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英�集(二)纪念王佩英！将谢富治等大大小小的杀人刽子手永远钉在历史�辱柱上！
王佩英纪念馆姓名：王佩英
奔走相告：王佩英成为台湾静宜大学唯一的"杰出荣誉校友"
王佩英之魂兮归来（首发《杂文报》，附公益启事）:身已去，魂归来;清醒于灾难年代;杀心之后再杀身;恢复铁骨与丹心
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诞辰95年周年、赴难40周年
黄方毅：在王佩英女士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朱先泽:王佩英烈士之歌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早于张志新的女英烈王佩英---希望到天国给他们赔偿（十一）
赵锐：胡杰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郭宇宽:寻找王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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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英纪念馆
生辰：1915年3月14日
忌日：1970年1月27日
籍贯：河南开封
地区：北京
国家：中国
王佩英（1915-1970），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未及成年父母便相继过世。16岁时，她成为当地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建校第一届的学生。初中刚毕业，她与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张以成结婚成家，开始相夫教子。她先后生了八个孩子，其中六男一女长大成人。
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支持丈夫的地下工作，王佩英不惜变卖家产。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王佩英随同丈夫调往北京，被安排在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工作。最初担任幼儿园保育员，1959年一次意外烫伤孩子后，她被调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
在大陆遭遇饥荒的1960年，张以成因肝病和营养不良去世，留下王佩英孤儿寡母八人，但王佩英并未就此怀疑时局。转折发生在1962年前后，在官方宣传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王佩英开始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单位安排去军博看雷锋先进事迹展览，她说："饭都吃不上，看那个有啥用？"1965年起，她的言论愈加激烈。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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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相告：王佩英成为台湾静宜大学唯一的"杰出荣誉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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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碟事
我是杨银波。只要你的圈子对这套书碟（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纪念会DVD、书籍《王佩英评传》）仍有期待、仍感兴趣，待你详作估计人数需求后，请直接向我报个索取套数（甚至可以大量免费索取），我当即向王佩英慈善基金会转达你的索取数量，基金会着手安排人员向你邮寄数套，供你赠送圈内亲友及同道，以此传递事迹，分享传奇，参与到这极具意义的公益行动中来。
并且，因你我之间已是彼此信任，此后，一旦你的圈子仍有书碟观阅需求，请随时向我报个索取套数，我仍会在第一时间把你的索取请求转达给基金会，绝不忽略你的任何一次索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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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耿直的青年杨银波（作家，签约公益歌手）
王佩英网站：http://wpy.zjgjz.net
杨银波歌曲：http://yangyb.17s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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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告事
王佩英：静宜大学唯一的"杰出荣誉校友"
静宜大学（位于台湾台中县沙鹿镇中栖路200号）在台湾建校于1956年，其前身是1932年建于河南开封的静宜女子中学，王佩英是静宜女子中学第一届优秀毕业生。
静宜大学目前的在校学生有12421人，其教育目标在于培育每一个学生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历来强调"全人陶成"与"追求真理"。
2011年12月3日，台湾静宜大学55周年校庆之际，校方授予王佩英"杰出荣誉校友"称号。王佩英是该校创建55年来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人。她1970年在北京就义时，亦是55岁。
静宜大学之颁奖词是："表彰王佩英一辈子坚持理想、坚贞不屈、为教育、真理、正义与社会服务的精神，其奋斗历程、卓越成就，值得静宜师生树立良好榜样，作为学习楷模。"
北京大中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筱萍代表王佩英领奖。北京大中投资有限公司由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创立。
此事已被《自由时报》、《中华日报》、《民众日报》、中央社、城市广播网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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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英之魂兮归来（首发《杂文报》，附公益启事）
油画"英雄母亲王佩英"油画作者：著名画家贺羽（中央美术学院，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上胡锦涛画像绘制者）
身已去，魂归来
41年前的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民众被组织起来参加"公审"20人，杀声震天。除遇罗克于3月5日就义外，其余19人皆于当日惨遭杀害，其中之一，即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犯"的55岁的王佩英，那时她已丧夫九年，被专政迫害五年。她留下噤若寒蝉的六子一女，无人抚养，街坊邻居可怜这七个孩子，微弱的人性光芒穿梭于那个近乎疯狂的阶级仇怨和恐怖杀戮，孩子们侥幸活了下来。那时未满22岁的第三子张大中，此后为母亲平反之事多次上访，且紧记母亲"要为社会进步多做贡献"的教导，于多年后奋斗成为大中电器创始人、大中投资及国美电器董事长，而其创业资金竟然就是1980年第一次平反王佩英时国家发的 7000元抚恤金当中的1/7――1000元。至于那张平反判决书，则是以"王佩英有精神病"为由，"不负刑事责任"。现已查实，王佩英当年没有精神病，但确已背负被残忍杀害的严重刑责，故"不负"之说实属荒谬。
2011年6月9日，苍天开眸，王佩英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罪，此前的1970年、1980年判决书被全部撤消，北京高院院长向王佩英后人致歉。这第二次平反，在互联网引起轰动，众网友在微博、论坛等奔走相告，感天动地。维基百科网站里的词条"一打三反运动"，记载着"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另一词条"北京工人体育场"，则记载着"1970年，遇罗克、王佩英等20名'现行反革命分子' 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仅此，即可说明王佩英已被永久载入史册。斯人身已去，但她并未随41年前勒死她的那条绳子一起淹没于史海，如今反倒是魂兮归来，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41年后公众与日俱增的觉醒与反省。王佩英本身的历程和呐喊之源，以及今天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所做的每一点微小的贡献，未来势必发挥秉笔直书的作用。
清醒于灾难年代
萦绕了张大中几十年的疑问"我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张可心（王佩英之女）、郭宇宽、胡杰一遍遍重新寻访当年的大批当事人后，被陆续揭开。虽然至今仍有关于王佩英的诸多原始材料未解密，但眼下所掌握的，已足以令天下人怆然泪下，同情者、崇敬者、反思者、支持者遍布海内外。在广东汕头，由汕头市原常务副市长彭启安在澄海塔山风景区推动建立的塔园文革博物馆，那里王佩英的肖像纪念碑傲然挺立，张大中的演讲和一批诗人的纪念诗亦被铭刻于上。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郭宇宽写下的《王佩英评传》，以及2010年3月27日北京500人公开纪念王佩英就义40周年的纪念会现场实况光碟，由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广泛免费赠送社会各界，数万人执于手中，众多图书馆亦纷纷收藏之，以期"鲜血不可白流，历史不容忘却"。
这套被视为"抢救历史"的书碟，我至今不知反复观阅并推荐他人观阅和免费索取了多少遍，遍遍屡有心得，最初的满脸泪水和振聋发聩之感，记忆犹新，似在昨日。纵观王佩英的一生，从接受"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的静宜女中（今开封八中）教育，到与张以成一起为地下党情报工作出生入死、舍尽家产；从35岁成为党员、40岁当托儿所保育员、44岁当宿舍勤杂工，到亲眼目睹三年饥荒之惨、老乡求助之悲；从1962年她对国家灾难再也看不下去，认为毛泽东在当时领导国家有误，到1965年被关进精神病院，被吃精神病人吃的药，被打精神病人打的针；从"被精神病"三年之后又被医院诊断为"无精神异常"，再被关进"牛棚"，反复遭受批斗和折磨，到被逮捕……截至此时的历程，至少她还是活着的。某网友评论说："如果她真有精神病，或许还能活命，可她就是太清醒了，是灾难年代里一个伟大的、不屈的、拒绝撒谎和盲从的清醒者！"
杀心之后再杀身
王佩英之死，无疑与她在公开场合呼喊拥护刘少奇的口号、书写诗词标语反对发动文革有关，那一年是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人人必须表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1968年。一直到被杀害为止，王佩英从来不曾低头，坚持立场。就算她被反绑双手、套上口罩连想用力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张可心都办不到，就算她在北京市各区及郊县被像牲口一样戴着嚼子遭受多次游斗、毒打，就算那个罪恶的1970年1月27日她被石头塞得满嘴皆是以至于下巴被卸去乃是何等的痛至骨髓……她都没有屈服，舍家为国，决意殉道，以生命维护心中的真理。在即将押往刑场枪决的囚车途中，她仍在奋力挣扎着，但她的滔天冤屈与浩然正气终究抵抗不过那条狠狠勒进她喉咙的绳子。如今被终审判决"无罪"的这两页纸，倘若焚为灰烬，也不知是否能让她那淌着血泪的大睁的双眼微微闭上？她的尸骨至今不知尚在何方，但至少她的硬骨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也存在于人民心中。历史会证明，就算她的骨头今后化为粉末，她也会在每粒粉末里微笑！
王佩英殉难于极左年代登峰造极之时，即文革最具杀气的"一打三反运动"，该运动重在"一打"（打击反革命）。从时间上看，她死于该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 1970年1月1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等人向上请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杀一批人，名单中就包括王佩英。1月22日，请示被批复。怎么定罪？交给各单位"讨论"，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判决书"，再组织十万人来看一起把这些人"喊死"，以暴民舆论杀心，以国家子弹杀身。荒唐的是，谢富治这样的人竟然杀人有功，扶摇直上，杀害王佩英等人后，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结果1972年他就病死了。不少人命惨死其手的谢富治，终究被开除党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1981 年确认其罪。
恢复铁骨与丹心
当2011年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后，张大中激动地在《炎黄春秋》写下大大的14个红字，"告慰英灵于泉壤，昭彰正义于神州"，并在公开信《苍天有眼，善恶有报》里呼喊："为人民呐喊的母亲永活我心中！为社会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当多条涉及王佩英的微博被转发数千次，张可心在网上沉重地写下："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如果能换来千千万万人的觉醒，母亲的死值得！"一时间，崔卫平、王小山、程青松、钭江明、王克勤等人在网上纷纷力推王佩英，连粉丝人数以百万为计的薛蛮子、徐小平、于建嵘、欧阳奋强等人亦参与其中。我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各阶层民众、传媒、互联网，以及众多国家官员，已在陆续公开表达对王佩英事迹的关切与震撼，共同反思文革，追溯精神，沉思内心。我辈幸逢其中，恢复记忆，拒绝遗忘，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留下精神的火种；弘扬正气，传播良知，为成长中的公民个体注入信念的劲力。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微微光芒，映作晴空。无论是推荐介绍、发表评论、组织观看、描绘图画、小说剧本、影像音乐，抑或其它林林总总，都是公民体悟与创造力的展示，都是思辨是与非、善与恶、功与罪的昭彰。
深度拓展王佩英这个传奇女性的宽度、长度与高度，横向之于当代，纵深之于历史，审视之于灾难，反躬之于自身，无一不是益事，乃是真正的公益。宽度，即横向，当代的、社会的，由单一推向大众深层，无限循环延伸，主要是"量"上意义的；长度，即纵向，是历史性的，关联过去、现在与未来，即相同或类似性质的追溯、审视、反思与展望，主观认识，法治思考，主要是"质"上意义的；高度，即立向，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向上攀登，追寻信念与信仰，精神价值内核，人文涵义根本，具有文明景观意义和思想上的继承与传播，是"质"中的最高质。王佩英已从尘封的历史中复活，她41年前的那双坚定、悲悯、忧愤的眼睛，仍在我们头顶上空俯瞰着此刻的人间。我们将为今天的人民留下一个怎样的国家，为未来的后人留下一种怎样的精神，为血肉之躯的自己留下一股怎样的信念，每个人或许都可将这位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普通的勤杂工视为参照，乃至标竿，从她身上寻觅到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毅与根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人原本就有的铮铮铁骨与炽热丹心。
附：需要王佩英的纪录片、纪念会DVD、评传的读者，可与王佩英慈善基金会联系，基金会长期免费赠送。您只须提供您的四项信息（姓名、电话、地址、邮编），并把这四项信息发E-mail到：wangpeiyingbj@gmail.com,wpyzl@vip.sina.com。亦可发手机短信到18725988330（只接收短信），或者电话联系基金会秘书组：010-88841602或 88841535。
清风徐来2011-10-19 23:38:17
深度拓展王佩英这个传奇女性的宽度、长度与高度，横向之于当代，纵深之于历史，审视之于灾难，反躬之于自身，无一不是益事，乃是真正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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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诞辰95年周年、赴难40周年
吴稼祥
3月27日下午，我用手机给新浪发了一条微博：
"参加张大中之母王佩英女士诞辰90（当时笔误，其实是95）周年纪念会。王女士因在文革前和期间，反对毛泽东错误领导，1970年1月被北京司法当局处决，1980年获昭雪。让人惊奇的是，一个文化程度不过初中毕业，职业经历不过机关宿舍服务员的女性，在那被洗脑的年代，何以能有如此清醒而坚定的政治良知，并为此付出生命。"
此条微博被网友多次转发，有表示悲痛的，有表示敬佩的，有表示想多知道一点情况的。郭宇宽写了一本未公开发行的《王佩英评传》，读之不能终卷，戚然潸然矣；纪念会上播放了大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观之不忍卒睹，有欲远屠场之悱恻矣。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生于河南开封市一个破落商人家庭，7岁亡母，12岁丧父，14岁继母病故，16岁考入当地的私立天主教教会中学――静宜女中。为保护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被其他亲属侵夺，认识为她辩护的青年律师张以成，相爱，并于18岁中学毕业那年与其结婚。张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该大学据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
随后几年，漂泊于保定、北平，1940年在她25岁时回到开封。次年，其夫张以成以枪杀日本人的罪嫌遭到逮捕和拷打，获释后陡生报国之志。1943年，他成为共产党在开封的地下情报员，并秘密加入共产党。王佩英则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没想到，她还是个团派的前辈。1948年10月，共产党军队攻下郑州。1949年，王佩英结束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生活，随其夫到了郑州，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0月，张以成从郑州调入北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王佩英被安排在院托儿所做班组干部。次年，是王佩英夫妇一生中最接近伊甸园的时光，在长女早夭，一连生了6个"秃小子"之后，幺女张可心扇着天使的翅膀，飞抵王佩英的产床。
好景注定不长，因为那个时代，是一座"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乔万尼.萨托利语）。1959年，因"斗争性不强"（作出这个评语的党组织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王佩英的"斗争性"），和一个小小的事故（一个小孩突然撞到端着热水盆的王佩英身上，烫伤了一小块皮肤），以及地主出身，结果，王佩英被贬黜到机关单身宿舍做清洁工。1年后，张以成病逝。
从1915年，到1960年，有45年生涯的王佩英，都是时代风暴中的一朵杨花，历史激流中的一片浮萍，任由异己的力量簸弄，从一个孤女，到一个颠沛家庭的主妇，再到大机关里的一个小职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弱小得不能再弱小，那个时代辉煌，无光可沾；那个时代罪孽，无罪可担。在丈夫身后，作为一个有7个孩子要抚育的母亲，最神圣的使命，莫过于忍辱负重，把他们养大成人。
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两件小事，让她意识到，人生中还有一种使命，比做母亲更为神圣。这两件事前面已经提到，一是1932年，她16岁时考入当地私立的天主教教会静宜女子中学，二是1950年加入共产党。开封历来是中国多种宗教繁衍之地，静宜女中是著名的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于1932年创办的，王佩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该校于1948年在解放军进攻河南的隆隆炮声中，被盖夏嬷嬷迁往台湾，成为台湾静宜女子大学的前身。显然，王佩英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宗教情感。宗教情感的核心是虔诚和救赎，虔诚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谎言地面对真相，救赎就是为受难者受难，为犯有罪衍的自己赎罪。
王佩英1950年申请入党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她眼里，是救世主，她心里怀着感恩的心情。丈夫的病逝，使她从虚构的天堂回到了真实的人间，她睁开眼睛，看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给她和丈夫家乡造成的苦难，饥饿的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群地死去。一个开封老乡告诉她：
"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
老乡还说，"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倒霉了。"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王佩英从多少渠道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只知道她了解那时的共产党变质了，从人民的救星，变成了人民的灾星。领导变质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她觉得，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负有罪责，从1962年开始，她先是想拯救他人，到处张贴标语，表达见解："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结果呢，毛泽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她自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检查。1965年4月，她知道，救人是没有希望了，还是自我救赎吧，她向组织要求退党：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党没有退成，精神病院进成了。她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3年之后，又被交给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革命群众"，在"牛棚"里继续关押。她在牛棚受到非人虐待，饭经常不给，罚跪，毒打是家常便饭，手反绑着，上厕所也不松开，只好让"棚友"帮忙解裤带，"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王佩英有一次怜悯道。
从那时，她大概已经知道，通过退党为自己赎罪已不可能，要赎罪，只能退出生命。她分别对自己的孩子表达过歉意，"孩子，妈对不住你们啊。"
在全国人民疯狂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之时，她却于1968年10月4日在牛棚食堂的聚餐会上，高喊"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一次群众批斗大会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却拼劲最后的气力喊道："打倒毛泽东！"造反派情急之下，把泥巴塞进了她的嘴里。
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王佩英的家乡开封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北京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怕她在公审大会上呼喊，被采访的几个知情老人说，她被事先卸掉了下巴，嘴上蒙着一只瘪下去的口罩，也有的说，她的脖子上被系上了一根细绳子，勒住咽喉，让她不能发声，因此，她并没有等到被押往卢沟桥被枪决，在囚车上就被勒死了。
在这次王佩英诞辰纪念会上，经济学家、铁道部前干部茅于轼沉痛陈词，说那场悲剧，虽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导演的，加上四人帮及其帮凶，也不过数百人，但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如果毛泽东和四人帮到美国搞，肯定搞不起来。
不错，我们都有罪，但用生命去赎罪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其中就有王佩英。孟子曾经转述过孔子定义的英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理亏，即使面对几个穷酸之人，我也不去威胁他们；如果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虽强加给我千军万马，也要孤身前往。
可以想象，王佩英当年自我反省，面对每个被欺辱的弱者，每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她觉得自己理亏，因为她觉得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执政党造下的孽，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需要忏悔，需要赎罪，替自己，也替她的党。当她觉得她的忏悔和赎罪，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迫害时，剩下的选择就是退党，与罪行划清界限。
当所有人，包括她希望拯救的人，都认为犯罪的不是她谴责的人，而是她自己时，她最后的选择，只有赴难就义，她做的，就是当年基督在十字架上，贞德在火焰中所做的，这不仅是烈士，也是圣女。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看它有没有未来，就看它有没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精神。
最后一个细节，并非没有意义。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成为全国著名的企业家，白手起家的资金，就来自于国家补偿他母亲生命的1000元人民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使基金"。
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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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毅：在王佩英女士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黄方毅
我应该向王佩英女士表示我本人和我姐姐黄当时，我们家第三代，十来口人的默哀。我孤陋寡闻，原来我只知道在八届十中全会讨论开掉刘少奇党籍的时候，党内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人投了弃权票，她在那里装睡。耀邦同志当年说，我们良心很自愧，我们没有像陈少敏大姐那样有勇气站出来。我没想到当年有大中先生母亲这样的。我们今天知道她，我觉得很自豪，我们国家和民族能有这样的精英，我再次向王佩英女士鞠躬。
我还要讲，我想起少奇同志说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对少奇同志有特别的感情，就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是文化革命中，我们学校到处贴满大字报，我和我姐姐黄当时都在，标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与党外最大的走资派黄炎培"，说刘少奇的罪行，黄炎培的罪行。确实，把黄炎培说是"党外最大的走资派"似乎是符合事实的，因为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京第二天，他接见的党外第一个人就是黄炎培，请到他住的双清别墅，因为黄炎培是他老师的老师，他当时很尊重黄炎培。就是那晚，毛请黄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袖解放后牵头中国的民营经济。毛请他解放后不再从事他之前从事几十年的教育，而专门做民族工商界的工作，向工商界传递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声音，也向共产党反映他们的要求，毛亲封黄为"中国民族工商界领袖"，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黄炎培是"党外最大走资派"的由来。特别是在1945年，共产党没有上台的时候，黄炎培跟其他五个参政员一起访问延安，他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跟毛泽东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长谈之后，对毛泽东，当时共产党的一些主张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当时共产党说，我们上来之后，我们要富国利民。我们上来之后，要实行民主。黄炎培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自己的疑问，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为了区域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亡政息'的也有，'政怠宦成'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听了兴奋起来，一拍腿站起来说："我们共产党找到一条出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条路，就是民主。"当时是1945年7月5日。黄炎培跟毛主席对话之后，毛连夜召集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段话，这个周期率的情结一直深深地扎在毛心中。黄与毛这段对话是被我母亲姚维钧记录在当时在国统区发表的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中，执笔人我母亲姚维钧。2009年是我母亲诞辰一百周年，一九六八年在文革中由于她对当时的抗争也跟大中先生母亲一样，被迫害致死。当时让她揭发中央的一些领导，让她揭发她的一些同事，我母亲坚决不，坚决拒绝往同事身上泼脏水，坚决拒绝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最后我母亲用自杀来抗争。因此我今天参加王佩英阿姨的这个会议，引起对我母亲的思念，我母亲姚维钧死的时候五十八岁，她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周期率对话的执笔人。解放后我们这个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父亲在解放后，对共产党在几个关键时刻，无论土改、统购统销、反右，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从而也为毛泽东所不喜欢，为此我们家七个人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中，我们家死了包括我母亲四条人命，因此今天我怀着一种特别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我想我就占用这五分钟时间，在此感谢大中先生。
2010年3月27日
编者按：黄方毅系黄炎培之子，此文根据现场视频整理。
人物档案
黄方毅: 男，1946年生，上海人。无党派人士，美国杜克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引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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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英烈士之歌
朱先泽
倒春寒天地反常
倒行逆施狂潮乱
面对大跃进饥荒三年灭顶灾
王佩英女士昂头挺胸站起来
大喊拥护好人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
应当让千万民众饿死者下台
在国人疯狂的岁月她格外清醒
魔鬼却把她推进精神病院
灭顶海啸文革掀高潮
暗无天日时王佩英同志怒发冲冠
她敢于说任何人都不敢说的真话
她敢于揭露黑暗中的黑暗
她在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员的忠实朋友
她在1950年已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却有火眼金睛
她生活在最底层能听到大地的呼声
她与遇罗克同日遇害于北京城外
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黎莲都是她的好姐妹
她们是解放后的英雄刘胡兰
她们是人民拥护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害怕人民说话的暴君真不象话
刀割喉管、竹刺舌头、口塞毛巾石头
杀害无辜、活体摘肾还索讨子弹费
可怜可敬的王佩英烈士啊
你在囚车里还在挣扎于是被罪恶之手卡死
你死不见尸连骨灰也不知在哪里
但丁的《神曲》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人间地狱
万里长城无法阻挡孟姜女的哭喊
绳捆索绑脚镣手铐插翅难逃的囚犯
为何还要卸掉她们的下巴
为何还要在囚犯嘴里塞进抹布
为何还要把囚犯戴上口鼻罩
许多高音喇叭震耳欲聋还不够
万人齐声高呼口号甚至拳脚相加
不就是独裁者外强中干内心十分害怕
害怕任何人说出心里话
纸老虎还不如豆腐渣
王佩英烈士啊
现在有狼群嚎叫
有人在唱"文革就是好"
您迟到四十年的彻底平反像一声春雷
也像海边礁石可以迎接恶狼狂潮
觉醒了的人们才敢说真话
民主的红太阳啊
早在亿万人心中高照
欢迎您凯旋
想听您再为大众说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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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郭宇宽
1966年，毛泽东终于在充分酝酿之后，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此时像一只被粘在蜘蛛网上的蜻蜓，完全无还手之力了。他甚至向毛泽东提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辞去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田。这可以看作是向政治对手认输臣服，甚至求饶的表示。但作为一个从延安时期就一路走来的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这样的举动又显得何其幼稚？他对这位"亲密战友"难道还没有一点最基本的了解么？如果是蒋介石，对那些曾反对过他甚至发动政变的人，以中庸之道宽待之，也不奇怪。而毛泽东已经运筹了这么久，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不是简单的弄死，是要杀鸡儆猴、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昭示胆敢不臣者的下场，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他的威严。怎么可能让他"解甲归田"呢？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叫陈少敏的女干部被称作"刘少奇冤假错案中惟一的良心"[1]，原因是她是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唯一一个拒绝为开除刘少奇党籍举手的人。在所有人齐刷刷举手表态的时候，她伏案不理会。后来遭到打击也坚持认为"刘少奇没有反毛主席"，"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其实，长久以来并不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王佩英的信念比陈少敏更加透彻，甚至比刘少奇本人更加坚定！她的完整逻辑是："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因为他已经成了和斯大林一样独裁的暴君。刘少奇就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怎么样呢？在反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并没有错"。
被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那应该就是药物的作用。但即使这样，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在病历中可以找出这样的医生诊断，1965年12月20日的记载中写到"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2]这里体现的信息是，之所以把王佩英收进精神病院，关键是其言行"对社会影响不好"。
随着文革的展开，到了1967年的7月，北京已经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布了"公安六条"，用专政机器为文革保驾护航。"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而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其中第二条又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到了1968年，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于是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要求单位接回。病历上是这样写的："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那是初夏的一天，张大中正好在家，书记王世彦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世彦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说："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张大中感觉可能是母亲给送回来了，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或许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收拾好了这几样东西，他自己却不敢去，叫了小妹妹可心给送去了。
此时的王佩英，已经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她被关押的地方离家并不远，同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里，是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一些表现积极的所谓"革命群众"来看押、管教被"专政"的对象。
下午时分，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按照别人告诉她的门牌号，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光景里，一幕景象永远地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了，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时间，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的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说话，更不让她喊出口号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过一个故事"屠者许方，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角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刳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他描述那头驴"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看到这里，我总是觉得毛骨悚然。人怎么能残酷到如此地步，你要杀人家，你要吃人家的肉也就罢了。还要捂住人家的嘴，剥夺其呼喊的权力，就连豺狼虎豹也不会这么恶毒。当遭受凌虐而又箝口不能作声时，一头驴尚且"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何况是万灵之长的人呢？
纪晓岚写这个故事是为了宣传因果报应。他笔下那个屠夫"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并且断子绝孙。据说毛泽东也很爱看《阅微草堂笔记》。在他统治下，哪怕是那些曾为他打天下出生入死的骨鲠忠臣，也都被他折磨到生不如死，他有没有想到过一点点报应？对比来说，蒋介石对政治对手要宽容得多。即使这样，他晚年皈依基督，在士林官邸边上修了一个家庭小教堂，每日祈祷忏悔。而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似乎至死对他做的事没有一点点惭愧的表示。今天在一个叫"乌有之乡"的网站上，居然还有人还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搞得好，赤裸裸的说"林昭活该"。也许毛泽东和他的崇拜者们真的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所以有人记得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和几位一同被监管的"现行反革命"、"走资派"每天除了时不时遭受讯问和虐待，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难友回忆，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偌大的仓库里，许多菜叶烂得黏呼呼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再比如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而且，甚至没任何人要求她，她默默无声闷头干着，别人并没有一直盯着她，王佩英完全可以偷偷懒。[3]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你让我劳动我就加倍的劳动，但前提是我不能作恶，不能撒谎，不能违背良心。当造反派逼她认罪的时候，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
非但遭到什么样的折磨都不认罪，而且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用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是类似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几个日子王佩英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4]
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的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的遭遇，就是她被造反派七手八脚的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说"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最后一次大概就在10月4日。此时，她已经没有可能慢条斯理的说话了，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这个口号今天看来是偏激的，但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她就是要和这个癫狂的时代唱对台戏，你们越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她越是要说"刘少奇万岁"。
齐克琦、刘克英等牛棚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最后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5]
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在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可以赤裸裸的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
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1] 见凤凰卫视的"风范大国民"
[2] 有很多研究表明包括在如前苏联的极权体制国家，精神病院实际成为惩罚异议者的制度性犯罪，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极权的意志。比如贺子珍在被毛泽东抛弃以后，大概有些想不通的情绪，也是被送进精神病院。
[3] 以上主要是监友齐克琦的回忆
[4] 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5] 这一段为王冠云回忆，她文革期间是专业设计院留守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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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郭宇宽
1969年的11月份,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据说他被运到开封时，直到他死都一直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1]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而刘少奇所住的小屋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号。这里据说是毛泽东除了中南海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这座专为毛泽东修建的行宫式别墅，建于大饥荒的1960年，是为了无产阶级领袖能够更好的休息和思考。毛泽东常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每次来，除了张玉凤们，他会随身带来两位厨师，―位负责中餐，―位是西餐师傅。另外东湖宾馆还专门为毛主席配备了―名厨师，负责烹饪本地菜肴。[2]这样他可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全国的政治此时都在围绕着毛泽东一个人转。毛并不愿意总待在枯燥的北京中南海里，他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中南海。如果他需要，可以叫全国各地的大员们来觐见他。毛很多时候会做出一些出乎人们预料的安排，或许他需要以此来保持他神秘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形象。
此时毛泽东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刘少奇了，他在盘算的是如何控制住另一个"亲密战友"林彪。中国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下的一盘棋，而刘少奇甚至林彪都只是他的棋子。他曾经借助刘少奇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彭德怀；又借助了林彪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刘少奇，现在他又在寻找下一个对手了。中苏交恶之后，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副统帅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是个被视作"接班人"冒犯领袖的事件，因此下一个要被修理的就轮到林彪了。[3]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在权力上已远远超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德国纳粹党群众集会的启发，至少在中国，毛是原创性的发明了一套仪式化的全民动员手段。
在一些纪录片中还能看到当年这样的景象：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4]
今天看这些影像，会觉得全国人民像都吃了摇头丸，那种癫狂而又虔诚的表情绝对会让人感受到邪教的力量。但确实人性就具有天然的弱点，会在这种狂热的群体中找到一种幸福感。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不需要思考的，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大脑就代替了全中国的大脑。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非常怀念那种令人陶醉的纯美情绪。对他们来说，还有比不需要动脑子更幸福的事情么？
更具有裹挟性的全民仪式，就是批斗大会，创造性的把杀鸡儆猴的把戏变得富有剧场效应。
这种手段是古代帝王们所想不出来的，当年司马氏夺权后，要铲除曹氏势力中的不服从者，大有清望的嵇康首当其冲。《晋书・嵇康传》记载"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刽子手能让一个囚徒在刑场上手挥五弦，赴死是可以如此高贵和优雅的。在"万恶的旧社会"，政治斗争虽然也血腥，可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对于超越政治的人格尊严，不论哪一方的政治阵营都是有基本的尊重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嵇康、文天祥，对史可法、谭嗣同，"刑于市"除了惩罚也是对其节操、求仁得仁的一种成全。
而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和他的爪牙们，对想铲除的对象是不会有这种仁慈的。让一个人死，太容易了。这远没有达到领袖的目的，必须把一个反对者作为道具，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全面的羞辱，要胁迫他的"人民"都参与这一仪式，成为他的共谋。对待彭德怀是这样，对待刘少奇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对待像王佩英这样的民间反抗者。
但王佩英并不配合。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在文革中，许多曾在过去革命中出生入死的高级党员干部，被毛泽东亲自打倒时，大都是非常的顺服。至多只是辩解，自己是冤枉的、自己并不反对毛主席。甚至毫无尊严地被折磨致死，也少有象王佩英一样坚持"我就是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不对"。他们难道是胆小鬼么？他们当年在国共战场上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些地位都很高的干部，和王佩英的差距不在知识和阅历，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勇气，而是独立人格。彭德怀难道贪生怕死么？周恩来难道贪生怕死么？他们怕的不是死，而是体制，是被"组织"所抛弃。当"组织"被一个人所操纵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甚至没有勇气去质疑"组织"也会是错误的。在组织中，他们是勇敢的，他们可以为"组织"而牺牲。离开了"组织"，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而王佩英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不同的地方，只是她坚持了一个基于常识和逻辑的基本是非判断。即便"组织"胁迫，也不能让她哪怕是装作认可，她以为是错误的事情。
集中在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被批斗的人要被革命群众以"喷气式"的方式做低头认罪状，而"人民群众"也有角色要扮演，要在带领下歇斯底里地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当大家喊口号的时候，王佩英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
一开始一些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会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王佩英骂他们"你们真不如国民党"。到后来，干脆批斗的时候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王佩英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5]曾有一次，在57中操场上举行的，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上，当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要三个人才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脚上的一只鞋袜都掉了[6]。
批斗大会要达到的效果，是反革命分子低头认罪、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给更多的百姓带来杀鸡儆猴的震慑。而王佩英的不配合自然是"反革命气焰嚣张"的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影响极为恶劣"。
张家大嫂扬永茹的一个舅舅和舅妈在海淀的四季青大队，因为出生不好，经常在批斗中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陪斗"王佩英的批斗会。杨永茹文革后期嫁入张家时，与娘家人一提婆婆王佩英的名字，他们立刻就想起来"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就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横扫全国，却不能让一个女子顺服。王佩英当然不可能比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力气大。在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完全是在蔑视这种红色恐怖。你们可以靠几个人的力气让我低下头，但我不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我不怕你们！
当局显然不可能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嚣张下去。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7]，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月27日，离这一年的除夕夜只有九天了。这本该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刻。全北京市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8]北京工人体育场是1959年全国总工会建造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够容纳的观众也是最多的。当年第一届全运会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刘少奇还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中，它承担的主要职责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再被囚禁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清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这些人是异教徒、是魔鬼，伟大领袖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些魔鬼搞破坏造成的。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鲁迅死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被打跑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鲁迅不会想的是，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象胡俊三这样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战友，他们当年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1949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么？！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
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着嚼子或拿抹布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原来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讲几句心里话都承受不了。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他们挖空心思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后面让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人民群众"也看不到。
后来有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9]
在这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
终于，为她所看见和相信的，王佩英做到了，完成了，见证了。
这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张家的孩子们全都知道，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他们又得小心地、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悲伤。他们是王佩英在尘世的念想，生活还要继续。
今天，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并不后悔。
[1]吴志菲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2008年4月《党史纵横》
[2] 长江日报 记者蒋太旭通讯员杨文 "1969年，毛泽东在武汉过76岁生日"
[3] 汪东兴 1969-10-17 "毛主席烧了林彪的第一号令"
[4] 中国青年 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
[5] 王冠云曹桂芬等目击者回忆
[6] 据张大圃的班主任杨老师讲述
[7] 现在即使王佩英已被正式平反，并被称作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关于她被迫害的关键档案，依然是机密，即使家属也无法看到。
[8] 工人体育场在足球赛的时候，有观众席八万多，办批斗会时，球场外围也坐上观众，大概10万人是其极限容量。
[9] 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张可心在母亲平反的时候，作为家属代表的发言也提到了这一细节，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可惜的是，今天大中和可心包括当年平反王佩英专案组的成员都不记得准确的信息来源，在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当时的具体情形，今天已无法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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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张志新的女英烈王佩英
---希望到天国给他们赔偿（十一）
早于张志新的女英烈王佩英 - 金汕 - 金汕博客
为民请命的女英雄王佩英
早于张志新的女英烈王佩英 - 金汕 - 金汕博客
一声罪恶的枪声，让7个孩子成为孤儿
早于张志新的女英烈王佩英 - 金汕 - 金汕博客
王佩英的三儿子张大中是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为国家安排了两万多就业人口
人们都已熟知文革中的女英烈张志新，她为了民族不再遭受苦难以死抗争，死前被毛远新命令残暴地割喉，献出宝贵的生命。但在张志新之前，也有不少女英雄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的前途和百姓不再被涂炭而英勇牺牲。王佩英烈士便是其中之一。
王佩英96年前生于河南开封市一个破落商人家庭，7岁亡母，12岁丧父，14岁继母病故。人生的三大不幸她都遭受了，幼年丧母，中年丧夫并丧长女张玲玲（夭折）。
王佩英16岁考入当地的私立天主教教会中学――静宜女中，接受了良好的人道主义教育。
王佩英1934年王佩英与张以成结婚。张以成比她大4岁，当时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这所学校在民国时期是赫赫有名的学校，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在它基础上建立的。张以成抗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在郑州、开封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王佩英变卖私产资助、掩护张以成的地下工作，协助开封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8月王佩英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在郑州解放前夕参与了地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49年郑州解放后，王佩英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王佩英于1950年成为中共党员，她常说"要为劳苦大众"，那正是她的入党动机和行为准则。从王佩英的履历看，是从少共布尔什维克到共产党人的历程。
1955年10月王佩英从郑州铁路局调入北京，先后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1959年调专业设计院总务科在单身宿舍任服务员。她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勤恳而尽心，对同事也总是敦厚而友爱，从不以自己对建国的贡献索求个人的地位和待遇。后来，她的丈夫不幸病故，她还买了毛泽东半身石膏像，教育子女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党走。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王佩英知道中国所有陷入极度困难，无数生灵非正常死亡，她感到痛苦万分。她觉得对党对国家的热爱绝不是看着百姓受苦还高声赞美，她从家乡河南确切知道，有的村因饥饿竟然没有几个人活下来。她身居北京，虽然直系亲属没有死亡的，但死去的那么多人毕竟都是同胞，她决心不惜舍弃小家为国家的前途呼喊。
她公开站出来大声疾呼，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一把手负责，他应当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的灾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佩英针对的是重大失误的最大的责任人，而非政党。她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苦撑危局很是钦佩，这种朴素正确的言论体现的洞察力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文革前铁道部基层组织将她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当然这种举动也有送到精神病院反而可以免遭挨打的因素。
1966年毛泽东发动并领导的文革浩劫使全国陷入混乱。坚持真理的王佩英于1968年被关押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反复遭受批斗和殴打，但她坚贞不屈，绝不反悔。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 工贼"之后，她愤怒地当众呼喊"刘少奇万岁"。更残酷的肉体折磨接憧而来，1968年10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了王佩英。她被捆绑、毒打，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区游斗。嘴里塞进砖头，下颌生掰成脱臼。如此酷刑在中世纪都罕见，但她不向邪恶的暴力低头。1970年初，北京市革委会保卫组根据文革部署，提出将王佩英判处死刑。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准文件，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同日遭杀害。
一个替无数老百姓申冤、为民请命的伟大女性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下，她死前表示无怨无悔，只是挂念7个孩子，尤其是幼小的女儿。
1979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向中共北京市委送交"关于王佩英案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案下达了"刑事再审判决书"，做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并于5月8日召开平反大会。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王佩英无罪。
王佩英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如果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有她这样的素质和性格，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不会持续那么久，大跃进后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不会发生，文革也就搞不起来。
王佩英在天国会感到欣慰，我们的时代毕竟前进了，尽管道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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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锐：胡杰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作者:赵锐 时间:2010-06-12 10:18 点击:2062 次
第一次听说王佩英，是去年上半年在胡杰先生家中吧。当时在胡家客厅看见一副未完成的油画：一位清秀端庄的女子，垂着两根长辫子，她肃穆地抿着嘴，眼神有些凄婉。胡杰先生介绍说："她是七十年代被枪毙的'反革命'，北京的，我正在做她的纪录片。"因为对王佩英过于陌生，我很快就淡忘了这个名字，直到在2010年第5期《炎黄春秋》上读到郭宇宽的文章《寻找王佩英》。
一见标题旁王佩英的照片，我立刻忆起胡杰先生的油画，心想新片子也该诞生了吧，不知何时有机会一睹为快呢？我对胡杰先生的纪录片十分关注，从《寻找林昭的灵魂》到《在海边》、《远山》、《平原上的山歌》、《小天使》、《阴道独白》，再到《为革命画画》、《中原纪事》、《粮食关》、《我虽死去》、《国营东风农场》，他的每一部片子都闪烁着独特的人性光辉，引发我持久而深入的思考。
仿佛心有灵犀，读完文章不久，居然收到胡杰电邮。他告知我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已经杀青，只要向一个信箱发邮件索取，就可以获赠免费碟片。我当即发送邮件自报家门，三天后，一封特快专递到我手中：内有一本今年第5期的《炎黄春秋》，以及与正式出版没有二致的一套（两张）碟片。邮件系北京大中投资公司发出，碟片封函上有张大中的题辞："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纪念母亲王佩英就义40周年"，背面有"免费赠阅，函索即寄"的字样。从《炎黄春秋》的文章得知，王佩英的三儿子张大中现为身家数十亿的成功商人，京城知名度颇高的大中电器连锁即其旗下产业。看来，胡杰的这部新片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儿子追思母亲的产物。
王佩英，女，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是一个商人的独女，从小家境富裕。然而，她未及成年，父母和继母即相继过世，只留她与丰厚的遗产和忠实的保姆相伴度日。16岁那年，她考上当地的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可刚刚初中毕业，她便与一个叫张以成的大学毕业生结婚成家。从那以后，相夫教子成为她生活的重要内容。她先后生了八个孩子，其中六男一女长大成人。
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佩英经常变卖家产支持丈夫的地下工作。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1950年，王佩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王佩英随同丈夫全家搬迁北京，她被安排在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工作。最初担任幼儿园保育员，1959年一次意外烫伤孩子后，她被调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1960年，丈夫张以成因肝病去世，留下她孤儿寡母八人。之后不久，王佩英买回一尊毛泽东胸像放在家里，她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大饥荒发生后，面对饿殍遍野的现实，王佩英开始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少奇同志是好人"、"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赫鲁晓夫说得对"。1963年，王佩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1965年，王佩英坚决要求退党，她表示："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口头申请得不到答复，她又上交书面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
1968年，王佩英被送进单位的"牛棚"，经常被造反派们批斗、殴打，但她还是一有机会就大声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单位不敢承担责任，要求公安部门把她收监。审判人员威胁，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儿女了。王佩英痛哭流涕，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1970年1 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公审"。据称每次被揪斗，为防止"反革命分子"出声，她的下巴关节都会被强力拉脱臼。最后一天在体育场中央，王佩英一次次全力挣扎，一次次被暴力镇压。她的咽喉被一根细绳紧紧勒住，以至于她最后还没来得及到达刑场，就在半路上被勒死了。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昭雪，张大中得到一千元抚恤金――母亲用生命换来的钱成就了大中公司今日的辉煌。
胡杰的镜头语言越发成熟而流畅了，第一张片子《我的母亲王佩英》如行云流水一般，通过张大中、张可心兄妹对往事的探究，为我们一点点还原了王佩英不同寻常的人生。一个不为人知的清洁工，一个大大小小七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中年丧偶的家庭妇女，她凭什么会有那么卓绝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去抗争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专制和独裁？和林昭不同，她不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写不出发人深省的文字，说不出令人叹服的言语；和张志新不同，她不是见多识广的国家公务员，没有丰富细腻的情感，没有曲折微妙的故事。王佩英就像中原大地上一株憨实的高粱，该发芽时发芽，该抽穗时抽穗，该孕育时孕育。当暴风骤雨强迫大地上的所有生物都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时，王佩英这株憨实的高粱却出人意外地迎风挺立，根本不在乎自己可能会被连根拔起，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没有第二张片子《王佩英女士诞辰95周年纪念会现场实况》，第一张片子可能就显得相对单一了，那是因为纪录片的表现方式毕竟还有它的局限。张大中先生策划的这个创业30周年暨母亲诞辰95周年、母亲就义40周年的纪念会很有胆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批中国人如此庄严隆重地公开聚集在一起，毫不遮掩地声讨文革之罪恶，面无惧色地控诉毛泽东之独裁。纪念会显然是在一个高档酒店进行的，华丽的会场布置得宛若人民大会堂，王佩英那张垂着两根长辫的经典照片高悬中央，她那凄婉的眼神让每一个在场的人心灵震撼。与会者以耋耄老人居多，他们一律身着正装，显得格外庄重体面。
整个纪念会可圈可点之细节颇多，最让我击节叫好的是茅于轼先生和他的讲话。茅先生的敢言直言是出了名了，可即便如此，他当天的发言还是让我一阵阵惊叹，比如他说文革是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犯罪；比如他说不能把文革责任推到毛泽东一人身上，因为草民百姓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他说如果毛泽东和"四人帮"在美国发动文革，肯定没人理他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自省……茅于轼高度评价了王佩英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称她为中华民族的烈士，认为她比许多牺牲战场的烈士要伟大得多。"不要说大家都像王佩英一样，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那样坚守良知，这一系列悲剧就不会发生！"当茅先生高呼"冤有头、债有主，欠下的债一定要还，这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承担历史的责任"时，现场响起了共鸣的掌声。
黄炎培的儿子也上台发了言，他说黄家在文革中有四条人命，母亲是因为不愿自污污人，被迫在58岁那年自杀。他向王佩英的照片一再鞠躬，由衷表达对这位非凡母亲的敬意。最后，刘少奇的小女儿刘源源和张大中一起，为中央美术学院贺羽教授所作的王佩英巨幅油画揭幕。随即，人们纷纷走上前来，在王佩英油画前献上洁白的百合……
看完片子我给胡杰先生发短信，问他是否可以公开那个免费索取碟片的信箱，他回复："是的，你帮助把这个消息传到网上。希望更多的人都去索取。谢谢。" 于是我当即打开电脑连夜写下上述文字，并把可以免费索取胡杰新片的信箱公布如下：wpyzl@vip.sina.com。愿朋友们都能记住王佩英，愿朋友都能分享这部片子。
来源:仙林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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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王佩英
郭宇宽
2010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27日。（[70]刑字第19号）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被平反，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成长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在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儿"。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在他的反复上访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80]中刑监字第295号）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文革的时候，国家给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在张大中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如果她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刺激了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后来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她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老大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杨永茹讲述。在采访杨永茹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是提到很多事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但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时，我和他握手告别，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第一次想把手抽出来，都没有抽出来。
张家的几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在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对母亲也都有独特的回忆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非常仗义，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间颇有一些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家庭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发言，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直到现在，他们也往往为其60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也难于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最难采访的是她的同事，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在问及关键问题的时候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就是主动参与迫害了他母亲，他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我有些怀疑，有些人真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过意不去吗？
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据文革前的外调材料，王佩英的童年过着"剥削阶级生活"，家里有两个保姆。７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那年，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还有20多间房产，3亩多坟地，应该还有一笔钱和家当。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但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1949年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王佩英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据一些校友回忆，这所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王佩英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当年就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张以成，1911年出生的河北人，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他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做律师。他在帮王佩英和她的远房亲戚打官司时尽心尽力，官司打赢了，两人也恋爱了。
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原来张以成生活困顿，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是出租一些空闲的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到北京谋求发展，但"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11岁夭折。1937年，张以成再到北京找工作，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张以成化名"路平"当小贩卖药，每个月有几元钱的收入。
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卖药生意也收入微薄。1940年，大儿子张运生出生。张以成记载，"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儿子喂奶，十分艰难。
1940年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女儿玲玲,还有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家乡。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了下来。 1941年秋天，张以成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但是就在这年的冬天，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平宪兵队，押在监狱里。起因是，他的一位在北平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北平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因此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是变节分子）。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变卖家产托人疏通。后来，打死日本人的那个好汉被捕了，张以成被放回了家。虽然生活平静了，心理还是不平衡。有时候会和好朋友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吗（全文11000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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