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论”事件见证“改革之死”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陈永苗
以经济观察报为首的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促户籍改革加速。共同社论，把话语当一种共同政治行动，看起来很有震慑力的施压。可是昙花一现，被激起来的改革渴望，第二天就冷水泼了下去，遭到严控。
据披露，《经济观察报》遭受当局整肃，社长兼总编辑刘坚遭严重警告，一名副总编辑受记过处分，而负责起草该份社论的经济观察网副主编则被炒。整肃再次放大了“共同社论”的意义。
13家报纸可以协同作战，说明这已经是熟透烂透的共识。正如社论说，当高房价已经替代户籍政策成为新的城市门槛时，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就水到渠成的发出了，户籍门槛实际上已经被房价门槛取代。在中国，能上媒体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是已经过期的，不可能解决的。脱敏的，去政治化的，则是已经丧失最好时机很多年的，再鬼吹。鬼吹还让改革媒体产生自恋。能在媒体上说话的改革话题，基本上是无药可救的了，烂透了才可以说。总之能到媒体上的，被官方允许的，都是落后的。例如“和谐”提法，不是到了极端不和谐，才不会提呢。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户口不只是一个小本儿，更重要的是附着在这个小本儿上的种种福利和待遇；户口制度的不合理在这里，户口制度改革的障碍也在这里。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味同鸡肋。很多人只看面子不看里子，只抓一些皮毛。
与此相似的还有虚假面具土地财产权。现代化过程的土地，是已经金融化，可以流转的商品。那么土地呈现出来，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那么成为焦点的，就是土地上所蕴含的价值的分享，而不再是古典财产权意义上保障私人的地盘。赋予当下中国农村私有产权，并不是确认土地的占有，而是一次不均分赃。也就是让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分一杯羹。所谓的土地纠纷，只有在土地流转的时候，才会大规模发生，而土地流转，正是土地上交换价值的兑现。
看来私有产权仅仅是一个道具，仅仅是一个皮。里面蕴含的土地价值，才是真正关心的。私有化的反对者，也并不是真正的反对私有产权，而是当私有产权兑现，就把有全国人民创造的土地价值，就归于占有土地的人。这是一种文明海盗的掠夺，没有劳动就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一种盗窃。犹太谚语中说，私有权就是盗窃，在这个地方很昭然。
城市里面或城乡接合部的土地纠纷中，土地所有权只有在拆迁征收的时候，才有政治意义。没有转让，有没有私有财产权，是不会引起巨大政治纠纷的。表面上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其实质上，是如何分享土地的巨大价值。土地所蕴含的价值与土地所有权，虽然是两码事，但在现实中被混同起来。这些纠纷中，从来没有出现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情况。土地私有化，获得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要求，不过是一种占有分享大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地租的幌子。并不是为了产权证，而是为了附丽于土地上之上花花的“银子”。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必须警惕的一个问题是，城乡一体化是否可以长久有用，是值得深究的。用十来年的时间，来慢慢放开国民待遇，恐怕后劲不足。
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的资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目前所以减少，但是比赤裸裸一无保障的农村，还是值得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城乡二元体制维持的差异和特权，营造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空间。如果城市的待遇与农村一般，或者相差无几，那么农民就没有动力进程。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罗马公民权的历史来论证。罗马公民权是城邦公民政治的产物，这一身份的尊荣，连同其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长期政治进步的产物。非公民的平民和奴隶对公民权的渴望可想而知。
罗马公民权也是颇具价值的财产。由于是罗马城贵族和平民的特权，一开始对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共和时期， 在公民权问题上逐步扩展。对内扩展到城邦内的平民和部分奴隶，对外扩展到被征服者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公元212年，当元首卡拉卡拉差不多将公民权普遍授予整个罗马世界时，公民权已大大贬值。由于范围扩大，最后全罗马帝国都是罗马公民，这时候公民权就是废纸半张。
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罗马公民权的意义已消失殆尽，罗马公民不再珍视公民生活，它们承担的只有赋税的重担。于是，罗马人这个名称，曾经不仅被珍视过，并且曾以很高的代价被换取过，但现在人们则甘心情愿地拒绝它、逃避它，把它认为是可鄙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东西。”
可见，罗马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特权才有利益，把特权扩大，利益就稀薄了。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当没有的时候，还有混含着利益的时候，人们还渴望。这时候如果偏偏不给他们，而到了未来，这种特权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没有的时候觉得饥渴，有了的时候一点也不重要，或者一点用也没有。人们要的，并不是户籍制度的取消，而是与城市同等待遇，尤其社会保障。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户籍制度因为关系太大，一下子放开是不可能的。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建立在特权和差异之上，天生有缺陷后劲不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没有特权和差异，城乡一体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那么特权和差异会被比较长久地维持，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将比乌龟爬得还慢。
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仍在拉大，原因很简单：政府对城市投入较多，对农村投入太少，从而造成城乡居民机会的不均等。所以城乡一体化这种依赖特权和差异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远远不够，需要一种起点平等的改革，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全局出发，倾向投入于贫困的农村。加大这些区域的投入，使它不至于中国产生一个大移民，人都涌到城市里去。也就是说，不要完全寄托于城市消化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路径，户籍制度改革更依赖于中央权威和支持。
共同社论发表之前，有温家宝和周永康就户籍制度需要改革进行讲话。有温家宝和周永康的尚方宝剑，共同社论为何还被整肃，原因在于专制的逻辑是组织之外无政治，党外无舆论，共同社论对于当局而言，是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动，而且赶在两会之前，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所以要略加惩处。专制的逻辑最为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
共同社论被整肃，只能证明一个不愿意承认的，有眼睛不愿意看，有耳朵不愿意听的事实：改革死了，而公共舆论对改革的推动力，已经趋于零蛋。
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就是中央的化身，具有极高的政治权威，政治路线斗争在报纸上看得很清楚。在80年代至少知识分子地位崛起，专制权力经受文革和加入全球化面前，显得信心不足和弱小，于是媒体是另外一个太阳，可以代表政治总体性，可以较为有效地推进改革。可是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力量的崛起，媒体的多元化，于是代言政治总体性，代表方向的功能就丧失了，慢慢的说话就不顶用了，当做耳边风和干扰电波，此时专制权力受到市场经济的滋润，强大起来，现在媒体对地方政府还有一些作用，对垄断国企和政府部门，基本没用。
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媒体从总体性走向民权，从抽象政治路线走向维权运动，只有后者，才能帮助其找到公器的感觉。
一巴掌打在脸上，还继续做改革梦。这叫做什么，贱骨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知识分子把各家的底牌都看透了，但是自己却上不了牌桌。大部分人的看不清这个事实：自己上不了牌桌。媒体也是一样，如今也上不了。媒体虽然比学院内跟接近现实，但是其思想路线必须由被政治控制的学院提供，所以学院的落后性，必然带动媒体的落后。学院派倾巢而出，整成公共知识分子，也是用处不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我们要的不是道德正确，而是达到目标。
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传媒空间来可能很重要，但对于政治领域，无足轻重。不管是现在的政治空间，还是将来的政治空间。舆论不等于政治，距离政治遥远得要死。
李泽厚说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突出。到了二十一世纪，改革中的思想和学术，都与现实和民众完全脱钩。也就是产生重大形势变更。公共知识分子出台，正是以改革为背景，已经来不及。这一些都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眼下的红，没意义。
网友“我系椰子”说，“呼吁”的前提是呼吁的对象可能倾听。我以为这个前提并不存在。我以为，斗争的基本战略是“假装有权利”，也就是要求落实我们的纸面权利。但我们不能假装对手讲理。这是依法维权高过以理维权的地方。这个政权的基础已经是100%的利益了。
权贵掌握军队、金钱，政治组织和媒体组织，而改革的媒体力量顶多像脸上的蚊子。除非有死亡威胁，否则媒体启蒙是千年的无用功。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推动改革的乐观与自信，经过89年和90年之后的蹂躏，已经只能存在少数人的精神分裂中。90年之后，权贵资本自己挥刀，把中国分成两个中国，整体上不再具有改革“同一质”。主人是权贵官僚，其他人中，知识分子是自耕农，底层民众是奴隶，已经被排除出共同体之外。两个中国之间是潜在的或者明白的敌我之分。这时候温和的改良也是被当做阴谋，当做谋夺权力的诡计。权贵官僚的捍卫所掌之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伪装成自我保存的激情，无权毋宁死。所以不可能通过媒体的推动，让权贵官僚放弃权力。
令人觉得悲哀的，改革主义及其言说，就像我们电视不断更换频道一样，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改革之后，物质和金钱的力量，已经占了上风，不像80年代那样可以自信满满。说话作为行动，是瞎子领导盲人。而且在一个转型和革命逼近的时刻里，媒体和知识分子还眷恋说话作为行动，而且还沾沾自喜，这就是祸害。
这时候，如果镇压与整肃，说话作为行动就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只能满足说真话的渴望，或者被当做道义英雄的渴望。意义来自被镇压与整肃，而不是其言说。
我时常觉得，试图推进民主的人，其政治成熟可能还需要三十年。而在未来三十年中，就像民国五四之后，行动的意义会彰显出来，而把话语当做行动的，会当做鄙夷的对象。
长期的空头许诺，而没有办法兑现或者部分兑现，只会激起非理性和狂乱的怒火。在没有办法兑现或者部分兑现的情况之下，启蒙就要慎重。当然媒体启蒙并不必然的与枪杆子结盟，但是首先当行动的渴望很强烈的时候，就像未来就有可能；其次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本身会渴望获得力量。媒体启蒙拒绝枪杆子，决绝政治力量，又作为政治反对派，这时候就是很大规模的无病呻吟。遭到严重政治反击，同样是一只丧家狗。也就是说媒体启蒙要么没用的狗，要么就是一只将来吃人的狼。
不可能让你准备了充分条件在行动，在行动中成熟条件，边建设便准备，行动会带来准备条件的更大空间，就像维权运动带来更大的言论自由。说明把话语作为行动，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仅仅是一些准备条件。行动就是说话，一个行动，抵上一千个知识分子说话，例如邓玉娇案件。如果网络降低了说话成本，可以匿名，所以有那么多人网络参政。关键还在通过行动降低成本。
激进的革命呼唤，并不一定就带来坏的结果，例如梁启超就用大革命来吓唬清廷，要他们改良。最为关键的是促成现体制吸纳，吸收革命因素为改良因素。现体制是不断迫使改良因素成为革命因素。个人的改良或者革命立场无关紧要。若可以改良，革命因素也促成改良，如不可以改良，改良因素也只会促成革命。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乱。要有意义，靠的是阐述和赋予意义。同样一场运动，涮了不同油漆，性质就不同。对于底层的抵抗而言，知识分子团体的背书很重要，决定了是叛乱还是革命，所以革命抵抗权的引入，并且作为政权的根基，就迫使知识分子站在底层一边，而不是作为太监，站在权力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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