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897】 小文两篇

 

 

 

 

                   紫藤庐里的流亡者之争

 

      

                                           （瑞典）茉莉

 

 

 

 《使命在身的流亡者》，是德国诗人布莱希特在逃避纳粹流亡国外期间写的诗。"我们不停地移居 / 尽量靠近边界 / 期待返乡的日子到来。/ 边界那边最微小的变动 / 我们都暗记心怀。"旧时代的流亡者是悲哀的，即使不像屈原、茨威格那样以死殉志，他们也大都因为与故乡音讯阻绝而痛苦万分。于是他们书写很多泣血的回忆，把故国之思寄托在文学艺术之中。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异乡的流亡者展现了崭新的风貌。他们不再沉吟于过去的记忆，而是跨越国界地获取一切关注母国的信息，以自己在西方所获得的学识，以新的视角思考母国的问题，在网络等公共领域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新型流亡者指斥时政，揭露母国的弊病，促进母国的改革。例如，在阿拉伯各国的革命中就闪现着流亡者的身影。

 

 但在前不久，台湾的两位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以歧视性的语言，恶意质疑中国大陆的流亡学者。这似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笔者因此思考流亡者的命运、角色与作用。

 

  ◎ 流亡学者遭台湾教授恶意质疑

 

 紫藤庐是台北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茶馆。它的前身是周德伟先生的宅邸，在国民党威权时期，这幢日式官舍成为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当年殷海光、夏道平等知识分子常在此集会清谈，批评时政。

 

 为了纪念那一段历史，周德伟先生的儿子周渝先生于五月下旬，举办了《儒家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实践──周德伟教授回忆录出版暨研讨会》，邀请了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如大陆学者姚中秋、邵建，海外流亡学者朱嘉明、何清涟等人。

 

 一位叫雪风的台湾女作家在题为《针锋"紫藤庐"》的文章里说，她听了两场演讲，"真是精彩万分。"" 流亡海外教授口齿清晰，理路明白，机关枪式的叙事能力与有条不紊的分析事理，令人佩服。"雪风还报道说，观众也是会议场合中的要角，当时在座提问的几位教授都不是省油的灯。

 

 挑起敏感神经的两位教授之一，据说是马英九政府一位部长的夫人。这位女教授质疑朱嘉明说："为什么流亡的学者总认为中国要亡了？"现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朱嘉明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流亡者的语言，两位台湾教授对流亡者没有同情心。

 

 富有同情心的雪风描述当时的场景："朱嘉明教授不只一次说：'我当然希望中国好！ 那是我出生、生长的地方，流亡者有著不可抹灭的思乡，还有对本体文化的眷恋。'一连串流亡者不等于不能关心… 流亡者不等于… 流亡者不等于… 情绪所到之处，让人动容。"

 

 这个意外的插曲也触动远在北欧的笔者的神经。如果那位部长夫人不健忘的话，当年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曾被视为流亡的中国政府，他们何以如此忘本？难道教授们也类似当今台湾一些退役高级将领，认为"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所以他们也和中国政府一样鄙视流亡者？

 

 

  ◎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流亡学者朱嘉明到底在这个研讨会上说了什么，以致引起那些台湾教授的厌恶感？在5月29日下午，朱嘉明的演讲题目是《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21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危机及其出路》。他回顾了自由主义的辉煌历史，梳理了它在当代发展及衰落的脉络，最后提出重建自由主义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模式"时，朱嘉明概括出三个基本特征："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并将这种"假市场经济"命名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抉择的时刻，我们要成为政府宰制下的奴隶，还是想争取自由？如果要自由，就要抛弃极权主义。

 

 朱嘉明并没有说中国就要灭亡了。他先是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走向灭亡"和"走向崩溃"之不同：走向灭亡是一日一日的衰败，容易辨识；崩溃却是在一夕之间发生，而在崩溃前夕，外表上可能还是光鲜亮丽的，一般人看不出来，必须有深刻理解的人才能认识。然后朱嘉明指出：中国正在走向崩溃。

 

  这种观点当然是可以争辩、可以讨论的。如果两位台湾教授不同意该观点，可以指出朱嘉明分析中的错误，并具体论证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仍将大好。但这两位台湾教授不去客观探讨中国的问题，而是因为朱嘉明的分析不符合中共的主流观点，其中有异议的成分，因此毫无道理地指责朱嘉明的流亡者身份。

 

 1999年6月，我在波兰华沙纪念六四1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现场有一对亲中共的波兰汉学家夫妇，他们充满忧心地教育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我说，在这里纪念六四，就是我不忘祖国、热爱祖国人民的证明。在中共红色渗透世界的时代，"爱国"成了一块掩盖罪恶的遮羞布。

 

 美国总统汤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当政府一味说谎蒙蔽人民时，流亡者说出真实表示异议，这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显著的表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老百姓往往把向皇帝谏言提出异议的人，视为最爱国的忠臣。

 

 

 

   ◎ 流亡者的视野可能更为广阔

 

 如前所述，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流亡者宿命而被动的传统角色，赋予他们履行积极使命的可能性。从某种角度看，流亡学者比那些思想局限于国内体制内的学者，在认识中国问题方面视野更为广阔，更能提出有见地的观点。

 

 首先，互联网使流亡者和坐在北京书斋里的学者同时获得资讯。由于没有新闻封锁，海外获得的资讯很可能更为真实，更为全面。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庐山，就必须从庐山的云雾里走出来，才能认清山景全貌。

 

 其次，流亡者身上带着母国与移居国的两种文化，有了新的眼界和思索。不少流亡者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曾怀着理想和激情投入国内的民主运动，在运动失败后遭到迫害，被迫流亡海外。热切求知的流亡者在西方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由于他们懂得母国国情，又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思想文化营养，因此获得一种比较性的独到眼光。在中西方社会政治异同之比较中，他们往往能更好地认清母国的现实。

 

 再次，真理的本质是自由，只有不受任何干预，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才能接近真相和真理。由于流亡者身居异乡，没有参与中共利益集团，没有成为腐败功利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因此在认识问题时精神更独立，立场更超然。在西方获得的言论和写作自由，也使他们能够没有顾忌地发表看法，并为国内不能说话的人代言。

 

 一般来说，台湾人比较尊重西方学者，他们翻译很多西方著作，并经常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其实，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西方学者很可能不如流亡学者多。例如，曾是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现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兼具东西方两方面的优势。如果有人否定流亡学者的价值，却去崇拜不太懂中国的西方人，这只能说是双重标准。

 

  ◎ 中国流亡者沉痛的家国情怀

 

 鲁迅曾经谈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那些勇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八九民运过去的22年间，笔者见过不少当年的呐喊者后来做一百八十度的"转�"，他们与中国政府"和谐"了，反过来轻蔑仍然坚持理念的流亡者。

 

 萨伊德曾说： "流亡是道德的坚持。"六四后，中国大陆有学者倡导在历史中"缺席的权利"，我们却在一些流亡者身上发现悖论：流亡中的在场。背负着中国专制社会沉重而刻骨铭心的记忆，忍受着与亲友分离的悲伤，很多流亡者仍锲而不舍地关注祖国的命运，并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变革贡献力量。

 

 在欧美制度健全的民主国家，需要有反对党来扮演忠诚的监督角色。反对党的天职和本分就是和执政党对立，以使执政党不能为所欲为地搞权力腐败。西方民众纳税养活一大堆反对党议员，就是为了让他们去监督去反对。而在不容许反对党存在的中国，异议者或被监禁或被噤声，这样，海外流亡者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批判和反对的责任，揭露中国政府的治国失误与人权恶行。正是由于流亡者经常在西方为中国受害者作证，世界才获得对中共政权的真实而全面的认识。
 
 流亡者本身的处境，也证明产生流亡者的国家侵犯人权。根据木桶原理，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政治犯和流亡者，这就是这个国家文明程度低劣的标志。已经获得民主自由的台湾人，只要还有一点基本的人权理念和人道价值观，就不难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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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七月号，题为《部长夫人质难朱嘉明》

 

           

                        人心怜狼

 

                                         （瑞典）茉莉

 

 两百年前，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被瑞典人选为国王。当元帅和他的妻子德丝丽到达斯德哥尔摩时，迎接他们的除了满城璀璨灯火之外，还有刺骨寒冷的风雪。习惯于巴黎优雅生活的王后很快就独自回到巴黎，十几载不归。德丝丽说她不喜欢瑞典，因为瑞典是一个"狼的国度"。

 

 一万年前北欧冰河解冻时，狼就成了斯堪的拉维亚森林里的古老居民。每到严酷的冬天，因饥饿而觅食的狼会跑到村庄边嚎叫。那凄厉的哀嚎声，震撼了莽莽的白雪黑森林。那是一幅"云巅独啸霜晨月，大野孤行雪地风"的图景。因此，瑞典人把严冬形容为"狼的冬天"。

 

 在狼口众多、横行乡里的时代，猎狼是瑞典人的一项英雄壮举。历代瑞典国王大都爱好打猎。卡尔十一世的日记记载，他和王子们在皇家运河的山坡上，一次就遭遇十只狼的壮观情景。十七世纪时，为鼓励打狼，瑞典人甚至推出了狩猎赏金。

 

 从此狼运衰微。因为狩猎、缺乏食物和疾病，瑞典森林里狼的数量大为减少，到了二十世纪，瑞典南部已经不见狼的踪迹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瑞典法律开始限制猎狼行为，濒于灭绝的狼群才有所恢复。

 

 护狼还是灭狼，是瑞典人经久不息的话题，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卷入这一场大讨论。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关于狼的镜头和消息：什么地方有一只母狼生了孩子；什么地方有一只狼被人偷猎；什么地方的羊或者狗被狼咬死了；为了改变狼的近亲繁殖，怎样从芬兰和俄罗斯把新鲜的狼种移民过来；……。

 

 "这片土地，也是狼的家！"热爱动物的人们为狼的生存权而鼓与呼。各种民间的保护动物组织也行动起来，一些警察成立了业余的护狼队，他们利用空闲时间里去森林观察，寻找非法猎狼的蛛丝马迹，然后报告给环保局。

 

 当今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就只能自认倒霉。他继承了祖先的光荣传统，把打猎当作人生最大的爱好，却在这个时代备受攻击，环保人士讥讽说，他们希望狼群的灭绝不要早于王室的消亡。

 

 尽管瑞典的狼并不攻击人类，但它们在人类中存在着天敌，那就是瑞典北部的驯鹿人和牧羊人，他们的鹿群和羊群常常受到狼的威胁。这些与狼有深仇大恨的牧人，无法取得官方合法的杀狼许可，于是他们偷偷展开游击战与狼拼命。

 

 一部名为《狼》的瑞典电影，生动地描绘了人狼之间的冲突。男主角克莱门特是萨米族的驯鹿人，他和他的侄子在北方的旷野中放牧鹿群。当他们的驯鹿被狼咬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违反法律，也发誓要追杀恶狼。开着雪地摩托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驰，人与狼作殊死的搏斗，影片里的镜头惊险而感人。

 

 尽管电影中杀狼者的形象很有魅力，但根据民意调查，仍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瑞典人愿意与狼共存。议会在经过大辩论和投票之后决定，瑞典可保留200只左右的野生狼。每年，政府颁发有限的狩猎许可证给猎人，以猎杀多余的野狼。但动物权利保护者们坚决不答应，他们在大街上抬着纪念死狼的棺材，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由政府许可的猎狼行为。

 

 在中国人传统的印象里，狼是凶狠、残暴的动物，笔者只见到一首咏《狼》的四言小诗，表达了对狼的同情："暮春三月，羊欢草长。 /天寒地冻，问谁饲狼？/人心怜羊，狼心独怆。 /天心难测，世情如霜。"这位对狼怀着怜悯之心的中国诗人，可以在瑞典找到很多知音。

 

 保护野生动物，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它可能与人类的心理有关。如果同居在地球上的其他古老的居民都灭绝了，人会陷入更深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而孤独与绝望，是比狼等野生动物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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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1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