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143】 小文两篇

 

 

 

 

               在两座废墟上追问正义

 

                    ――谈民族义人谭作人

 

     

                                                        茉莉

 

 

    前几天有朋友来信，谈及旧约圣经里的一句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回答说，不管基督教怎么定义"义人"，世人眼中的义人即道义之士，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的，例如现在狱中的陈光诚、胡佳和师涛，还有最近被判刑的"四川好人"（艾晓明语）的谭作人。

 

    对他人苦难的深切关怀，是义人的一个显著标志。按照康德的说法，正义是这样的选择，当你事先不知道你是否会处于那种境地时，你的选择是什么。在中华民族的灾祸来临时，谭作人等选择了行动――受害者希望人们对待他们的苦难的行动。

 

    二十年来，谭作人在两座废墟上艰难跋涉。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他在六/四后人们健忘失忆的精神废墟上，做出清晰有力的见证；作为环保维权人士，他在四川地震后跋涉了三千里路，展开公民调查，追问那一片破碎的山河。这位55岁的成都人，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判取五年徒刑，但他用生命作出的奋斗和努力，绝不是无效或无结果的。从道德上看，其理想之价值将会永恒。

 

 

 

       ◎ 在六/四废墟上"见证最后的美丽"

 

 

    成都市中院刑事判决书指控说："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炮制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简称《广场日记》），并将该文章通过互联网发布在境外'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该文章中，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

 

    同为八九广场人，笔者含着眼泪读完了谭作人的《广场日记》。这篇真实的见证，讴歌的是屠刀下宁死不屈的人们，那些在大难临头时付出爱心的人们。

 

    谭作人书写的是广场最后几天的情景：黄昏的晚霞，广场的歌声，民主大学，坦克的轰鸣声，隔离墩、广播车，枪声，砖头瓦块，烧焦的尸体……。谭作人记得，他怎样保护了一个大个子解放军士兵，因为他们也是孩子。谭作人不能忘记，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独自站在西长安街口大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

 

    在日记里，谭作人赞颂说：1989年的中国人民是"前所未有的美丽"。无论现实多么令人恐惧，无论惨案多么令人悲伤，谭作人不是被动地承受这一切，而是在苦难中审美，以回忆来见证人类之爱的存在，见证自由的尊严和人性的高贵。在大屠杀后人民丧失信念的时候，谭作人以他深情的美好故事，滋润了枯竭悲哀的人心。

 

 

      ◎ 在沦陷国土上纪录生命的数字

 

 

    以一篇已在海外发表两年的日记作为"罪证"，把谭作人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做法，实在可笑之极。中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六/四事件不能提及。当局指控谭作人"歪曲描述和诽谤"，却没有拿出具体事实证明他歪曲什么了，为什么构成诽谤？

 

    其实这只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借口。谭作人被判刑真正的原因是，他揭露了四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造成千万名中小学生丧生的内幕――校舍建筑质量问题，因此惹恼了当局。谭作人念念不忘的是那些失去生命的数字，而这是当局最要掩盖、最忌讳公开的数字。

 

    在艾晓明拍摄的记录片《公民调查》中，我们看到晒得黑红的谭作人，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奔走在山野和瓦砾之中，寻找校舍垮塌的原因。2009年2月，他建立了四川地震"五・一二学生档案"，发起收集遇难学生真实数据的网络倡议，希望网民志愿者"以自发组织的方式"，"开展公民独立调查，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

 

    做环保维权没有固定收入，谭作人经常因身为男人不能养家而痛苦，幸亏有太太王庆华的坚定支持，使他能够数十次自费往返灾区做调查。据谭作人在其法庭最后陈述中说："我被捕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有关方面竭力避免提及的彭州石化基地工程。"曾被四川媒体评选为"成都市文明市民"，谭作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使四川那块土地不继续沦陷。

 

 

 

       ◎ 正义的拱顶建筑需要石头支撑

 

 

    这些充满人道关怀的公益性工作，为什么却成了谭作人身陷囹圄的原因？为什么高尚的人在中国总是遭受厄运？从陈光诚、胡佳到谭作人，一个个义人的不幸命运，令我们疑惑而迷茫。我们相信，正义是人的灵魂需要。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然而，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总是把它最优秀的儿女送进监狱？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指出，"正义的社会美德及其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同样的人类幸福，可以比拟为一座拱顶建筑。每一单块石头自己都会自动掉落地面，只是由于各相应部分的石头相互支持，联合在一起，整个建筑物才不会倒塌。"

 

    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谭作人等悲剧命运的原因：正义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即正义局面的形成需要所有人的相互支持，但冷酷的现实却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支撑他人的石头，有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逃避责任。当其他石头不愿支持时，极少数一心要撑住正义大厦的石头，跌落下来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国，正义的局面是如此脆弱，义人是如此稀缺。曾经让亿万人民关注并为之哭泣的四川大地震，其受害者的数字竟然不允许调查。这一不载之明文的黑色禁令，居然就畅通无阻。这种荒谬现象，除了归咎于罪恶的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民族性的病症。如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

 

 

 

       ◎ 行动的勇者需要更多的支持

 

 

    对谭作人这样的仁人义士，中国人不是没有尊敬和同情。调查地震死难原因这样的行动，是符合所有中国人的利益的，因为豆腐渣校舍会威胁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但大多数中国人属于老好人类型，他们只会在有利于自己、至少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协助谭作人们的行动。西方社会学家定义这种人的名称是：集体行动中的"条件合作者"。一旦政府施加威胁或给予利诱，他们就畏缩不前了。

 

    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中还是存在利他主义者的。谭作人没有完成的事业，艺术家艾未未及其志愿者团队在接着做。这支五十人左右的团队，从十几岁的学生到八十岁的老人，继续展开"五一二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其中有二十人次在四川遭受非法羁押。

 

    这些行动的勇者，以他们的博爱之心对抗当局的不公正。但比较起中国巨大的人口数字，这些人只是凤毛麟角，仍然不够支撑起正义的拱形圆顶。美国教授奥尔森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张照片：谭作人的女儿小蒙，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穿着一件阔大的白色T恤，上面画着她爸爸的头像，头像下有四个字："还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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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0年三月号

 

  
                      戴晴历史叙事的魅力
  

                     ――读《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茉莉

 

  戴晴年幼时，她那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决的生父，常抱着她去北海看水，说小孩子要看水眼睛才亮。一个人眼睛明亮，意味着什么呢？原是理工科出身的戴晴，在改行成了作家、记者之后，就琢磨起她父亲所献身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的历史来，结果如她自己所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

 

  应了义父叶剑英的一句评语："养不驯。"三十年来，戴晴背叛了她的父辈所属的政党，转而坚守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从被杀的王实味、失踪的储安平到被监禁至死的张东荪，擅长讲故事的戴晴，充满感情地诉说一个又一个"专制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故事。她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如澳洲教授白杰明所说："是一部对良知在专权时代遭际的挽歌。"

 

  戴晴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于她面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反思能力，她的社会视野和人文关怀，也在于她鲜明的个性与激情。《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的写作，具有问题意识、洞察力、比较研究、复杂性和戏剧性等特点。通过翔实史料考证张东荪的生平遭际，戴晴梳理错综复杂的时代脉络，重谱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当代史。

 

  一，问题意识

 

  有问题意识的史家大都是一些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他们拒绝任何一方给出的简单结论，而宁愿像用身体丈量大地的藏传佛教徒一样，千辛万苦地钻进历史的灰烬之中，寻找那些"飘荡在旧籍陈档中的杳渺魂灵"，并向他们发问：为什么？

 

  该书一开头，戴晴就疑惑地问："燕京哲学系主任、年届六十四岁的张东荪，怎么卷进这赳赳武夫的游戏中？"问题带出问题，戴晴的问题越来越多：北平和平易手背后的政治交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毛泽东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1949年9月30日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576名投票人，毛泽东得票575张。那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谁敢投？后果又是什么？1972年秦城监狱医院中，87岁的张东荪临终前说"还是我对"，他指什么？……

 

  过去对张东荪毫无所知的我们，被戴晴的问题震撼得傻了眼，只能跟着她生动而具体的描述，一步步走进疑窦丛生的当代史之中。这种叙事让我们进入政治历史事件的内部，身临其境地发现长期被人隐藏的神秘玄机。原来，真相一直就矗立在那里，只是需要勤奋而又无畏的人，拨开重重尘土蛛网去发现它。

 

  二，洞察力

 

  被人有意掩盖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像一个阴暗的山洞，只有洞口有少许阳光。要探测山洞的秘密，就需要洞察力――一种让人能根据事物的表面现象，准确认识事物本质及内部结构的综合能力。十几年前，当戴晴在澳洲遇上张东荪的孙子，面对张东荪留下的手迹残篇，她就像站在一个神秘的山洞口。此后，她必须张开思维的天线，施展十八般武艺，去探测历史黑洞之奥秘。

 

  在《我的间谍生涯》一文中，戴晴自供她曾一度是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资浅间谍"，可没干一件像样的活儿就被主管参谋给卖了。虽然间谍没当好，但她的敏锐嗅觉还在。2007年，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之秘书邢俊生的回忆录在网上发表，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戴晴的警觉：徐子荣曾上报周恩来的一份绝密材料，涉及某"社会名人"的政治案件，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中。"

 

  光有敏锐的嗅觉是不够的，历史线索需要经过拨丝抽茧的过程，用理性来分析，才能求得真相。好在戴晴是从共产党营垒内部走出来的人，她洞悉该党领袖诡秘的行事方式，因此能从这份隐去姓名的绝密材料中，通过调查取证，推论那位被毛泽东轻蔑地称为落"在如来佛手掌中"的人，就是毛曾高度赞扬并着意推重的民主派盟友张东荪。

 

  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殖民式的暴力，御用学者只写当权者承认的那部分历史，从而侵占了另一部分历史真相。而戴晴以其洞察力打破了这种集体沉默，她搜寻历史证据，还原历史事件的全部本质。

 

  三，比较研究

 

  有人批评戴晴此书，说她并不专注于张东荪和他的时代，笔下常"跑野马"。在笔者看来，这倒是戴晴叙事的独特魅力所在。一些传统学者把历史当作机械零件，去做枯燥的分类研究，而戴晴却以其开放的心态，采取了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这种写法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以广阔的背景来衬托人物的活动，通过比较研究，深入挖掘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国传统史家会运用比较方法，以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现代西方史家则运用比较研究来检视历史事件，解释各种因素造成的社会变迁，以及个人及其团体的命运。在戴晴的叙事中，处处不忘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让读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梁启超语）。

 

  从重大事件的比较来看，戴晴谈及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突然和共产党翻脸并开杀戒，评论说：与五十年代之后文化人集体自辱的凶险相比，国民党对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承者的伤害而言，只能算是"小儿科"。再如1936年，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批评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其时尚弱小的共产党代表刘少奇报以"大度的响应"，而在中共执政后，这种态度"几可告阙如"。

 

  1940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冯树功被日本军车轧死。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当局提出书面抗议，这令戴晴联想到半个世纪后，"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在北京六部口，有意碾压正在撤退的学生，北大校长的反应却是，主动将"涉嫌动乱"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民盟诸君的一些生活花絮，放在一起比较看也饶有趣味。例如，向来在意仪表的著名女律师史良，在被邀进中南海时穿上了时髦的列宁装。和史良一样同属民盟"左派"（即亲共派）的章伯钧官场得意，住上了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而立场偏右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即使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也谢绝中共为他安排的"太好"、"太大"的住宅，只是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袍之上。

 

  最令人震惊的比较，则是毛泽东对张东荪前后态度的变化。1949年初，为借助学术泰斗张东荪的社会信誉，毛泽东点将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谈判获得成功，毛泽东赞扬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两年之后，这个湖南人翻脸如翻书："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四，复杂性

 

  本书的主人公只是在国共两党相持阶段，作为制衡双方的第三势力，短暂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命中注定地消失于沉寂与黑暗之中。张东荪和专制权力相碰撞终于粉身碎骨的故事，带有凄美和恐怖的强烈色彩。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在叙述故事时容纳复杂的关系，展示完整的过程。所谓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指场面的浩大和人物的众多，而是指作者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余英时先生评价戴晴此书："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写出来的是一部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

 

  但戴晴不仅仅是在写历史，不仅仅是要洗清他人的冤屈，她更试图在纷繁的历史中探索那一代学人的灵魂。以人文互证的方式和知人论世的眼光，作者展现了民国一代精英的人文素质和人格状况。张东荪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被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昔日盟友在他落难时纷纷落井下石，互相撕咬。各色人等的品质和灵魂成色，在戴晴笔下暴露无遗。

 

  书写张东荪及其一代民国学人的情感、道德、理想、困惑、抗争、希望、无奈与悲愤，戴晴窥见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她的感慨很深："东荪先生以及他的同侪，曾经多么生动、有骨气地生活过――。"

 

 

 

  五，戏剧性

 

  毛泽东曾说："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他那虚伪、阴险而又毒辣的话剧，类似莎士比亚创作的《理查三世》。而张东荪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下，仍然吟诵道："已惯看剧场打诨，岂谓枭鸾从古判，只掉头一啸余何恨。"

 

  既然历史本身比戏剧还戏剧，戴晴就只需辛苦积累素材，运用联想开拓思路，运用背景、旁证、对比映照等手法来丰富内容，展开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该书的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强化了历史叙事的戏剧性。

 

  这是一种下大功夫、见真精神的历史写作。在一个轻浮浅薄的消费时代，戴晴坚守人文主义价值观，在孤寂中历时八年，勘探历史的废墟，凌厉地追问往昔的恩怨是非，给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现实提供了视角与参照。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听到作者内心的波涛与长啸，闻到她浓郁的自由主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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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