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26, 2009

【权利:2015】 【公告】野夫获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余世存:自由之美――为野夫兄获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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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7
 12:00 AM


【新世纪授权公告】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9年公告

 

一.

获得2009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提名的作家有林达(作家)、刘自立(政论家)、野夫(作家)。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野夫先生。

 

三.

土家人野夫出生于湖北利川,这个偏远山地的60后生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血统,父族和母族则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两大革命党裹挟,命运无能自主而颠沛造次。终极追问、身份认同和归宿……因此跟野夫先生相伴,至今无解,在索解中也成全了野夫。

 

这个蛮巴之地的少年樵夫,其心智和活动空间注定不在深山老林。他求学远游,其文学以及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怀,与启蒙一时的80年代中国同步。从学校走出的野夫曾肩扛警徽,在体制内生活,是一名在册的国家干部。1989年六四国难发生后,二十来岁的野夫为救助志士友人辞去公职,并因此被陷入狱。出狱后,野夫赴北京求生,曾做过书商,在90年代的市场大潮中游走周旋,编辑策划过一系列品质卓异、具有前瞻意义的图书。跟混迹官场一样,在商场也小有所成的野夫并未埋首迈向小康,反而又一次选择放弃,做了一名彻底的浪子游侠及行吟者。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野夫数度奔走于灾区,其行峻急,其言恳切,再次体现出他多年一以贯之的境界。我们想说的是,在野夫的身上,入自在境与济危救世结合一体,安然、不忍、旷达、凝重交融辉映。

 

提及言说,野夫毫无疑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他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参与80年 代文化建设的青春创作;以及最近五年来的散文写作。这个在官场、商场里生活过而伤痕累累的侠者,在国家社会的命运变迁中经历了家破人亡、国恨家仇的志者, 沉寂多年的作者,一旦放声歌哭,就把自己从狭隘的文学情感中拔出,而进入国家历史的层面,与悠远的时空对话。是的,野夫先生的写作是审美叙事、生命叙事和 历史叙事的结合。也因此,这个迟到的归队者,让久违了汉语神圣家族的读者们备感激动。

 

《别梦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殇》、《组织后的命 运》、《江上的母亲》、《革命时期的浪漫》、《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些文字多围绕个人或家族命运的遭际沉浮,以挽歌的悲怆穿透苍凉、沉重、冷酷与荒谬的 历史迷雾,浇灌块垒,告慰斯人,执拗不休地追问命运,洞若烛火地考察真相。这其中奔涌着炽热的血气,同时又闪耀历久弥坚的智慧。至于那些怅惘、无奈、哑 然、冷傲、幽默和会心,我们想说,它们从来都属于天地间度尽劫波的吾国吾民,而在威权和谐、资本猛进的当下,它们也当然属于抱残守缺、快意恩仇、无从让 渡、不能大同,紧紧握住我书、我口、我心的野夫先生。

野夫先生在散文中为当代汉语贡献了恐惧、残忍、死亡等 有着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些概念由无数中国人的眼泪、心血和生命组成。在野夫先生心证般的文字里,我们看见当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或多或少是恐惧、残忍、死亡的 人格形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多游离于文明、自由、人心之外。可以说,野夫先生不仅以自己的生存示范了一种文明自由的可能,而且以散文的形式为当代人招魂。

 

野夫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 纪的今天愈发珍贵。它有别于当初高迈的超现实牧歌,完满的形式主义实验,老练的知识分子叙事;也有别于当前庸俗愚蠢的左翼现实主义回流,狂妄肤浅的右翼资 本主义布道。它有辞赋的华丽、杂文的老辣、悼词的凄凉和回忆录的从容展开。它可能不是杰出、完美、精炼、政治正确和独具一格的,但它肯定是浪漫、抒情、沉 郁、保守且锥心刺骨的。我们其实更想说的是,野夫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践行着在一个二流时代做忠实臣子的本分;同时他又刷新了个人永远先于时代,心灵总是包 容社会的真理。他的写作里充满浪漫的折损,抒情的必然,沉郁的累积,保守的孤独,非如此不可的锥心刺骨和一唱三叹。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 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糟蹋、蹂躏了多年的语言,拯救了一种被国家意识形态凌辱、猥亵了一个甲子的文体,散文经由野夫对 语言和历史的深入体察,恢复了自己的高贵与尊严。

 

野夫令人吃惊地在汉语、文体、历史与情感之间,找到了 最稳固的平衡点。这个对野夫来说也许轻而易举的珍贵平衡点是一个语言性的解剖台,极权制度滋生的罪恶,因为这个解剖台的存在露出了它的肠肠肚肚,露出了它 的一切秘密;被凌辱、被欺压的人民,则因这个平衡点的存在而被刻意制成标本,可以让后人清楚地观察它的每一个脉络。语言就是说,但语言更是记住:野夫的写 作还原了语言最内在的秘密。我们要为野夫喝彩,但归根到底是为汉语喝彩,它在它信得过的操作者那里,令人罕见地走上了自己最正确的道路。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十分荣幸地向野夫先生颁发2009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在这里,颁奖不仅意味着对过往的总结,或者说宽慰;正如野夫先生在质问二十年前告密者的新作里所言,我们想用这样的形式来更好地面对彼此间的笑与泪,以便在不远的未来,能够一道坦然地接受晨曦,以及审判。

 

野夫先生代表作:《尘世挽歌》,大陆自印本2008年,台湾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2009年。

 

200959日北京



2009-05-27
 2:00 AM



一.自由之殇

  谈论“自由”似乎奢侈而冒险。据说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自由的阐述,人人都有自由的经验却未必都懂得自由的 真谛,更少为自由而战、而歌、而 献祭。不仅如此,即便人人都有着为所欲为、不受束缚的冲动,并想当然地以为“我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就是自由;但我们中国人似乎多同意,为了大家,自己 尤其是别人应该出让其自由,为了集体,别人应该奉献生命。“自由”在汉语世界是一个未经理解、省思的集体噩梦,一种对集体而言负面意义极大、破坏性极强的 状态,自由在汉语语境里是跟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个人自私自利主义、洪水猛兽等贬义同价。经历现代转型的中国与革命相始终,在革命世纪里,自由是一个经 常受打压的字眼,反对自由主义、反自由化,等等,以运动的形式让我们中国人驯化于人生社会的不自由状态。

  在革命如神的年代,自由被解放一词置换了,解放又被革命运动置换了。革命建立起的全能社会,其社会及个人的不自 由状态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一时之 间尚可自足。那种“变异的革命”、“被背叛的革命”突然间把参与者们变成了大地上的植物。植物们的进化方向,在于对地心吸力有顺从,对阳光雨水有依赖。这 大概可以解释全能社会里的驯服现象,以及或崇高或阴暗的心地。“社员都是向阳花”,当年流行的歌曲无意中暴露了人的植物性征。由此类推,如果我们的朋友、 甚至年轻的新新人类们,他们的个人言行方式顺从了人性中阴暗、庸俗的一面,他们的生活仰赖于政治权威或社会权威,那么,他们就还没有度过其为花为草的植物 阶段。

  当然,人终究是动物而且是“万物之灵长”。动物的进化方向,始终在对抗地心吸力,而流动于水中、空中或地面。这 种出入迁移的自由也是人类对奴隶 社会、全能社会反抗的本能方式。明清猪仔、现代蛇人,乃至柏林墙的倒掉,深圳香港之间的海路,都说明人对自由的向往。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注定要被移民时代 否定,进而扬弃;如诗的田园生活注定要经受都市生活的洗礼,因为人向往自由,自由人乃人之目的。

  度过植物阶段的动物人,又因为动物庄园的某种治理策略,比如行贿、贪腐等方式,而使一部分动物人充分享有了动物 的欲望、意志。这种享用、简单占 有的生存,使动物人自以为抵达生命的极致,为了保护此等生命秩序,他们抵抗或逃避了人类自由;为了保护此种生存状态,他们主动地实施对时空的管制、隔离, 对他人的奴役。

  这种不自由的生命状态是如此吸引人心,也如此有违人的良心。人们为此千呼万唤出资本主义,或“补资本主义之课 ”(中共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界观 点),以解构并重建动物庄园的治理模式。但资本来到世间,本身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势利更使它天然地理解权力的作威作福。因此,在它还没有一 统人类的时候,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就遭到了思想家们的批评;即使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凯歌行进,并取得空前的文明成就之际,人类的良知之士仍痛惜于物质丰饶 的社会所带来的灾难。回首最近三十年的大陆中国,我们看到由上而下进行的资本主义乱动,权枪钱私有化,钱买权官家化,等等,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壮大有 所不同,它比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更疯狂、更罪恶。原初资本主义运动的精神集中体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上,而我们当代的官家资本主义横行,却一再 宣扬“致富、发展、稳定”,一再宣扬“好猫、戴表(三块代表)、河蟹(和谐社会)”。如果说中共官家以前不断需要以运动的形式来打击“自由”,今天的官家 已经可以坐看乌合之众的子民自己动手打杀“自由”了。

  而考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秩序确实给予了人类个体相当的自由,却把人类整体置于另外一种不自由的 状态,一种危机不断的生存之中。 今天,当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率先爆发,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之时,关于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增长的无限可能性、市场调整一切,等等的神话确实黯 淡无光。哈贝马斯观察到,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国际秩序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整体命运日益突出,人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彼此命运休戚相关之时,人们容易将自身所体验的 不自由状态归咎于他人的自由太 多。经济危机带来的个人生计或生活水准下降,人性投机带来的社会灾难,使得不少人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他人的自由。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太平 狗强过乱世人,救亡压倒启蒙,集体大于个人,天理大于人欲,容忍、驯从高于自由。只不过,在今天,自由问题尤其显得紧张。汉语世界甚至怀着侥幸之心,再次 将危机归咎于人类自由。悲观的人们不仅以为“自由”在汉语中“声名狼藉”,而且确实死掉了,没有多少人以为可惜。

资本主义的成就之一在于,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之后,它使得人类度过了短缺时代,进入丰饶富裕的状态。主权 的弱化、知识的增长、经济供给能 力的提高,等等,使得和平发展成为可能(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使得国家社会层面的正义成为可能(使社会最差者的效用最大化,即最小最大化原则),使得 人人成为自由人成为可能。但是,度过短缺时代之后的人类还没能发展自身的自由观念,反而多停留在传统的自由观,或对自由的想当然理解之上。国际秩序固然重 要,但推动公共利益的不仅是政府,也是自由人的自由。

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在我看来,当今世界遭遇的绝大部分问题跟自由相关,个人和整体对自由的态度决定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物欲和灵性对自由的态度决定了生命的个体状态。


二.自由的终结

  传统的自由观念着眼于人的社会性,着眼于人的政治权利。古典自由和现代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一度简 单有效。对自由的想象,在人们对 自由的追求过程里,也相当有用。人们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人们说,自由虽 然不等于为所欲为,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自己的意志活动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自由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康德说,自由是我 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整个社会具有的乐观精神和积极态度,理解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惠特曼等 人对人类的讴歌赞颂。我们同样可 以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之昂扬、进取、青春美好。那种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本身,即成全了自由,成全了人性、生命和宇宙之美。

  在这方面,只有专制人格、独裁国家和威权社会,才敢于公然敌视自由。只有恶者、罪者、小人、戏子才会强奸“费小姐”----自 由,才会害怕自由,栽赃污辱自由;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同了这种对自由的敌意。毛泽东作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集大成者,把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当 作自由主义。自他之后,我们中国的官产学精英和民众,总是谈自由而色变;略有头脑者,也只是把自由跟经济、财富相结合,将自由算计化、数据化,似乎没有经 济基础,就谈不上人的自由。这些对自由无深究者,只会把自由想当然地理解为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理解为对单位、社会和国家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这些不曾 有独立意志、审美能力的思考者,只会把自由理解为混乱、喧闹、折腾;这些官家的帮凶帮忙帮闲等三帮分子,只会把自由理解成个人跟官家、国家之间的博弈、对 抗,理解为彼此空间的此消彼长。但这种对自由的诬蔑,既阻挡不了自由本身在文明社会的成就,也阻止不了生命对自由的信仰。我们中国的大美学家高尔泰一生坎 坷,他仍坚定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因此,为自由辩护尽管是一个十分切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今天的人类自由。今天的人类文明,比以往任 何时代都给予了更多人生存和发展 的机会。如果说此前的人类只有少数人得享免于恐惧和匮乏,度过短缺经济时代之后的人类有更多的人过上了富足自在的生活;如果说此前的人类只有国王、皇帝、 贵族、官家、商贾等少数阶层享有一定程度的权利和机会,那么,今天的人类有更多的阶层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而随着对自由状态的近似抵达,或生存状态的某一方 面、某一阶段目标的完成,人们就以为个人和社会的“历史终结”了。人们甚至以为,自己不为挣钱、谋生发愁了,就是获得自由了。

  这种天真的理解,使得自由的人们走向了对自由的背叛、终结了自由。那些度过温饱阶段、发达了的人们、阶层和国 家,自以为自由而不知不觉地驻身于 奴役、依附之中。他们有生活的能力和条件,却不再拥有自由。他们跟自然不再有亲切的感情,自然只是他们的工具或背景。他们不再有意识的自由,他们的日程紧 张、秩序井然,想象力成为他们最稀缺的产品。他们不再有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由,他们自身成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一种彼此大同小异的产品。他们不再 有个性之美,情感之美……他们终结了青春时代的俊美风神,而成为面目不清、胖乎乎面团团、酒色财气脸长横肉的家伙,一种形似虫子的身躯和面容。他们终结了 艺术、美好的情感,而将艺术和情感当作施与受、控制与附庸的波普,或SM,他们以为现代艺术就是一个个的概念,情感可以由金钱来量化,他们轻易地、不自知地伤害了他人的心灵、感情。他们终结了自由心灵的社会关怀、终极关怀,天人之际或古今之变于他们不过是“杞人忧天”,但这些终结了自由的发达者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发达者们甚至复制了他们追求自由时所厌恶的生存方式:醉生梦死;骄奢淫逸;朱门酒肉臭;食日费万钱,云无下箸 处……这也是穷窘者难以理解发达者 们冷漠的原因,传统社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确实是穷窘者们“最后的吼声”,但今天的文明财富已经使足够的均衡成为可能。在穷窘者看来,发达者只要布施很 少的一点资源,他们就可以获得生存的自由,这个世界就足够长久地大同;如歌中所唱,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会有美好的人间。但在穷窘者看来,发达者的冷漠 和绝情令人绝望;尽管传统的公益、慈善、施舍等事业仍代有成就,但穷窘者和发达者之间未能建立起交往沟通理性,彼此隔绝并轻视、敌意,更不用说资源的双向 流动和合理配置。直到今天,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本、货币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人们,仍不曾对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假借丝毫;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最好理由在于,自由不 免费(FREEDOM IS NOT FREE)。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为两极分化问题所苦,即使资本主义提供了中产阶级的解决方案,人类文明仍难逃中心—边缘、上层—下流的矛盾乃至紧张冲突。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类危机:金融海啸、温室效应、环境压力、医疗养老、恐怖主义、贫困或富贵病等等,都与这种两极分化有关。

  从自由的角度分析,这种紧张的难以终极解决,并不在于人类社会对自由的重视程度不高,而在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不 到位,在于追求自由的人们对自由 的背叛。不仅一般人对自由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糊涂、非常鲁莽、自以为是的了解;就是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信仰自由的人也最终背叛了自由,他们或者放弃了自 由,或者限制了他人的自由。用中国人的惯用语,人阔则变脸,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用法国人的话,他人即地狱。

  

  三.文明进化与人身自由

  事实上,我们的文明进化或文明成就均与自由相关。自由是文明的动力。生命的本真即自由,生命生而自由。不自由的 生命,只会在进化的阶梯上止步不 前,停留在本能状态,如中国人所说,如猫狗一类的性命而已。甚至不进则退,退化为没有生气的物类,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不肖子孙。

  自由的人类乃万物之灵长,成为文明的发动机,并迈过必然之宿命,而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是美的,这种自由之美乃 是一种宇宙逻辑。一个人如果不自 由,而以为其言行美好,那肯定是傻美、非真实的;一个社会如果形格势禁,而以为其生活美好、科学和谐,那也肯定是一种虚伪,甚至充满罪恶。同样,一个边缘 化的浪子、受囚禁的仁人志士,仍拥有着对其时代举足轻重作用的优美、壮美风采,因为他的心灵进而生存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之美,是人的欲望尤其世俗欲望无能 理解的;美的自由,也是人的理性无能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不自由,勿宁死!”而康德为我们人类立言说,自由是 跟上帝、不朽同样重要的三件事,只有这三件事在人生宇宙的本体界。

  自由是一种美的状态,这种美构成了宇宙间的和谐。因此,我们从人类社会自身来观察分析文明的进化方向,我们就得 研究人类个体的自由程度,就得了 解我们自身的和谐与否。这种自由程度,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们从社会性上确立了很多标准,如意志、空间、权利,等等。在西方的自由一词词源里,自由或 指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或指一种被解除了束缚的机会,或指没有国王的状态。在启蒙运动中,自由就多用来指称把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到了近代,自由被认为 是一种必须借助于法律保障才能存在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拥有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贡斯当认为,独立是自由的第一要义,所谓自由就是保护个 人私生活的自主权,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之外,给个人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和广泛的选择机会。两次世界大战将文明内核概括为“四大自由”:言论自 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出版、公开辩论等途径,向公民提供一个历史上其他时代完全不可想像的空间,而将国家强制抵挡 在这个空间的边界之外。哈耶克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但这些标准、自由状态总体来说是外在的,是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权利,是人的物性自由,或人的个体自由;甚至如前 说,是匮乏时代思想家们的权宜之 计,是对仁人志士或说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命定的写照。这些自由既忽视了人的生命感受,又忽视了社会整体之中的和谐均衡。这些自由观或关于自由的描述并没有触 及到人的身心关系、人的生命状态,也未能触及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不用说天人关系。因为说到底,自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自由是自由人的自知和知人之明; 自由是自由人从自己的身体出发,进而对人生社会、宇宙自然的健全感知。因为说到底,国家社会同样是一个有机体,全球化是一个有机体;制度、地缘等等构成了 这些有机体的身躯,机构尤其是生命个体则构成了这些有机体的头脑、心灵或气血。自由就是指这些推身及人、推己及人、推人及全体的生存,一种动态的和谐及平 衡。

  就是说,自由应该是以身体为度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语)。身体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身体的终 极,人身之美即自由之美。身体之 美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不同的标准;但其共通之处在于,人类从未承认一个病态、亚健康的身心为美。因为一个病态的身体绝非自由,处于亚健康的心理难以自由。 身体之美,由眼神、活力、生气、言行与外界的和谐关系等等构成,身体之美是精气神的统一,身体之美即精气神的和谐流动,一种灵性自由。

  观察身心的自由,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身心的基本元素:精、气、神一类的均衡分布和和谐流动,是保证身心健康、充 满活力的前提。轻盈而自由的身体 不可能是沉重的、迟钝的、缓慢的。如果我们的身体之精气不能自由地流动,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病痛;人们常说,精疲力竭,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果我们的精 神弱了,我们就会昏昏欲睡;人们常说,伤神了,神不守舍,神经错乱,神思恍惚。

  所有这些身心的基本元素无能和谐流动的结果,都带来我们身心的疾病、丑陋和虚耗。我们中国的医学更明确说,“气 ”乃人之精气,血脉之精髓。我们 民间的说法则是,人活一口气。这一口气,若通和流畅则精气神极佳,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此而生。如果在夜半时分,精气神集中于我们的大脑,我们就会失眠, 而成为清夜扪心无自省、清议一无所得的虚无主义者。如果精气神集中于我们的生殖系统,我们就会成为阳亢者、性冷淡者、花痴或色鬼。精气神的流动是身体自由 的前提,精气神的和谐自由是身体自由的表达。这种精气神的不能自由流动,必然带来身体部位的虚、亢。气虚者四肢乏力,脾虚者易得高压糖,肝脏分解代谢减慢 及自由基的丧失导致高血脂,……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一个人的胖瘦、脸色、眼神、气力中观察其病情。

  人类的这种身体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理解或享用自由,而放任身体对食色、时空、神的依附带来的。对食色的占 有或享用可算是一种物性自由,对 精气神的把握可算是一种灵性自由。自由即灵性自由与物性自由的平衡。对时间空间的依附则带来了幽闭症、荒漠症。重土安迁的生活是一种“马铃薯”(马克思 语)式的自由,一种植物人的自由;游荡、往而不返的生活是一种“不近人情”(庄子语)的自由,一种动物人的自由。这两种生存分隔了天地、时空,只有人类的 自由之子才可以平衡、贯通天地,并返回、加持我们的身体。这种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文明现象在传统中国被称作“王”,尼采也曾片面地理解过“王”,他激赏歌德 时说,“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他未能全面理解自由与王者的关系:自由的本义即是没有国王的生存,或说无王而王、自主为王。因此,自由 就是在这三才之间的平衡,中国人说过如何贯通天地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同样地,人的小康状态或说永远度过生计之苦的富贵状态,可算是一 种个体自由;而社会上下两极的交流、和谐,两极分化的减小,跟宇宙自然的沟通,可算是一种整体自由。自由即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平衡。……这些自由状态的 任何失衡,都在彻底意义上带来了不自由状态,它们是掀起飓风的一只蝴蝶翅膀,是溃败千里长堤的一穴蚂蚁;这种不自由状态,不仅报复了社会整体、某个阶层, 而且也报复了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身心的不自由状态,不仅带来了身体的疾病层出不穷,而且现代人也越来越失去了身体之美。我们要么大腹便便,要么骨感如柴,要么为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所苦无精打采……即使整容技术、医学发达到让我们成为明星脸、运动员的身材,并随时HIGH起来,但我们的傻美或伪美仍跟文明的美感相去甚远。


四.天下与自由之身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自由是宇宙生命力的和谐进化。在身体内部,这种自由之美就是灵性自由,是精、气、神的 自由流动。没有这种灵性自由,我 们的身体就处于被禁锢的状态,或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俗话说,没头脑的人如同行尸走肉,没有心灵的人如同木偶。事实正是如此,没有灵性自由,我们就没有意 志力,病毒细菌极易入侵我们。我们就会成为疾病缠身者,或成为妄人,脑残者,人云亦云者。我们或是一时的种马,或者饕餮之徒,或是性冷淡者,阳萎症患者, 厌食症患者。我们难以跟异性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分享生命的完善和进化,我们难以跟朋友分享人生的经验,成全人性的美好。

  在身体外部,这种自由之美即是中外思想家们再三致意的生命权利,走路权(迁居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 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吃饭权 (免于贫困的自由),等等。如果没有这种物性自由,我们就处于奴隶的生存之中、处于类人孩的被管理镇制状态。如果拥有这一物性自由,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一 自由,即以灵性自由来看待、校正、平衡物性自由,那么我们就只是暴发户的同义词。比如,被允许走路的人们就会在路上挤做一团:今天人类的交通拥堵,所谓一 种丑陋之极的肠梗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无知也无能于走路的权利。而被允许说话的人们就只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将表达自由变成了众声喧哗,也是一种口水、 噪音之类的丑恶表演。被允许吃饭的人则迅速从营养不良者变成了肥胖症患者,从一种形象丑陋跳到另一种丑陋形象之中。交友权也成为人们党同伐异的借口。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当人们的生存没有多少自由,人们难以自由迁居,并只能心向首都、人生事业归顺于首善之 区时,一个国家或时代社会的精气 就集中到了其身体的某个部位。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共同体的头部或面部。这个共同体的状态不会是均衡、匀称、优美、有力的,而是头重脚轻,东重西轻,南北相 轻,甚至如毛泽东引用过的中国民谚:嘴尖皮厚腹中空。这个国家的病症人人都看得出来,比如高血压、面瘫,这个社会的现象人人也看得出来,如千疮百孔,四肢 无力,从头到脚长满脓包。政治学术语称此不自由的共同体为专制国家、专制社会、专制时代。

  专制国家的个体成员,无论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都不会获得身体的自由;即使在岗或下岗的政治家,也无能自由 地说话、走路(比如胡锦涛先生, 高而无众;比如江泽民先生,贵而无位),即使精英百姓,也不能自由地吃饭、信仰(比如学者,仰人鼻息;比如市民,等人施舍)。这个国家在生产和生活资料上 再难给文明提供新的东西,在观念和精神上再难为人类文明服务。这个国家的生存状态,就只能是病夫治国、疯子当政、傻子弄权、骗子自负。这个国家的生活,就 只是自导自演、光荣孤立,或募仿着生活。这个国家无论如何繁荣、热闹、黄金遍地、“流奶与蜜”,但艳若桃花,不过是红肿之际,美如乳酪,不过是溃烂之时。 这样的国家是脆弱的。革命家如宋教仁们深谙个中道理,他因此提出的击其腹心方案,最终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所证实。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老子说,“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可以寄天下矣。”天下跟身 体异质同构,没有对身体自由的重 视,就不会珍爱天下;没有对身体自由的重视,就不会真正爱国。一个囚犯不会爱国,一个双规的官员不会爱国,一个一无所有有待救济的愤青不会爱国。爱国也只 有在爱自由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现代国家乃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以才值得人们去如爱家园乡土一样地捍卫、珍爱。否则,喧嚣一时的爱国主义或国家言说不过是三 帮学者的捣浆糊,是政客的欺人之谈,是骗子对傻子的革命,是流氓的遮羞布。孔子绝意必固我四者,其旨相同。孔子更详细描述人生不同阶段的身体感知,而立、 不惑、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以说明天下人的生命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传统中国如此深味自由者非止老孔等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身体性贯通、以便 “王天下”乃是中国特有的易道逻辑。易道逻辑有着对自由本体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得中国文明深味变通自由之重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最普通的 民众都明白自由的可贵,“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都知道爱自由的伦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一次城市化是短缺时代的自由追求,“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人类的二次城市化则是 丰饶时代的自由深化,即郊区化使 人身可以亲近更多的土地、阳光、雨水……而畸形的城市化扼杀了人的自由,如中国的一次城市化即是官家化,治市民如治农民;二次城市化即是私有化,对郊区土 地、山水的掠夺,将中国的自然变成虫子们的天下。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单向度地流入官产学上层,而不能回流回向,这个社会的两极分 化会严重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富贵起来的阶层以稳定的名义扼杀自由,尤其扼杀平民的自由,更不用说布施于平民大众,那么这个社会的失血或充血会 严重到什么地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藏富于民、开智于民、还权于民,而是强化阶层意识,那么这个国家的精气神就会被堵塞、沉积、变异。这个国家不可能对国际 社会有真正的贡献。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国家具有这样的功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这种自由国度真正可以使文明的进化从必然王国迈入 自由王国。

  如同爱,如果我们的身体不能跟异性创造美妙和谐的境界,我们就不是自由的,我们的生命非本真自然,我们只是鳏寡 孤独者,是不能爱也不能被爱的绝 物,是有待救援、需要温暖慰藉的病人。有机体的专制国家、社会和个人也是如此,他们自成独夫民贼,不能跟异端、异己者建立和谐的关系,不能尊重他人的自 由,自身也不自由。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传统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不自由的表现,其中多是独语、译语、谬托知己式的个人见解,是抛开文明背景和价值参 照下的“心得”。国人对他人文明的蔑视、敌意,对中国传统的总结,对中国模式的自言自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妄人无知的阿Q胜 利。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大人先生、肉食者、成功人士多失去礼仪、性情、道理的今天,在他们多成为虫子寄生于平民大众的劳动成果之上的今天,在他们都忙于治 疗抑郁症、精神紧张、身体三高症的今天,他们仍不知羞耻地要扼杀平民大众的自由,扼杀别人的生存自由反倒指责别人颠覆、煽动、无知,仍不知羞耻地要“为万 世开太平”,要再度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要和谐世界……实在是反自由、反人类社会。这种蔑视生命的“反人”(萨特语)现象,即使我们最仁厚的 易道逻辑,也情不能已: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当国家主权不能弱化,仍成为人类及其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时代,人类的各种危机难以最终 消解。帝国如罗马总是以末日的形 成结束了一轮危机,东方的帝国则多以地方造反的形式结束一轮循环。这种文明整体的非自由状态,使得从外星人的眼光看来,人类重病缠身。想象罗马末日的狂 欢,而城里的奴隶、外省的人民仍为饥饿所苦,我们就明白,天下虚胖所将付出的代价。

  

  五.以自由看待中国

  一个国家的自由度越高,它的新陈代谢等功能也就越健全,它的活力、生机也就越突出。否则,这个国家的发展无论如 何快速,如何立竿见影,那都是杀 鸡取卵式的,是牺牲了自由,事倍功半、代价极高的。比如我们自豪的国家可以办几件大事,但这种举国体制却是消化不良的典型。我国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但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0.3%、欧盟的16.8%、美国的 28.6%。2003年,在全民消耗的17亿吨标准煤中,有4亿吨标准煤是白白浪费掉的。这类似于一个虚胖症患者每顿饭量惊人,却多是白吃了。据测算,中 国大陆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0。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自由度是如何地低弱。

  我们自称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我们似乎“风景这边独好”;但一个十数亿的东方 大国,至今仍承受着春运的压力、 假日经济的压力,平时仍上演着三两个人也会在十字路口挤做一团的闹剧,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走路、排队。我们仍在开会时混脸熟、混时间,在聚会时势利媚俗 于一、二人的一言堂,附和那种成功精英的口吐真言或娱乐式做秀,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结社、集会。我们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营养过剩,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 吃饭,仍停留在口腔期。我们从中山装到毛服,到唐装汉服西装的混杂,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穿衣。我们总是自炫聪明地贬低我们的朋友,咬牙切齿于我们的敌 人,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交友。传统中国的自足自信是失掉了,我们也失掉了身份认同、吃穿住行的自信和认同。

  以我们社会最自由的资本元素为例。在我们社会,即使横冲直撞的官家、眼球率极高的戏子、爱热闹的商人或文化人, 都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资本在我 们社会的集中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三十年的改革,官产学标榜了一个世代的招商引资,在我们绝大多数地区,资本仍未填平富裕者与匮乏者之间的鸿沟。资本作为 现代社会最活动最自由的元素之一,如同人身的气流、血脉,流遍肌体的全部并周而复始。但资本从未抵达至今“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中国,从未抵达 农耕、游牧状态的中国,很少抵达草泥族的中国,很少抵达极需要养份的文化中国。无怪乎一个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以旅游者身份到中国旅游,感叹大陆中国跟台湾 地区相比,要落后三十年。

  中国确实富裕了,但中国的富裕是脆弱的,中国的富是一种失教的暴发户状态,中国的胖是一种虚胖。中国倡导的时代 主题:戴表、河蟹、稳定、不折腾 一类,跟人类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背道而驰。中国社会从外在环境到个人形象,既丧失天真、自然,又无能自立,反而败坏、退化。这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活在今天不再有青春活力、有自由之美的原因。80年 代的新一辈,今天多在身体上发福、臃肿了,或肥头大耳,或猥琐,如獐头鼠目,头发稀疏,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笑得程序,步履蹒跚。这些富贵起来的人们,再 难向公众展示其身体之美,其自由之美。更不用说,先富带动大家一起富裕,跟民胞物与担当、同事。相反,他们成为虫子一样的寄生者,成为后半生耗尽同胞和人 类资源的作威作福者、纵欲者。因为他们丧失了灵性自由,而把自己估作高价卖给了物欲,从而堵塞了身体精气神的和谐自由。

  这也是度过了短缺经济之后的中国再难有正向活力的原因。中国的“自由基”分子,早已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在中国, 只有他们有所谓“横冲直撞”、“ 无法无天”的自由。那些说我们中国投资环境自由、信仰自由多元的官员;那些说我们中国言论、出版自由的商人;那些说我们中国政府伟光正,含泪帮凶、含情帮 忙颂扬、含笑帮闲,规划未来并痛斥弱势者的愤懑、添乱、折腾的文人,都是这种邪恶的“自由基”分子,是我们中国人自由的敌人。他们如自由基在身体中所具有 的破坏作用,而败坏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心态环境和世态环境的美丽。这些自由基,掠取了绝大多数的资源,据说,我们的宝贵的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 城市;据说,我们的财富掌控在五百个家族手中,或掌握在一百多个政治经济板块那里。这一切,我们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而暂时无可奈何。

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今天却有如一个暴发户的表现,正是因为其头脑一直充血而无能理性,它的资源被掠夺得高度垄断而不曾均衡地分布,不曾还权、藏 富、启智。这种头重脚轻、头脑发热的表现,甚至使得一些肢体也跟着忘乎所以,比如骨瘦如柴也跟着与有荣焉地手舞足蹈。中国肌体的面色红润、身体发胖,不过 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甚至骗过了它自己。五百窝寄生虫或一百多丑陋的抱成团的虫子,将一个曾经有着平民理想的革命党推上前台,雇佣了上千万公务员为其打 工。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打工队伍,将他们的工地装饰为文明人最匪夷所思的梦工厂。

  由于自由的缺失,这个梦工厂灾病连连,天灾人祸不说,它的打工者队伍几乎都成为三帮分子、三高分子、癌症患者、 前列腺患者、阴盛阳衰者、装孙子 装嫩者。由于高度的资源集中垄断,使得中国肌体的肥胖几乎全表现在脸皮和嘴唇上,这可以解释戏子中国在当代的繁荣,它标榜自己为世界打造了一出出或华丽或 浪漫的大戏,它的嘴尖皮厚也是当代文明眼里最不堪入目的丑陋之大成。

  “国之不祥,神降以观其恶。”神赐予过中国人身材的壮实和曼妙,赐予过中国人美貌和俊朗,优美、雅致、纯净、个 性、坦然,以及文明礼仪,如今中 国的精英成功人士,成功地戴上了流氓戏子的面具,并将自己置换成流氓戏子。当代中国的舞台,以作践人的身体、生命为特征,“雅”得俗、“肉麻”当有趣地混 沌了我们的时空,占据着十数亿中国人最可怜也最珍贵的一点儿公共空间。无论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还是章子怡、徐静蕾,无论于丹、余秋雨、司马南,无论是 感性写作的温家宝,还是党性表达的胡锦涛,……他们异质而同类。中国成功人士的容止,今天不仅流行化、类型化,而且虫子化。

  

  五.以自由看待世界

  但今天的人类危机也将考验自由社会的个人和政府。因为确实,他们作为先富贵起来的地区,不可能自绝于人类整体之 外。因为确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明 所教训的,先知先觉理应带动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富起来者应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如果自由社会的人们无能布施同事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果自由社会的政 府不能将人类整体肌理中的自由基元素:人才、技术、资本,等等,实现和谐自由的流动,那么他们同样是人类危机的制造者。

  今天,全球的资源和人才确实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这种中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头脑,思考并创造 了现代生活的观念、时尚、意识形 态。但这种充血的头脑容易发热,容易忘形。如果这一头脑不能守护文明的灵性自由,而一头扎进物欲的消费自由之中;如果不能沟通天地,而以压榨环境为发展代 价,那么它极容易中风、脑部供血失衡、神经性抽搐。这种抽搐,如现代人类的肢体如阿富汗地区、西亚地区的人们以仇恨的姿态打击发达社会,如手抽打面部,虽 然这些恐怖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不会如意,但他们加剧了人类整体的混乱。

  因此,自由不单对个体而言,自由也是对整体而言的。自由需要国家能够正视其治理功能,正视其发展机会。思想家们 告诫当政者,应“以自由看待发展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此,专制国家不重视个体,而自由社会把个人的生命、尊严、权利当作优先考虑的目标。只有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才会把国民束缚在土地 上,限制人们的自由;如林同济感叹的:“人本来是动物,现在却成了植物,不能动了。”只有自作聪明的专制者才会不再会子民的死活,并在危机爆发时,想当然 地进行镇压、堵截一类的管制,进行切除、消灭一类的手术。只有自私、目光短浅的政治家才会标榜,他只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只有自私的商人才会吹嘘他的爱 国,只有别有用心的学者才会无条件地鼓吹爱国主义。只有自私的官产学精英才会跟专制者、暴君、枪杀平民者结盟。

  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我们了解到,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过着“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了。他们不得不学着理 财,比如其中“从不为金钱犯愁”的 史密斯夫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史密斯太太减少购物次数了,他们一家也不再踏足电影院了,看电影是史密斯夫妇最大的爱好,以往每逢新片必看。”“他们以往 每年都会出去度假,每隔三四年就会换一辆新车,今年不仅取消了度假,也打消了换车的打算。”

  显然,自由社会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从自由的角度看,他们的生活显然是成问题的;他们是自己国家里的自由民,却因 为没有及时有效地流通于人类整体 而阻塞了人类的进化。他们集聚了物质资源,又浪费着人类资源,因此,普通的他们跟贪婪的资本家们一道,加剧了人类的经济危机。他们失去了灵性自由,并以为 自己自由,而驯服于物质的消费中。他们享用的物质自由并没有产生什么人类的情感意志之美,而多沦为欲望的奴隶。他们是自由民,但他们多有富贵病。这也是自 由发达社会里的政府在医疗领域再三为他们投入的原因。

  这种两极分化,被人们称为东西方“深刻的断裂线”。一个西方的作家让-拉斯佩尔很早就创作这么一种对立人类的小说:“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的惟一武器是他们的孱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

  左派思想家们更从数据上控诉过这种断裂或不平等,如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国家或少数人手里。但 左派思想家很少承认,这种不平等 在人类社会异质同构,如前说,我们中国人的财富百分之九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少数政治经济集团之手。如果我们自己不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不能推己及人,我 们的任何自由言论都显得可疑、不诚实。甚至,就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来说,相比较而言,西方人、自由社会的不平等远小于专制国家的不平等,因为后者的自由度最 低。

  无论如何,面对人类危机,需要我们正视自由问题了,需要我们把自由当作文明的至上价值。这个问题,传统文明多有 着语焉不详的考虑。如孔子就说 过,富之之后必须教之。如佛法讲慈悲、布施、担当、同事。等等。今天的不少中国人也感叹,在解决了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之后,一晃就到了中年,人生似乎到了 四十以后才刚刚开始。但如何教之、如何布施、中年后的人生如何开始,似乎文明社会至今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以政策、税收、市场宣传等来引导人们的慈善行为 和资本流动,成效甚微。这需要人们以自由的角度看待政治和人类状态,并以自由政治配置个人和国家社会的资源。


六.以自由看待文明和个人

  显然,衡量我们当今文明的状态,我们必须从自由的角度出发。这种自由,不是传统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或文化自 由,而是物性自由与灵性自由之间的 和谐,是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平衡,是人对世界的通达和成全。这种自由,不是传统的自由优先原则,而是自由贯穿始终的原则。就是说,文明自由,不仅看它是 否有无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要看它自由的多少,看自由的落实。自由的一方在达到某种境界或能力之后,要回看自身跟他者构建的关系中是否有自由要素的和谐流 动。

  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度,不能实现国家之间资源的自由流动,那么,它们各方的文明程度同样都是较低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当代文明的瓶颈。

  国家政府在当今对公共利益的推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推动,不是只依据本国的国家利益或民众利益。传统地 缘政治中“远交近攻”、“祸水外 引”、“嫁祸邻邦”乃至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殖民掠夺的做法,应该被抛弃。而我们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政治观,无论是秦穆公的“泛舟之役”、还是宋太祖听闻 南汉乱世的残酷而表示“吾当救此一方之民”,还是孟子总结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国家正义,都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政治有参考借鉴意义。只有如此,我们的人类文 明才能突破地缘政治的国家瓶颈。

  一个自由民如果不能抵达专制落后地区,并获得、展示在落后地区扎根生活的能力;那么他们双方就不是自由的。自由 民在他生存的空间中有一些自由, 但还不是自由人。如果一个先富起来的人不能跟他布施的个体,进行自由平等地交流,并表现其人格力量,那么他们就不是自由的。先富者有无忧无虑生活的能力和 条件,但他还不是自由人,甚至不是一个自由民。这是我们当代文明失衡的关键。

  推动公共利益的事业,不是由少数政治家来决定、操作,多数国民只是做这种推动的受益者、接漏油者、搭便车者、利 益受损者;这种国民终其一生的最 高成就只是一个自由民,或中国人说的自了汉,远非自由人。而当足够的时空因素转动起来,毁掉公共利益和个人财富时,那些简单占有过“自由”的人们会求生不 得、求死不能。今天的不少王公、贵族、官员、巨富,在清算复仇女神施及正义之时,跟中国历代的达官贵人一样,守着满屋的珠宝、黄金、钱物,而活活地享受羞 辱、饥饿和死亡的恐惧。因此,有能力的国民个体超越了生存时代的人生内容,而观乎文明的天命和责任伦理。他站在人类的层面上,“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如 此自由:自信、忧患、日乾夕惕而行天健。

说到底,人类的自由,其基础不是物质、资本,而是身体。因此,回到身体中去,去获得并感受自由之美,是我们衡量个体 或共同体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这 方面,西方世界的不少同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人到中年,积累家财亿万,却突然捐舍给社会,而只身一人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很少变成家族、朋党一类的“猛 人”,守着富可敌市、敌国的家业和亲友过日子、度过余生。他们不仅有人生回归于零的勇气,也有着身体实证的人生成就。这方面的事例如此美好地充实了我们人 类。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课堂上突然改变了人生,因为他看到窗外明媚,小鸟歌唱,他对弟子们说,我的阳春有个约会;遂弃目瞪口呆的弟子不顾,飘然远引,去非洲 开始自己孤独的行旅。而哈佛的学生比尔-盖茨也以自由劝告了自己的师弟们:“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如果一个人窒息了灵性自由,再也无能以自己的身体抵挡自然界的风雨,而只能用温室、名车、他人的身体使自己跟外界隔 绝;如果一个人无能以自己的胃口 加工自然界的果实,而只能服食工业产品或生化药品,那么他的文明程度或自由度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只在圈子内自由自在,而不能进入到异端获得交流沟通的自 由和理性;那么他的文明程度同样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只能在规范化的权力圈子、知识圈子、资本圈子里生活,官员无能跟青春少年交朋友,商人无知于文化的真 相,学者、教授蔑视网络写手的言路思路,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或自由度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无能在山水之间生活,无能长驻社会的底层并进行有效地交流;如果 一个人习惯于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不能作为自由基,在社会的上下层之间、中心边缘之间和谐流动,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将低得只会产生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 ”。

  如果一个人被包围而不能出入自如,他自己既失自由,他同时成为自己的共同体的敌人。那些本可作为自由基础的个人 往往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他们 最初追求自由的勇猛,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感染和影响了周围。但我们近代的天才鲁迅观察到,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 不透。”这个自由肌体被寄生虫包围和吞噬的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个学医出身 的思想家没有说明猛人与身体自由基的关系,他只是感叹说,“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七.易道自由和自由之美

  一直有人说中国人不喜欢自由,中国人喜欢有一个家长来管理或操心大家的事情;这大概是对我们中国人最优越的诬蔑 了。一直有人说中国文化中少有对 自由的论述,这也是不理解中国文化的无知之言。当代学人刘军宁先生、杨鹏先生等人的研究证实,不仅我们的传统经典有着跟自由、自由主义相通的论述,就是从 历史事实看,中国人也有着极丰富的自由经验。

  跟传统西方政治学的自由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的自由思想或自由精神更着眼于生命实践。如前说,传统西方政治学的自由观念,着重强调了人的权利。而我们中国人的自由观,是农耕社会里的生存态度,并突出强调了自由的能力。这种生命自由,在人类度过短缺时代之后,极为可贵。

  我们中国人的自由观,在汉语里最差强、最近似的词就是“易”。易是容易,自由即轻易、简易,自由即是简洁,是一 种删节的艺术,一种舍弃的能力, 一种儒释道都称赞的放下、弃绝的人生。易是变易,自由即无常,即动态。易是不易,自由即恒久,即自在目的。如同康德讲自由属于本体界一样,“易与天地准,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自由的力量在于“开物成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自由可以“与天地相 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 知……”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人们之能安稳地栖居在天地之间,是因为懂得自由的道理。“自天佑之,吉无不 利!”这种自由是传统政治学的自 由观未必能够理解的。传统的自由观虽然称道规律、秩序,却在实践中通向了僭越之路:以物质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 征服了自然。……易道自由观再三强调人为天地之中的三才之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姻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种自由是美的,大易的自由人格之美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 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正如这 种自由观接着反问的,天且弗违,何况人,何况鬼神。今天,在地球已经不能承受生命之轻时,用传统中国的观念来解释,如果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就不会违背 天气、地理、自然、地球……

因此,什么是文明的自由,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国的易道逻辑中寻绎其线索。如同西方政治学的自由包含自律他律一类的对立 一样,易道逻辑洞明了这种对立统 一。易分阴阳,由阴阳而至四象,中国人的自由观包含了极丰富的天地生人的相异相合的现象。这种东西方自由观念的一致性,在在说明自由有着对异端的包容。易 道自由观甚至指明自由人的特点: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将这种自由思想跟现代人的自处自足式的自由观相对照,我们 可以明白易道自由所具有的份量。

就是说,自由不是马斯洛意义上的人生需要,如康德和易道逻辑所再三强调的,自由乃生命本真。自由也不仅是城市化意义 上的人生消费;自由不是城里和城 外的别墅,不是名车、美女、游戏、权势等等一类的现代消费品。自由乃是仁与义的付出,是生命自身的表达,是回向天地,服务天地,润泽天地自然。

  跟一般人想象的自由有终极不同,跟一般人想象的自由即极乐不同,传统的易道逻辑再三强调自由的“既济、未济”, 再三强调自由的吉凶悔吝。自由是 一种日省吾身的修身状态,因此自由是一种无忧之忧患,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经历了上古时代的天牧天放,对自由的认识,在中古开始成型,并跟骄奢淫逸的乡 愿自由观不同、跟无法无天的自由观不同。《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 以终始,其要无咎。”这就是自由的妙用。

因此,易道自由是一种以身为度,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国人的易生活,在象数义理中的研读,尤其是占筮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明确自己在人生 天地间的位置,吉凶悔吝一类的坐标。就是说,中国人研学周易,乃是以自由为尺度返观自身,在天地人生的约束中获得自由。自由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业,以断天下之疑”。自由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以比较其他语种的知识传统,汉语历史上更多忧患自由的人格之美:“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 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由之美无法言喻,尽管历史上的中国人的自由成就不高,但从魏晋风度以来,汉语世界仍用了足够多的比喻来称赞自由的 人格气象:“元气淋漓”、“秋水 文章”、“光明磊落”、“光芒万丈”……自由人格之美有着多样的表达方式,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 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

  易道自由跟近代人的自由观是相辅相成的,如大物理学家波尔理解到的,互补即统一。当然,这种融合,只有在人类度过短缺时代、进入丰饶社会时才有可能。这种新的自由观乃是一种以身为度的穷达自由观。

我们前述的自由观念,人类度过短缺时代之后的自由伦理,几乎都能在易道自由中找到相关论述。但中国传统的易道自由, 跟近代西方的自由观一样,最终成 全的是自了汉,是那些“高而无友,贵而无位,富而无教”的无能自主的个体。在反抗专制压迫、告别短缺匮乏的效能方面,易道自由甚至比不上西方自由对社会的 组织、动员和制度安排;在成全一国、一地区的自由,以及成全全体人民为自由民方面,易道自由还比不上西方自由观所获得的政治成就和个人成就。是以易道自由 虽然高妙,但落实者极少,多是个体隐士般的生存;兼济天下的自由精神多演变成“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傲慢、自大,演变成王霸天下的兴亡游戏;易道卜筮 也多流为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行径。

因为易道自由在其奠基之日起就再也没有大的发展,文王、孔子以降的中国人少有观象系辞之能力和经验,象数义理之间的 争胜更将将自由之易束缚在经学易 的框架中。无论是精英上层中的经学易还是民间的江湖易,都没能阐明易道自由与人道、天道、地道之间的关系,对人道中仁义、至善、富而教之的倡导也极为宽 泛。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深知个中三味,他们在译解西人的观念时,以群己权界、自由等词语来取代易,念兹在兹于易道自由的文明内涵。那些深切理解帝国和经 学对人的束缚、扼杀之罪的民族精英们,甚至“恶毒地”诅咒了自己的先人和文明。这种诅咒,今天仍让人情不能已。

一句话,大陆中国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仍需要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精神;然后才能跟发达国家一起,从易道自由中参详,从而为世界和人类文明服务。

  中国人仍需要“为自由而战”!

  

  八.为自由而战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

  没有了自由,我们就都是福柯意义上的监狱牢犯,是行尸走肉式的死人。没有了自由,我们就都是坐井观天者。没有了 自由,我们就是象牙塔里的可怜 虫,是窝棚里的子民。没有了自由,我们就失去了生命本真。没有了自由,我们就失去了天地间的正气,失去了人的正气;这种正气,如文天祥所说,是与日月星 辰、山川河岳相争辉的生命之美。没有了自由,我们就堵塞了人身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如孟子所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成全 天地自然之美。

  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于人类,乃如康德说,是一种本体界的神正目的。自由于人类,不因为这一个地球或这个一宇宙 的演化、灭亡而虚妄,因为自由于 人类乃最切实的福利,最真切的美善。为自由辩护的密尔,直接将自由落实到个性自由之中,他说,“在精神奴役的时代中,也许可以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但绝不 会形成精神坚强、富有智慧活力的人民整体。”压制创造个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为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强加于意见不同的人,从而迫使一切人被压入一 个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结果正象中国妇女裹脚一样,压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辈”。

  今天的人类确实有更高比例的人群享受文明成果,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命自由冲动的成果,是古往今来无数的仁人志士追 求、献身的结果。但享用了自由的 个人、阶层和国家,却多终结了自由,由此导致现代文明似乎到了“发展的极限”。这种极限,就是一种丧失自由的丑陋局面。我们因此看到,全球化最恶劣的样板 在大地上自高自大地树立起来,自成热岛效应的都市丑陋地集贫民窟、富人区、灯红酒绿、匮乏与浪费于一身。

  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所在——都市日益失去了想象力、失去了美,以至于人们一定要用光影声色来自欺欺人。现代人离 不开化妆、克隆、募仿,离不开药 品、毒品、污染品。现代人失去了贯通天地人三才的自由之美,失去了人性人情,失去了自在心,一种“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的自由之美。现代 人类多在逃避自由。他们多把自己抵押给了权力、资本、符号、都市、欲望……

  失去自由者悲惨而丑陋。无怪乎都市人会把想象力当做最好的商品来消费。无怪乎原始先人的随意涂抹,中国彩陶文化 时期的各种彩绘器物纹饰、西班牙 阿尔塔米拉山洞的史前壁画等,今天的人类仍视为无可企及的美和令人惊叹的杰作。那种生命之美不在于表面自然、纯朴或豪放的艺术魅力,而在于作者们的自由自 在之心。埋我们当代的人物产品于地下,万年之后再起,那些不曾自由从而消解的垃圾将仍是文明难以处理的垃圾。

  好在自由本身将解决我们人类的难题。只要发达者仍忽视穷窘者的无权无势、无财无知,并将自己的生活建基于对后者 的蔑视和奴役之上;只要穷窘者仍 借本能生存,并如草一样随风倾倒,自由本体就会实施自己的报复。因为穷窘者妨碍了人类自由,发达者践踏了人类自由。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认识到了的自由 人则会为自由而战!这就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者、慈善者们的自由实践。

  更不用说,那些反抗暴力的自由实践:如唐逸所说,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利用暴力占有政权,镇压反对者和自由言论,不 准反对,不准竞争,不准更迭,为 万世尊,那么他“治下”的千千万万本来独立自由的个体,便被践踏了。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如果践踏一个婴儿的自由,他要哭的时候不准他哭,他 要笑的时候不准他笑,他要动的时候不准他动,他要如何偏不准他如何,那么这个婴儿,即使不死,生命也会萎缩。正常情况下,他们会为自由而战。反常情况下, 他们只是潜在的为自由而战者。

  事实上,正是自由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度过了自己的短缺时代;今后,自由仍会推动人类平衡自身在生 存发展中的危难。我们看到,所以 古往今来的历史名胜中,为人类文明、为大众纪念最多的是那些争取自由解放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个体。他们之为后人纪念,因为他们比自己同时代人更多自由,更具 美德,更有生命之美。他们几乎绝大多数死于战争、监狱、贫病交加、暴政的压迫,但他们追求自由本身,即获得了自由。如曼德拉所理解到的,自由就是他们的报 酬。我们也可预言,文明社会会有更多的个体由自由民演变自由人,成为自己的王者,通达天地人之间,通达灵性和物性之间,个体和整体之间;从而为文明的进化 提升做出贡献。

  伏尔泰常被援引的一句话,大意是:我反对你的见解,但我要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这见解的自由。这是为自由而战。自由 需要有人为之而战,自由的身心需 要我们为之而战,十八世纪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不仅为我的自由,而且为他的自由而战。不仅为外在的权利而战,而且为身心的自在而战。

  自由的中国人,为自由而战!

  

200954日于风城初稿,改定于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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