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4日石家庄经历纪实
2009年的3月4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也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日子。
这天，曾经中国乳业巨头之一的三鹿集团剩余资产将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被彻底拍卖（最后的结果实没有任何悬念的把三鹿集团转移到了三元的旗下），这个拍卖或者叫转移也标志着这个让无数家庭痛苦的企业名号就此将彻底消失了，也就此掩盖了某些良知丧尽的人曾经犯下的罪行以及这个事件中太多的丑恶与黑暗。
这个事件回过头看，除了田文华以及其他几个曾经的三鹿领导受到了一些走形式的处罚外，以及三鹿集团的标志被替换上了三元的标志，实在感觉不到这个让人伤心的企业有什么明显的创痛和应有的惩罚，给我明显的感觉是：三鹿集团以及石家庄、河北省政府、质检总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得到的惩罚与麻烦基本上是完美的解决了，而众多家庭的问题还在延续，他们的权益何时能得到完善都也许没有了着落，给予众多家庭的伤害基本上就如此悄悄的过去了……
在这天，应该有很多思索，也应该有很多良知的声音在表达对三鹿被拍卖转移的质疑及意见。
我的孩子不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但同作为三聚氰胺受害家庭我们理应表达我们对待这个事件处理方式的不认同。我的孩子消费过的三聚氰胺产品名单如果列出来一定会让所有人震惊的，我们的孩子简直就是三聚氰胺的浓缩版，05年2月出生后为了补充母乳临时不足过渡消费了2罐多的含有三聚氰胺的雀巢奶粉外，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消费了目前发现的所有三聚氰胺儿童食品：亨氏米粉、蒙牛、伊利、光明、三元等陆续被发现有三聚氰胺几大品牌的牛奶、酸奶、奶片、奶酪，以及其他被发现有三聚氰胺的：旺仔牛奶、大白兔奶糖、乐天小熊饼干、肯德基和麦当劳的牛奶、奥利奥的饼干、达利园的蛋糕、好丽友的蛋糕、M&M巧克力豆、徐福记糖果、吉百利巧克力、阿尔卑斯奶糖、甚至于我们消费的午后红茶（爱人喝的时候孩子也喝）、立顿奶茶（我以前喝的时候孩子经常抢着喝。
作为一个消费三聚氰胺已经几年的孩子的父母，我们有太多的愤怒以及对待三鹿集团处理方式的不认同，因为对三鹿集团的处理就是整个三聚氰胺事件处理态度的一个缩影，众多家庭的权益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就基本上把那些伤害我们孩子的企业以及相关的责任官员都保护了起来。除了一个三鹿以转移身份的方式继续“辉煌”下去，其他那些企业应有的罪责承担了吗？他们该有的惩罚怎么就悄无声息了呢？某些罪不可赦的昏官大佬不知道又到哪里升官发财去作威作福危害百姓去了，对他们的追究好像也不再允许提上来了，这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哀吗？我们所有受害家庭的悲痛与屈辱怎么能得以安抚呢？
说到三鹿，太多家庭是更有意见的，官方在没有彻底解决众多家庭的实际利益的时候就过早的同意了三鹿集团的破产申请以及人为的把三鹿集团集团弄入了所谓的拍卖转移程序，并且没有我们受害家庭的任何介入，太多家庭对这样的处理方式都是不认同的、是有很多意见的。并且据我们所知三鹿被拍卖后的的所得资金也不被用于受害家庭的利益的继续补偿，我们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实在无法理解这个伤害了无数家庭的企业最后的剩余资产，作为受害家庭都无权再过问，不能不说是悲哀。一个伤害无数家庭的企业就如此被合法的转换了身份，让很多家庭在今后没有了诉讼的主体，这些家庭的合法权益在今后如何得到完善呢？三鹿集团的转移几乎做到了完美，但谁真正的关心过那些被严重伤害的家庭破碎的心呢？
带着一些不认同以及意见，我约定了北京的另一个家长刘东林在当天要赶赴石家庄中院关注这个资产转移以及对到场的媒体表达我们的意见。
为了能在3月4日上午能及时赶到石家庄中级法院，我们约定了提前一天就出发先住在石家庄，但在临行头一天我们就麻烦重重，我在3日上午就被通知将有我们当地的公安局等部门与我过来谈话。中午刚过，几个公安人员就来到了我家，告诫我不要去石家庄，我对他们对无理要求给予了回绝，我质问他们：“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去关注三鹿拍卖以及表达我们的意见呢？我们的自由为什么总是要受到限制呢？我们的事情触犯了国家什么法律了吗？”
与我一个多小时谈话未见成效后，他们先走了，我也抓紧吃饭准备去接刘东林，但就在吃饭的时候接到刘东林电话说他也被扣留在了他那边的派出所，明确要求不能去石家庄，我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是震惊与气愤，我们作为受害家长以及国家的公民为什么没有权利去关注伤害众多孩子的企业的事情？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已经伤痕累累的家庭继续伤害？
刘东林电话里对我说，今天无论如何都是要去的，让我在约定地点与他不见不散。
临近4点我从家里出来，刚走到自己的车前，一辆警车就开了过来，一看是我们当地的派出所长，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也下车又对我说：今天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我当即质问他为什么，他也无言以对，就说是上面的指示，我与他解释了足足有40多分钟，无效后我也气愤了，明确对他表示不要再无理阻拦我正常的出行，我做的事情没有违法任何国家法律，如果违法了国家的法律，可以随时强行逮捕我，如果没有请不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即便提出这样的强烈抗议，他仍是坐在我的车上拖延我并电话通知了其他警察过来。
20分钟左右，又来了一辆警车2个警察，仍然要求我不能离开，我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今天非要限制我的出行，请给我出具相关的法律文书说出理由，否则是滥用职权任意干涉我的我的人身自由”，最后在我执意要走的时候，又来了一辆车，那个人下车后仍然强硬的对我说不能走，并拉我说找个地方谈谈话去，我表示了有权拒绝与他的谈话，并再表示如果我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可以强制逮捕我，并继续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王法如此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时间就被他们无理地拖延着，最后接近5点半的时候，我实在无法忍耐，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我在6点前仍不让我离开，我将立即通知我能联系到的所有国内外媒体来我家关注这个事情，最后，他们看到我如此坚定捍卫我的人身自由，商议后让我离开。整个过程让我充满了愤怒，不得不让我思索：难道我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自由行走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自去年毒奶粉事件开始，我们北京大兴公安局的警察来我家的次数我已经记不清了，怎么也有20几次了吧，还曾经悄悄的找过我的家人谈话，找我的爱人谈话，给他们施加压力让我退出毒奶粉维权事件，也多次训诫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实在不明白不理解我们为孩子讨公道的合法行为如此让公安机关这么过问干涉，难道我们的行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吗？难道我们依法维护权利是不对的吗？在这半年来多次阻碍我们依法的对那些没有良心的企业进行声讨，使我们合理合法的解决这个事件多了太多的艰难与辛酸。我现在就想：那些伤害我们孩子的企业的老板们能被警察如此频繁谈话训诫吗？警察是否找过他们的家人谈话施加压力让他们找回一些良心了吗？那些老板们是不是出行也受到限制呢？如果没有那样我就要有疑问了：那些伤害我们的企业难道成了应该被保护的对象？难道法律是为了保护那些伤害我们孩子的人而设立的吗？我们受害家庭难道成了被监视训诫的对象？身为执法者不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反而处处限制压制受害者，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太多的疑问和意见，我们因为那些没良心的企业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难道我们在维护权益伸张正义的过程中还要受到更多的伤害吗？
后来得知，刘东林最后在他那里的派出所也表示了，如果仍然强行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将从他们的派出所的楼上跳下去也要去石家庄，在他强烈坚持的努力下，也得以出来了，我们的人身自由就如此艰难的争取到了，不能不有太多感慨和气愤。
我与刘东林们费尽艰辛见面时，都已经7点多了，天已经彻底黑了，但也庆幸我们总算能开始赶赴石家庄了，但我们实在没想到的是到了石家庄后我们的遭遇更是艰难与辛酸。
晚上11点多我们到了石家庄，12点左右到火车站去接到了周金钟与他的母亲，她们本打算是来北京卫生部反映他们孩子因为三鹿奶粉致孩子死亡不被上报的情况的，但来北京的车票买不到只好先到石家庄再转车来北京，我们商量接上他们第二天共同去关注三鹿拍卖转移资产然后一起来北京。
最后我们在接近1点的时候赶到距离石家庄中级法院比较近的一个铁道管理学院招待所居住，但没想到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被闯入的几个警察惊醒了，说要我们重新进行登记身份证，我们无奈只好配合了。但没想到的是在早上7点多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发现我们居住的这个招待所里有很多的警察，我们也在要离开的时候又被拉扯回招待所对我们进行调查，说是还要重新登记并调查我们来石家庄的目的，在我们表示早上已经对我们登记调查后他们仍然不让我们离开，我们无奈又继续接受他们的盘问，但也同时把这个情况利用手机短信通知了很多媒体，但我们宝贵的时间就如此被这些警察耽误了，也许他们知道了我们通知了媒体，在接近10点的时候才允许我们离开。
我们出来后发现起码有7辆可疑车辆一直在我们前后左右鬼鬼祟祟跟踪我们，并且阻拦我们正常行驶，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前往法院的路口本可以正常通行，但我们到了路口后就立刻会有警察站在路中间指示我们不能正常通过，说是临时交通管制，也导致了交通立即出现了混乱，我们无奈就绕道而行，更多的司机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也只好跟随我们绕行，在我们绕了足足有半小时以上后我们才发现，所有能通往法院的路口一旦看我们的车过来立即实施所谓的临时交通管制不让通行，我们经过的每个路口都已经事先有了警察，即便是那种能通往法院方向的没有红绿灯的小胡同路口也有警察阻拦我们进去，眼看着别的车刚刚通过，唯独我们的车到了后不让通行，我们真是不能理解啊与无奈啊。最后我们发现有出租车可以通过，我们马上把车停在停车场，换乘出租车，但最后发现仅仅是我们的乘坐的出租车又是被拦截了，我们已经明显明白了，所谓的临时交通管制就是针对我们的，我实在是气愤了，下车质问不让我们过去的警察，为什么仅仅对我们实行交通管制，为什么别的车都可以正常通行，我们的车就是不可以，值勤的警察躲着我不回答问题，真是无奈啊。
最后我们只好结算了车费，弃车步行先通过这个路口，希望过去不远能拦截住同方向的出租车，但我们又想的太简单了，我们走过路口后发现所谓的临时交通管制解除了，非常多的车正常的通过了，但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一辆出租车经过我们的身边，我们发现，所有与我们同方向的出租车都被截住了不让行驶过来。
头一天到此时我们都已经很累了，离开北京前与阻拦我们的警察周旋解释浪费精力，又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艰辛的到了石家庄，休息的又很晚，并且在休息过程中又被警察骚扰让我们无法休息，很累也很心酸。但我们当时只想着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赶到法院门前，再艰难也要到法院。我们都对石家庄不是很熟悉，虽然知道法院就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就可以到，但具体距离法院还有多远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当时也明白我们估计是赶不上三鹿的拍卖了，但我们想到了，即便是结束了，我们也要赶到法院门前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向那些不希望我们来到法院的混蛋表示：我们来了！也要以此鼓舞那些来不了的家庭，我们代表千百万的孩子家长来到了！
我们走了足足有接近3-4公里的路程总算看到了法院的大楼，但我们也发现了法院门口东侧的一个院子门口占了少说几十个警察，也有10多个法院的人，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主动上来对我们很客气的问：“是来法院的吧？”，我们理直气壮的回答：“是！我们来关注三鹿拍卖！”，然后他们看似很善意的指着院子说：“这里走，这里走”，我们看到那些人如此善意还以为此时拍卖还没结束，他们是来客气的引导让我们走旁门进入法院里面呢，我们也很配合甚至是高兴的进入了，但进去后发现我们受骗了，他们给我们带到了一个彻底封闭的房间里，我们刚进门就立即明白了，马上又跑了回来到了院子大门口，出来的过程中有警察和法院的人拉扯我们不让走，我们强行的到了院子门口发现电动门已经彻底关闭了，但我们还是在他们拉扯我们的过程中使劲的把大门拽开了一个缝隙挤了出去，重新又回了人行道上继续向法院门口走，在继续行进的过程中警察都上来阻拦我们，我们奋力挣脱他们的拉扯并大声呼喊：“不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来到这里是我们的权利！不要再伤害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愤怒以及不屈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拉扯我们的力度放松了，最后，我们总算强行冲到了法院的大门口，我们发现，整个法院门口密密麻麻的站满了警察，起码有100多个，手拿DV给我们摄像的便衣就超过了10多个，好像就是在等待我们一样，这时又有法院的人过来说不要站在外面请我们进去谈事情，我对他们表示我们有权利站在法院门口，因为我们得知还有一个单独来到这里的家长叶红波，在我们寻找叶红波的时候，那些警察和法院的人又来拉扯我们让我们进去谈，我们经过了刚才的受骗实在无法相信他们了，我们立即明确表示：“不要再拉扯我们，我们是来关注三鹿拍卖的，如果让我们进去就让我们到拍卖现场！”，并声势严厉的指着那几个法院的法官胸前的天平徽章质问他们：“你们要凭天地良心，不要愧对你们佩带的天平，也不要愧对你们的祖宗和后代，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也许是脸皮太厚了，在我们那么严厉质问他们的情况下，也不敢正面回答我们的质问，但也不敢在再对我们过于粗暴拉扯我们了，他们说拍卖已经结束了让我们进去谈话，经过刚才的欺骗，我们不敢再相信他们的话，但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这时候，叶红波找到了我们，证实了拍卖确实结束，有一些记者已经到了三鹿集团去开新闻发布会了，我们悄悄商议立即赶往三鹿，我们动身的时候，又有一些警察和法院的人过来拦住我们问我们去哪里，我们横横的对他们说：“我们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难道你们不让我们来也不让我们走了吗？？？”。
他们也许以为我们确实是回家，就允许我们离开了法院门口，但前后左右有很多的便衣在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我们抓紧向西走过一个路口，我们又发现刚才还有很多出租车经过这里突然又没有经过的了，我们立即明白了很多经过我们这里的出租车又被强暴拦截了不允许经过我们这里，在我们5个人四周都是那些鬼鬼祟祟的便衣，我们只好加快速度继续走希望在前面能遇到反方向的出租车，走了有几百米后总算发现了2辆反方向开过来的空出租车，我们马上冲了过去上了车立即调头，最后总算赶到了三鹿集团的门口。
我们下车后也发现这里已经有几十人在等待我们了，也发现那些跟踪我们的便衣也到了。
我们知道里面还有一些媒体没有出来，我们将写有抗议语言的纸张高高举起，希望能让媒体看到来记录这一切，但此时我们周围立即站满了一群人把我们围在的里面，并且拉扯我们要求我们离开，拉扯我们过程中很粗暴的对我们推攘着，最后甚至把郑书贞阿姨生生拉扯在地上拖拽着，我们无奈之下只有奋力反抗并挥舞手臂保护郑阿姨，并高声使出全部的声音谴责那些人如此对待我们，怒斥让这些混蛋离我们远点，也许是我们到了极点的愤怒震慑了他们或者时他们看如此方法无效，他们不再对我们粗暴，但仍然是一群人挡住我们，我们只有高高举起抗议纸张，最后还是有几个出来的记者看到了，这些阻拦我们的混蛋看到记者来了也吓得缩躲到一边了，一位我见过好几次的摄影记者过来不停的拍摄我们抗议的场面，我们此时心里感觉到到了一丝欣慰，我们的历尽千辛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人在记录着我们的行动了！
在所有记者都离开以后，我们仍然继续在门口高举写有抗议语言的纸张坚持了2个来小时，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对事件不满的抗议，也引起了一些路人的同情和支持！
这一天我们很艰辛、很辛酸，但我们还是发出了声音，我们的声音代表着众多的受害家庭的心声，我们的孩子曾经受到无情残酷的伤害，而我们在为孩子讨公道的过程中又遭受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不能不有太多的感触和悲愤，但我们不能就此沉默下去、忍受屈辱，为了我们孩子以及我们这个社会能有公正公平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与错误以及罪恶黑暗作抗争，发出良知的声音，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道德传统和理念以及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做人，这是我们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应该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但是今天，正义与真理正在受到摧残和扼杀，我们面对黑暗和罪恶应该作些什么呢？我们只有站出来！如果我们不勇敢的捍卫坚守，那我们将愧对我们的祖辈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优良道德传统和道德价值观念，更愧对我们的孩子及后代！
孩子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每个当代人都有不可推卸的重责重任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社会道德环境和最基本的安全环境，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责无旁贷！
有很多人不理解的问过我，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图什么，面对如此昏庸无知的问话我深感无奈与悲哀，也无暇过多解释，只想告诉他：我们所做的，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尊严和良心！
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良心！
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
2009年3月6日凌晨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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