马列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10]
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示他们的忠心。
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1]
博古写道：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馀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12]
邓发在毛泽东的「帐簿」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长期以来邓发与毛没有亲近关系，1943年邓发也写文章向毛表示敬意：
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13]
在延安的理论家们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艾思奇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这一切事实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4]
在延安的一些党的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尊崇。
徐特立写道：
朱毛在国际在苏区外最大多数的人都以他们两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苏区的群众却认为他们是老实人。而且联系到说中央政府，中央局负责的，都是老实人。我曾听得江西群众唱的农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泽东」。又有一次，我参加瑞金的群众大会，有人在会场上说：「朱总司令毛泽东是老实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实人。群众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作风是俄国的革命精神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15]
吴玉章欢呼中共有毛泽东作领袖：
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16]
在这一系列对毛泽东的赞美中，以周恩来1943年7月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毛大唱赞歌：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7]
周恩来的颂扬有着比其它人更重要的意义，作为党的几个历史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毛表示心悦诚服，对其它老干部将有看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周恩来都向毛泽东表示了忠诚，党内还有谁不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呢？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18]
三 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中共高层干部对毛泽东的赞颂，从1942年后，日益形成风气，不管是在延安的领导干部，还是各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人，每逢重大纪念日，照例会撰文鼓吹毛泽东一番。但从毛的角度看，这一切并不完全说明中共领导层已对自己心悦诚服。写文章、作报告赞美、称颂毛固然很好，但很难说每一个人都能心口一致，只有结合实际――也就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既往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来进行检查反省，进而彻底否定原来的「自我」，才能表明是真正服从毛泽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名正言顺，即通过检讨党的历史――「学习路线」，明确何谓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何谓「错误路线」，进而联系领导干部的个人实际，对号人座，如此方能真正解除领导干部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失去最后的阵地，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灵魂和精神方面，毫无保留地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借讨论中共历史问题而树立自己权威始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因王明表示异议，会议于10月暂停。紧接着，毛正式在全党鼓动反教条主义，中间穿插了批判王实味，召开整肃文艺界的文艺座谈会，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领导部署审干反奸，继而在1943年3月，改组中央书记处，正式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教条主义宗派」早已溃不成军。但是，上层斗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除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未被触及。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从1943年9月到1944年4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贯彻、实现毛泽东整肃中共上层的意图。
毛泽东指令召开的这次会议，名曰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参加者却并非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在延安的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及来延安的一些大区领导人，计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中直机关、军直机关、西北局及各大区领导人：彭真、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毛泽东开宗明义，宣称要打倒「两个宗派」，一类为「教条主义宗派」，另一类为「经验主义宗派」。毛首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切人点是1938年中共长江局所犯的「新陈独秀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再引向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19]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20]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21]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22]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23]从此，王明、孟庆澍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
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在毛泽东的强势进攻下，除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几个毛、刘的亲信康生、李富春、高岗、彭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只能按照毛泽东开的方子，对号人座，分别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标签，进行自我谴责。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识别标签并不难辨。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直言不讳道，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大宗派来实行篡党」，除了他和刘少奇，其它的人都拥护王明、博古的路线。毛并警告道：「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24]
――意在告诫周恩来等休想逃脱。这样，凡是与王明、博古渊源较深，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杨尚昆等皆属「教条主义宗派」，而曾经与王明、博古有过合作关系的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邓发、李维汉、叶剑英等则属「经验主义宗派」。某些领导干部则身兼「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双重特征，如刘伯承等。毛泽东张起的通天大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都一网收尽。
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25]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26]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27]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28]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29]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30]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德怀，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彭德怀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须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31]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32]在返回延安后，彭德怀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33]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德怀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34]毛且将彭德怀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35]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毛泽东又颇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德怀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馀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德怀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在1943年4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德怀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了严格的白我批评」。彭德怀还回顾了他对毛泽东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后要向毛泽东学习。[36]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德怀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德怀的威望，毛泽东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毛泽东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德怀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德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德怀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德怀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泽东。毛泽东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37]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38]然而毛泽东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泽东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39]毛泽东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德怀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德怀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德怀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40]由于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泽东放过。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德怀的检讨是「勉强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确实非常了解，彭德怀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41]事实上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泽东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内有彭德怀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德怀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当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德怀的目的初步实现后，[42]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德怀，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在毛泽东要整肃的干部花名册中，除了彭德怀之外，陈毅是另一个需要「补课」的高级领导人。1944年3月，陈毅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这是他自1934年与中央分别后，十年来第一次与昔日的同志会合，但是陈毅来延安后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943年10月，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领导层，就陈毅在红军初期与毛泽东不和的旧事，对陈毅展开斗争，饶漱石等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1929年刘少奇即与饶漱石相识。当时，担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曾陪同刘少奇同去哈尔滨指导工运。刘少奇在干部使用方面极重个人渊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刘逐渐将历史上与其有旧谊的同志集合在自己的身边，予以提拔和重用。1942年，刘少奇奉命前往延安之前，委派饶漱石接替他所担任的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两职。饶漱石在三十年代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无论从党内资历和贡献看，饶漱石均不能与陈毅相比。刘少奇在新四军依靠文职干部出身的饶漱石掣肘陈毅等，这一切当然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打击当年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陈毅。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恐，显然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的明谕或暗示，饶漱石不可能也不敢对陈毅开展批判。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显地袒护饶。毛向陈毅明确表示，不愿听他谈与饶的争论，实际是在等待陈毅主动作出自我检讨，也就是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之前委书记的错误。为了当年这一「过错」，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在1930至1931年的「肃AB团」的镇压中，毛泽东的亲信、红一方面军肃反负责人李韶九准备对陈毅下手，陈毅对此已有预感。不久，陈毅果真被扣押，并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团」，刚好被路过的毛泽东发现，才被救下。以后，毛泽东将打土豪得来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陈毅才知道自己已无生命之虞。[43]1932年初，周恩来抵中央苏区后，陈毅受冷遇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周恩来为了安抚毛泽东，没让陈毅重回红一方面军，陈毅仅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远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时隔十年后，对于毛泽东的冷淡，陈毅完全明白其中之原委，陈毅难抑心中的郁闷，多次向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解释当年红军内部争论的内情，并且承认自己对此负有责任。陈毅性格豪爽，认为十年不见的毛泽东确实比其它中央领导人高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事实。陈毅并努力去发现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贡献，1942年陈毅远在盐城新四军军部时就发表文章，满怀激情地称颂毛的创造不仅对全民族具有伟大意义，甚至还可供其它各国所效法。返回延安后，在参与起草七大军事报告的过程中，陈毅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且相应批评红军时期某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在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陈毅起草的〈建军报告〉时，一些被陈毅的报告所触及的军队领导干部，「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44]
毛泽东对于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相比于性格孤傲的彭德怀，陈毅对于毛泽东显出尊崇、信服的态度。毛认为陈毅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则城府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斗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信任陈毅，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当薄一波前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时，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45]他们者，毛泽东、刘少奇也。毛、刘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陈毅返回华中，然而陈毅硬是不表这个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去东北，并陈述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陈毅的要求却不被毛泽东、刘少奇批准。毛命令陈毅前去华中，党内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仍在饶漱石之下。毛此举除了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互相牵致，也还有疑忌陈毅的另一层涵义。是故，1949年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只有华东例外，由饶漱石担任。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还策划召开了一系列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各部队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的宗旨只有一个：检查历史上谁反对毛泽东，谁支持毛泽东。在这类座谈会上，一些原党和军队领导人，如邓发、朱瑞、杨尚昆等均受到与会者的批评。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些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被戴上「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帽子，遭受指责和冷遇。
毛泽东整肃内部，重建新权威，一路凯歌行进。现在，毛泽东在心理上已彻底征服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改造中央」的前提――宣布中共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前为左倾机会主义性质，已被党的领导人所接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纷纷作出检讨，下一步就是通过正式的会议，将这些用党的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毛终于决定召开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四 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预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1942年10月19日至次年1月14日，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由任弼时领导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历时近三个月，参加会议的并非仅是从事西北工作的干部，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首长和各地前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列席了高干会议。中央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等依次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题除了动员检查「两条心、一条心」、部署审干、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检讨西北地区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而问题的重点在对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作出新的结论。
在任弼时、高岗的领导下，高干会议对原北方局派驻西北地区的代表朱理治和原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全面清算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高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46]会议作出决定：
一、修改1935年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审查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原决定在为刘志丹、高岗平反时仍批评了刘、高犯了右倾错误，现宣布原决定存在错误，将原错误责任人从戴季英（陕甘边政治保卫局局长）、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并且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对原陕甘负责人朱理治、郭洪涛作出处罚，将两人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
这个新决定对毛泽东日后作出正式的党史决定具有重大意义：
一、它开创了用两分法――即以「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为纲，总结党的历史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二、它将西北历史问题置放于全党的路线斗争的框架不予以认识，换言之，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斗争是全党路线斗争的一个缩影，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一方面，中央的错误路线危害了地方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地方错误路线的代表又是中央错误路线的代理人和党内基础。
194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会议所作的历史结论表示满意，毛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讲到两个重要问题：―、错误路线（毛尚未正式提出「王明路线」的概念）搞光了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和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二、西北的结论与全党的结论「是相同的性质」。[47]毛的这番话一方面已为日后的〈历史决议〉定下了调子，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是将西北决议当作是全党决议的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精神，1943年1月，任弼时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的总结报告，通过对朱理治、郭洪涛的批判，为以后全党的〈历史决议〉对王明、博古的批判确定了几个重要的口径。任弼时指出：
一、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之前为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陕北的情况只是全党的一个缩影。
二、朱理治、郭洪涛「品质恶劣」，「党性根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很高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在这里，只要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名字换上王明、博古，将陕北换成全党，就可成为对王、博的指控，日后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批判几乎使用的是与此完全一样的调子。
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苏区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损失了十分之十。
四、路线斗争正确与否对革命胜利或失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错误路线可以闹到亡国、亡党、亡头的地步。[48]
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且要求边区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所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讨论」。[49]
由此可见，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正式作出全党结论前先行了一步，其基本思路与以后的〈历史决议〉完全一致，只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更具理论形态，逻辑论证更严密。
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50]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馀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51]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52]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53]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54]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毛泽东为了避免斯大林的猜忌，在〈历史决议〉中对原先已准备彻底否定的几个中央历史问题在评价方而作了改动。
其一，关于中共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周恩来进入中央核心、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负责人的开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遭到与会者严厉指责，与此相联系，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否认中共六大。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放任这种对中共六大的指责――六大是在布哈林指导下召开的，而布哈林早已被斯大林处决，否认六大不致于得罪斯大林（将中共「机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归之于所谓德波林学派――与布哈林关系密切的苏联理论家――成为延安一种流行的说辞）。但是，否定中共六大，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
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
周恩来位居第三，
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
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五 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55]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56]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57]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58]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会作发言。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根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59]――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年末瓦窑堡会议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来到延安。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陈赓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就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60]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连，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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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培元：〈论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
[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57-58。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4-35。
[4]刘少奇：〈肃清党内盂什维主义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年），页1。
[5]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
[6]彭德怀：〈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4－15。
[7]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8、12、11。
[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2；另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页321。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9。
[10]陆定一：〈为什么整风是党的思想革命〉，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3。
[11]王稼祥：〈中共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12]博古：〈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20。
[13]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戕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
[14]艾思奇：〈《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请毛泽东思想〉，页21。
[15]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5。
[16]吴玉章：〈我的思想自传〉，载《吴玉章文集》，下，页1337-38。
[17]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的演讲〉，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页17-18。
[18]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页163。
[19]《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20]《谢觉哉日记》，上，页550。
[2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6-47。
[2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23]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8。
[2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9、290。
[25]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页128。
[26]博古虽然在1943年9月后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作了检讨，但仍未被毛泽东放过，毛在1943年12月28日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将王明、博古捆在一起鞭打，该电报对王、博均不称「同志」，并说「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博古当时境况的险恶。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49。另参见李志英：《博古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453。
[2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2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430、433。
[2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86。
[30]〈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43―1944），第14册，页142-43。
[31]《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2]《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3]《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4]《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5]《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6]《彭德怀年谱》，页275、280-81、289-90、281、290、295。
[37]《彭德怀自述》，页238。
[3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页14。
[39]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07。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40]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68-69。
[4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69-70。
[42]1945年彭德怀对薄一波说，他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参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页367。
[4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页560-64。另参见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1988年6月30日），载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139-40。
[4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323。
[45]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141。
[46]高岗：〈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1942年11月17、18日），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96。
[47]毛泽东：（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页36-37
[48]任弼时：〈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炮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10月。
[49]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页120。
[50]在1945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没有点王明、博古的名，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历史决议〉再作修改。点出王明、博古名字，作为附录收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以至人们长期以为王明、博古在1945年〈历史决议中就被公开点名批判。
[51]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0。
[52]数十年后的1968年，王世英因「刘少奇叛徒案」，被康生、江青等折磨死于秦城监狱。
[53]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01。
[5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22。
[55]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56]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57]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页15-16、8-9。
[58]《彭德怀年谱》，页297。
[59]参阅杨立：《带刺的红玫瑰花――古大存沉冤录》，页32-34。
[60]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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