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11, 2009

【权利:2267】 小文两篇

 
 
 
 
                                       韩秀笔下"熟悉的陌生人"
   
                                              ———读《楼上楼下》
 

                                                                                                      茉莉
 

  小说家不是上帝,但他们却能在笔下还原过去的生活,重现甚至创造一个时代。常常会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活着的和死去的,老的或少的,美的或丑的,在小说家身边游荡。他们哭着或笑着,叫嚷着或沉默着,要求小说家再现他们的身影,并解释他们的时代与命运之谜。
 
  也许是因为被很多人物及其命运所纠缠,也许是因为如泰戈尔所说,"埋在诗人心中的深沉感受要通过语言的优美形式求得自己的永恒性。"韩秀——一位曾在中国滞留三十多年的美国女作家,把她从1984年起陆续在台湾发表的九篇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做一番细致的加工修改,以《楼上楼下》为书名,在柯捷出版社再次结集出版。于是,读者又嗅到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气息,那个时代的人物———一群为我们所熟悉的陌生人,欢快地或者沉重地,情愿地或者不情愿地,向我们迎面走来。
 

 
   ◎ 再现一个戏剧化的八十年代
 
  
  对于我们这一代把命运抛进动荡岁月的人来说,读韩秀的小说,是一种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体验。八十年代,一个回望起来令人怦然心动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一时脱掉了政治高压的镣铐,走出漫长的黑暗隧道终于见到了光明。青春、理想和热情,令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可以展翅飞翔起来。然而,一场猝不及防的血与火的灾难,结束了那个生气勃勃的浪漫时代。
 
  在韩秀的小说里,我们看到那个短暂而戏剧化的时代又回来了。九篇故事,被人称为中国八十年代"民间社会的浮世绘"。以精致的写实技巧,韩秀描绘了一个特殊时代下北京各阶层市民的生活,各种人物的不同表现及其不同命运。
 
  那是一个百废俱兴却又充满阴影的时代。在《不惑之年》里,曾经下乡受难的宋坚放下他的《红楼梦》研究,为了给贫苦农民一点帮助,孤军奋战办起了《农村青年》周刊。但1986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引起当局及其鹰犬们的吠声,这位有志向有奉献精神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仍然是被猫玩弄于爪下的老鼠,只好考虑妻子提出的出国的建议。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而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在农贸市场卖雪花梨的张宝治,是《白日已尽》里的主人公。大跃进的那一年,他因为写信给敬爱的周总理要求检查大炼钢铁的过火行为,被注销户口发配青海劳改农场。二十一年后,张宝治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他日思夜梦的北京城,但家乡北京和他的父亲一样,都向他展示了冷若冰霜的面孔。
 
  那是"出国热"开始发烧的时代。身为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员,韩秀和她的先生遇到了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短篇《电话》逼真地描绘了一些急切寻求出国签证的人们,他们的向往与无奈,以及种种不择手段的手段。
 
  那是告密者仍然活跃的时代。《楼上楼下》里的顾威在文革时期连弟弟都揭发,在八十年代里又和儿子合作告密。街道上以告密为专业的罗大妈,如今可以用电话直通邢部长了。报社的"一号种子选手"钟鼎成又东山再起,仍然口沫横飞。
 
  那也是理想主义者为理想献身的时代。静宜的媳妇子建,自1989年4月学生游行就开始两眼放光,后来她参与围军车,留下话,让家里人别等她了。老右派的儿子柳晨从美国回来就直奔北大,立即就被便衣跟踪。化学系的林宏搞到了高干子弟经商的名单,却落到公安局手里。在军队里官儿越做越大的陈怡,在狂风大作的时候,决意与绝食的学生站在一起。
 
 
 
   ◎ 鲜活生动人物是小说成败关键
 

  判断一本小说的成败,不是看它的语言多么漂亮、情节多么离奇,而是要看它是否留下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从韩秀笔下走出来的人物,往往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却又有几分陌生。别林斯基称这种人物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他们来自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陌生"是因为这些人物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属于作者的审美创造。
 
  《下班以后》的女工李玉静老是穿一件月白褂。她和很多人一样命运坎坷,父母在文革中惨死,自己下乡,结婚生女,离婚再婚。作者描绘服装厂的环境,表现李玉静独具一格的行为特征。当她像祥林嫂一样万般忍耐的时候,她用嘴咬线头儿;当她终于决定摆脱婆家的胡搅蛮缠时,她用剪刀干净地剪断了线头。
 
  欧美文论中有观点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在韩秀的小说中,有不少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例如,性格刚烈的"小老大"赵玉生,怀着对街道积极分子的深仇大恨,经常用拳头收拾坏胚子。某戏剧家年过七十的遗孀,涂着鲜红的嘴唇谋划着,指望她早年抛弃的那个女儿接她去美国享福。女人的虚荣和势利令作者叹息。
 
  在《老大夫》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品格至善的人物。老大夫是北京胡同院子里的高人,他的医术如同华佗再世。即使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入大狱,被剥夺处方权长达三十年,他仍然乐观地对待生活,尽力治病救人。
 
  写人物性格发展的质变,也是韩秀小说的一个特色。例如,张宝治的父亲原本是一个随和的人,对发配去青海的儿子很是爱护,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这位老人变得吝啬、冷酷而不近人情。
 

   ◎ 走出中国把对人的关怀留下
 
  
  在《为了人间那许多暖意(代跋)》中,韩秀阐述自己的写作意图:"在华文的文学世界里,有着顽强的写实精神,任何批评与鄙薄都无法阻止那些早已将灵魂献给了文学的人,以其满腔的真诚写出真实的、非虚构的人生。"
 
  这即是说,韩秀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是一种古老而又从未过时的武功,它需要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塑造人物和描写生活场景的功力。它更需要的是,对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的关怀。作者以富于人性的的言说,展现那些孤独的不幸者的命运,使他们成其为人并获得永生。
 
  韩秀的写作,令我想起丹麦著名女作家狄尼森(Lsak Dinesen)。出身贵族家庭的狄尼森于1914年随男爵丈夫旅居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十七年后她返回丹麦,已年华不再,失去了婚姻、爱情和财产。然而,当这位失去一切的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在狄尼森的名作《走出非洲》里,她描绘了如诗如画的肯尼亚风光、原始淳朴的非洲人,以及白人种植园主的生活与爱情故事。
 
  狄尼森走出了非洲,却又没有走出非洲。韩秀也是如此。她离开了中国,却把她的关爱留在中国。韩秀之所以成为一个有信念有坚持的优秀华文作家,与她在中国滞留三十余年的经历有关。在长篇自传性小说《折射》里,韩秀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美混血儿在中国的经历。从失学到上山下乡,从山西偏僻农村到草木不生的戈壁滩,遭受侮辱与歧视,韩秀早年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
 
  孑然一身地,韩秀回到对她来说象征着自由与尊严的美国。多年来,她在海外用心血写作,捧出了近三十本书籍。极权制度曾经剥夺她的自由和青春,她以勇气、诚实和坚毅战胜了命运。昔日的苦难和生活阅历,给她的心灵开辟出一片广阔的空间,结出繁茂甜美的文学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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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7月号
  
   
                                                  上海滑稽和北京主旋律
   
                                                       ———看周立波谈时事
 

                                                                                                                   茉莉
 

  感谢互联网,使我这个久居欧洲一隅的人,也有机会看到国内的文艺节目。前不久上海"满城争说周立波"的时候,我也好奇地欣赏了被称为"上海活宝"的周立波的表演。余秋雨曾高度评价这位滑稽演员,说上海"100年也不一定能出一个周立波"。
 
  手持机关枪、眼戴蛤蟆镜,在"007"的背景音乐中,周立波独自一人登上舞台。他诙谐幽默,妙语如珠,令观众爆笑不止,形成了一道大众狂欢的风景。周立波自称为"海派清口"的表演,在上海创造了巨大的票房神话。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滑稽小丑,因为著名小丑总是在某种社会氛围中应运而生的。从这位上海活宝身上,我们可以认识当代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趣味与审美观。如果拿西方的"脱口秀"以及中国传统的"滑稽"来比较,还可发现,在周立波标新立异的个体表演中,回荡着北京中南海的主旋律。
 
 
   ◎ 周立波表演中的"时事灵魂"
 

  不甘心自己的表演仅仅像传统滑稽那样说学做唱,周立波很热衷谈时事。他说:"海派清口着眼的是当下的事,……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把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人与事搬到舞台上,融入到我的节目中来,时事是我作品的灵魂。"他认为自己的表演偏重于逻辑,主题是很严肃的。余秋雨也赞扬他说:"周立波的表演最难得是在笑话背后融入了社会思考。"
 
  但是,当我们品味周立波表演中的"社会思考"时,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是个人的思考,这不过是将中南海的思考,以滑稽的形式再现和演绎一番而已。被认为高雅的周立波和小沈阳之类低俗搞笑明星不一样,他在节目中敢于拿美国总统布什和法国总统萨科奇开涮。
 
  这就令人想起一则笑话:一个美国人自豪地对一个苏联人说,我们敢到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苏联人也自豪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敢到克里姆林宫门口去骂美国总统。前苏联垮台之后,俄罗斯人终于可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去骂自己的总统了。但中国人仍然如此不济,只能在嘲讽别国总统时获得自慰式的快乐。
 
  有人认为周立波的节目具有突破性,因为他有勇气模仿、调侃温总理。其实这不是勇气而是精明。看准了当今总理强烈的作秀欲望,周立波模仿温家宝"有腔调"地面对飞鞋巍然不动,面对脏兮兮的孩子一张苦脸,说:"我们来晚了。"这就成功地塑造了总理的亲切、开明的形象,对此,中共领导人自然心领神会。
 
  周立波自己有很清楚的说明:"我的出发点是崇敬与赞美,我本身对这些领导人是怀着一颗很崇敬的心,所以,我会想到要去模仿他们,演绎他们鲜明的个性。我模仿和演绎的桥段,都是因为我非常佩服他们当时应对棘手问题的智慧,出发点是好的,心态是阳光的。"
 
  在评说历史的《笑侃三十年》,周立波大侃上海人衣食住行的变迁,感谢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举动,却对三十年来的社会阴暗面,如政治失衡、社会不公和官僚腐败等等视而不见。周立波还嘲笑外国人擦香水是因为有狐臭,并高调发出大中国民族主义的宏伟想象:"世界关注的焦点将不再是白宫,而是故宫。"
 

   ◎ 西方脱口秀和中国滑稽的社会批判
 
  
  国内有人将周立波的表演视为西方"政治脱口秀"一类,其实是貌似神离,二者在精神本质上完全不同。西方公众自认堂堂的国家主人,是养活了政府官员的纳税人,他们的脱口秀展现普通人的悲欢,对国家领导人及政府政策评头论足,嘻笑怒骂,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绝不会感恩戴德去谄媚当权者。
 
  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滑稽演员们或纳入宫廷,或到处流浪。流浪者使用各地的方言即兴表演,无情地嘲讽权贵和压迫人的制度,给低层人民带去笑声。莎士比亚在他的名作《李尔王》中,塑造了一个职业小丑的形象。这个小丑以低贱的姿态常跟在李尔王后面,唱一些讽刺性的歌谣,说一些引人发噱的话语,对李尔王的愚蠢行为进行评论。
 
  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欧·佛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他在表演中像小丑般的喧闹嘲笑,讽刺当权的政治家,在意大利沉寂的空气中引起一阵阵响亮的爆炸。瑞典文学院在给予他的颁奖颂词中说:"他仿效中世纪的弄臣鞭笞权威以维护被践踏者的尊严。……他亦庄亦谑,将笑与泪揉合起来,让我们睁大眼睛看到社会的不公和不义。"
 
  嘲讽权贵不仅仅是西方滑稽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滑稽人物也有类似的风骨与精彩,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记述的优孟、优旃等倡优的故事。那些具有幽默天赋和高超语言艺术的倡优,常常灵活巧妙地批评残暴荒淫的统治者。中国古代的优伶,大都在表演中"取其诙谐,以托讽刺"、"廓人主之偏心,讥当时之弊政。"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优伶可贵的"讥刺弊政"传统就失传了呢?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曲艺演员开始迎合政治人物了呢?自1949年之后,即使像候宝林那样的相声大家,也开始在自己段子的字里行间,插入对当权者的歌颂。
 
  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一味赞美本国统治者执政的丰功伟绩,离传统的风骨就更远了。有报道说,周立波自认是个"特深刻"的人,每天要看14份报纸,考虑很严肃的话题,例如:什么是老百姓心中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定义究竟如何表达更易被普通人接受?
 

     ◎ 为什么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
 

  那么,是什么驱使一个娱乐大众的民间滑稽演员,自觉地把宣传"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党的政策当作自己的使命呢?即使不谈政治,周立波也不至于像他的恩师——滑稽泰斗周柏春一样在文革中蹲牛棚;即使不谈政治,周立波也能像赵本山一样挣大钱。
 
  按照一位国内评论者的看法,赵本山的小品里只有一些取巧媚俗的底层智慧,而上海人周立波跟赵本山们是不同的:"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上海人却不能不谈政治。因为中国近代很多大事件都发生在上海,一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这就道出了周立波的上海特征。
 
  如果周立波可视为上海文化或者上海人的代表,那他表演中歌颂"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内容,是否真的反映了普通上海人的心理?如果我们正视现实,看到一场又一场掌声雷动的演出,就不能不承认,周立波的言论确实反映了当今上海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虽然周立波的表演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上至市長等中共高官,下至失业女工,都喜欢他的有趣段子,但从总体上来说,他表现的内容及其趣味,例如衣食住行和股票,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吊诡之处。一方面,中产阶级及其公民社会对改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弱点。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在财富分配与权力上的垄断,上海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经商者、技术官僚和文化人等等,都是当今共产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几百年前,西方中产阶级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向执政者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但中国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自身的先天不足及其依附性,由于他们享受新富生活的好心情,喊出的却是对执政者的一片赞美和感谢之声。可见,中共当局依仗他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已经从心理上灵魂上收买了中产阶级。
 
  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票房价值,周立波也要为取悦中产阶级而大谈政治。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国家的代表了,这种象征性拥有国家的感觉令他们爱国爱得很起劲,周立波的"世界关注的焦点将是中国故宫"之类的豪言壮语,因此特别受欢迎。难怪文化大师余秋雨也给予他高度的赞扬。
 
 
    ◎  中产阶级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
 

  当中国中产阶级在周立波们所提供的娱乐中尽情狂欢之时,广大失业的农民工和贫困者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那些因为要求自己的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是被他们冷漠、轻蔑甚至嘲笑的。就这样,曾被民主力量寄予厚望的中国中产阶级,走到了民主的对立面。
 
  吴国光先生在《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一文中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体的心态,它的价值取向,恐怕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化。"这里指的是一类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人明确表示,只要经济发展和繁荣,不需要政治改革。
 
  在历史的这种畸形发展中,周立波一类乐唱北京主旋律的艺人,成为新专制主义在政治高压手段之外的一种"软力量"。海派清口的表演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盛世情怀和中国崛起的高调,这些论调可帮助形成有利于执政者的社会心理。然而,缺乏政治改革的中国,很难应付未来更多的社会挑战。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终将获得机会,只是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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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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