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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代政治等级与财富等级的斗争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改革时代有一个梦想，要终结阶级斗争和革命。然而这是一种美好的道德目标，并且其手段就是秉持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魔术师般念念有词，再加上抨击阶级斗争和革命。终结阶级斗争和革命，这是一种本来是想要而努力的结果，到了后来，却成了思考的前提，被当作好像已经存在的前提。当一有人用阶级分析方法，远还没到提倡阶级斗争和革命时，就要遭到痛斥。
要终结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做梦程度，与要消灭阶级分化与等级一样迷糊狂妄。阶级分化是自然的，等级也是自然的。关键在于如何不让阶级分化演化为阶级斗争，不让等级演化为等级隔离制度。
在邓小平的改革论说里面，有一种对阶级斗争“翻烧饼”的防范意识。防范“翻烧饼”的意思，就是避免哪一个阶级的专政，不要由资产阶级专政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再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当民族国家不是建立在普遍性的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政治（例如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上，就会堕落政治循环。每一个阶层或阶级都竭力去控制政府，取消国体和政体的鸿沟，让政体吸纳国体，以便国家和政府合一，政府之外无国家，从而使政府成为阶层抢劫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首先是资产阶级让国家政府成为其抢劫的工具，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掌权的统治阶级滥用其作为秩序与安全维护者的地位，服务于自己狭隘的私利。因此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国家政府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用于排除和降低穷人进入权力的机会。
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要求用国家政府来重新分配财产，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私有为家天下的国家和政府，那么必然采用革命，推翻旧国家与政府，建立新的（看起来像国体与政体的同时变革），然后实行财产再分配。这样建立社会主义专政（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
革命是为了财产和女人。中世纪欧洲贵族骑士与教士，同城市知识分子的冲突，也许最明白地表现在一个社会学最感兴趣的方面，也就是对女人的占有，教士和贵族骑士声名狼藉的争斗的根源，是这两个社会阶层对女人的争夺。并且由此产生了很多诗歌。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强调他们占了这些封建大人们的上风的最好办法，是吹嘘他们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我们在法国巴黎贵妇人和沙龙女主人床上情人的变化，由贵族骑士与教士，变为启蒙知识分子，看到这种普遍性的倾向。
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历史，是在国家政府产生之后的。掌权的统治阶级滥用，是当然这是一切形式的政府共同的恶行和恶习，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甚至更甚更无耻更贪婪。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未经授权就“代表”无产阶级的下层道德知识分子的专政，甚至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出现官僚权贵集团，对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进行压迫。
不同阶级的人，总是利用国家政府压迫被视为奴隶和敌人的阶级，后者也被迫利用国家和政府来反抗。被迫进入前政治的政治，你死我活，把政治单纯当作财产再分配的手段，这是一种政治的自然状态。
众所周知，希腊诸城邦的政府非常不稳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可以说，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3时世纪期间，几乎所有的城邦居民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或者多次流血革命，就像生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一样。这一些革命比较彻底，常常是伴随着对私有财产的重新分配和政府形式的变革而进行的。
在政治上，在民主和寡头的争论，不仅有政治意义，对掌权的党派来说，也具有经济意义，“翻烧饼”成功的胜利党派，会相当及时驱逐政治对手，将没收来的土地，或为政府使用，或者在他们私下瓜分中饱私囊。
财产再分配是大部分革命的导火索，所以公平分配是政制稳定的关键。一个良好的政制，要做到公平分配。不能放弃这方面的职责，又要避免被经济和财产决定，堕落为前政治的政治。而要求公平分配而爆发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制，肯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尤其像1949年之后中国为财产分配而带来的持续不断，一切服务于财产再分配这样的专政。
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对阶级斗争人的替代，是不断从奴隶和敌人的阶级中吸纳精英。如此能够维护自己更长久的利益。还有更为超越的想法是，既然国家和政府是双刃剑，那么就把刀刃磨炖，实行法治主义的共和控制。
奴隶和敌人的阶级中上升精英，有两种，一种是妒嫉憎恨，物质渴望的。另外一种是超越的，注重公共利益的贵族式上升，其差别在于前者有一种自我禁忌的豁免，也就是禁令不能约束于他们自身，他们享有法外特权。因此民主的贵族式上升与法治共和之间，可能有很大关系。
如何避免国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需要一个有限度的财产权，保持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野，而公民社会有足够的资源，不能让资源完全或者大部分控制在政府或统治阶层手中。这样的目标，需要正视不可消除的生存斗争或生存伦理，不能完全排除阶级斗争。需要以有限度的，法律之下的，是宪法之下的阶级斗争或革命，来避免专政。
政治等级斗争
作为卓越的社会底层精英，最悲哀的命运莫过于生在和平时代，和平时代肯定滋生古板刻薄的等级秩序，把他们困得死死的。乱世出英雄，而革命可以解放他们，让他们得到发挥和自我满足，得到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利益。因此他们对革命感恩戴德。但是军功模式，并没有成为民众所模仿的方式，而士大夫教育模式，延续下来主宰民众心里。
1949年之后，政治等级当然建立在军功之上，或者是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之上。与此同时，一种建立在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也同时伴随而生。二者之间有矛盾，而且可以溯及回革命战争年代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之中。
国家建设虽然被当作军事战争，这里面知识科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越来越重要。而军功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视野。
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从下层地位渗透到最顶层中去。整个过程，可以说成是知识精英替代了军功精英，然后知识精英中的上下层进行新陈代谢。
在革命战争年代直至建国之后，工农干部也是民众中上升的知识分子，也从来不是人民。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并不是官民矛盾，而是官僚阶层的内部矛盾。官民矛盾，其实与知识分子/民众矛盾是一致的。这个说法在改革时代，是完全可行的。
从一种政治上升和政治参与的角度考虑，可以看到1949年之后中共把体制内当作一个上升与参与的政治空间，尽可能吸纳最多的精英进入体制，这样达到他的统治稳定。中共本身成为数千万党员的国家党，而吃财政饭的人口是总人口的二十之一。进入体制的，就被提升提拔了，免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而体制外的，就是社会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是相当的大，当时等级差别和科层制仍然存在，就是张春桥曾经痛批的资产阶级法权。政治等级由此确立。那时的干部大约分23级，工人分8级。社会分三大阶层，高干阶层、普通干部和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当时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允许自由竞争，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大，而且流动性很小。
中共严格保持体制内外的等级关系。赋予体制内特权，并呈现金字塔形状，让每一个精英，把一生牺牲在爬升的路上。但是中共并没有实行世袭制度，而是打通体制内外的渠道，通过参军或者接受教育。这样的渠道，慢慢地顶替了军功政治等级。
现代启蒙教育大规模展开，造就了大量启蒙知识分子，从而使教会和科举作为上升机制变为不可能。大量知识分子，造成新一代人出现，就要精英的替代，而且只有下层知识分子才会于对底层民众产生仇恨，仇视起源。
中产阶级的成为社会主导力量，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和财富导致，更主要的是通过启蒙教育。现代化大规模教育让大部分底层人，都有可能成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的“末人”，其知识和教养，也仅仅是一种必需性和渴望，而不是自由。现代性批判思潮中对布尔乔亚的批判，也就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现代性危机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和准启蒙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大多数，并且加上民主和平等政治机制，成为主导力量。
这是一种伪装卓越和仿冒精英的赝品。精英是自由和责任，而伪装精英是渴望和特权，是妒忌和掠夺。他们相信自己从自我保存的生存伦理中提拔出来。科技和进步，让本来作为社会底层大多数的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生存、社会贫困问题，也能挤入精英的范围。
当大量启蒙知识分子储蓄在那里，并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出现了掌权和未掌权的区别，参与分赃和未参与分赃的区别，那么就会有不断的新精英对旧精英替代，几十年一次长江后浪推前浪。
所以现代性的标志就是革命，没办法不革命。掌权精英不会长久，不断的被取代，被革命。一旦新精英上台，就成了需要被革命的旧精英。未掌权的新精英，打着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口号，联合底层为生存努力的民众，不断后浪推前浪，掌权之后，又开始推行反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措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激情。这样的过层中，自由民主平等共和得以一次比一次多实现一些。
一掌权，就开始去民主化和标榜自己贵族化，主张保守主义政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正是在与下层百姓的痛苦纠缠中，才呈现出来的。
只有当贵族制在民主制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之际，它才大喊大叫起来。只有当贵族在城邦内部的政制斗争中落败，而沦落为一个保守主义的派别时，它才逆流而上，推出保守主义的浪漫政治记忆，把贵族文化挂在嘴皮上。在希腊，民主化意味着贵族文化扩大到人民身上。
民主是哲人诞生的温床，而贵族制是民主的临时面具，也只有如同托克维尔所说，反民主的东西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这种临时面具才能戴得下来。民主时代的贵族制，是一种民主贵族制。就像英国表面上是精英寡头统治，实际上却是民主制度。贵族和国王，不过是民众的面具而已，
等级制度成为问题，或者需要政治正当性论证，而不再是天然合理的，是在民主化大潮中，才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托克威尔、尼采、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大人物，都是在盘问一个问题：民主化大潮中，如何逆流而上，保留贵族精神，促成贵族的民主。即使妄言否定民主，实行贵族制，也不过是这个问题的激进表达。
然而悲惨的是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与政治变化，以及大量选民的产生，使这个贵族政治的理想，遭受重大挫折。如下激进的信念，已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完全可以通过更多的大众参与对贵族政治加以扩展，从而把所有的公民都包括近来。从特权进行放大，最后很难龙门一越，变为自由权。
可见一种保守主义的进路，是打折的，不完美的。这种保守主义进路与哲学的贵族化相关。
官僚权贵等级成为人民公敌
权贵官僚，不是阶级，而是等级。统治阶级自身成为最高等级，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癌症，这在历史中是常态，能够克服掉的极少。
在社会主义极权运动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警惕，但是这缺陷与其长处同在，无法克服。卢森堡对共产党可能腐败的批评，吉拉斯的《新阶级》，等等，无不证明他们的警惕。
极权主义的统治阶层试图克服国内阶级贫富分化和政党冲突，把自己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采取现代政党的形式，让自己成为成为国家党。然而，却没有预料到，这种做法，本来试图克服国内分化和冲突的力量，不仅没有做到，而且让自己成为最高等级，参与到贫富分化和冲突之中，大大激化了。
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着的，因为这种政体的性质决定了他注定要腐化，另外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事变破坏了其政体的原则，而专制政体的灭亡，却是由于它本身的弊病所致，某一些偶然的变故并不能阻止其政体原则的腐化。
自由的政体，可以让精英自我实现，而精英的强大意志和精力，造福于共同体，同时也让民众发挥自己的能力，保障生存权。而专制败坏的政体相反，会阻碍大部分精英自我实现，同时剥夺民众的生存权。
败坏的政治体制，尤其体现在权贵特权之上。特权产生的内耗、浪费和离心力、是首要的的危害。它就像一个体内癌症，对一个生命体进行致命的判决。一个良好的政体，简化而言，可以约等于，免于官僚权贵集团的压迫。只要尽量能做到这一点，一般而言，就是蛮族强盗在掌权，也能长治久安。
首要必须解决的，就是权贵官僚等级。英国的工业化文明进步面临的主要政治难题在于如何摆脱旧的贵族政治秩序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展开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废止谷物法、政教分离、土地改革、扩大选举权等，背后有一个核心的统一性主题，既打破由土地贵族特权和利益所设立的壁垒。当今中国，极权专制与权贵垄断，已经成为社会改造使命的敌害，这也是改革时代隐含着的。
官僚权贵从来都是人民的公敌。一个彻底的平民政府，不仅支持好的行政，而且通过使公民对他们自己的事务负责，从而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有利于促进更好的和更高形式的民族品格。
财富等级
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信仰，比美国人还严重。在经济改革大张旗鼓的时候，市场经济，确实为底层民众的上升和自我实现，提供了高概率的机会。概率体现为等级上升通道的扩大或者缩小。民营企业家阶层作为一种上升的阶层，与总体利益一致。把民营企业打扮成全部人民的化身，而把工人和农民当作民营企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政治阶层。
市场经济事实上不是一种完全中立的社会结构或者生活方式，很显然，市场有利于那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一些人愿意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运用他们的才能。
从古代的上升机制来看，通过科举上去的人很少，而杰出的人，那就是从事商业。例如晋商徽商。政治上没地位的奴隶，最容易成为商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为贵族，或者模仿贵族作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而且首先要解决温饱民生问题，所以成为商人大概里的。当然比商人更大的概率，是成为普世宗教徒，这样对自身人性的认同，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身份。
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钦佩英国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意识到它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他们试图促成这一些背景。尤其是西耶斯、贡当斯和基佐，他们明确得把自由主义与商业中产阶级的价值相联系，并且认为社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消除一些人们经由努力工作和进取心实现社会进步的法律障碍，从而逐步把越来越多的人提升到中产阶级行列。
他们相信，通过法治，他保障市场经济，它能够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机会，去运用其天赋，使自己富裕起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使社会富裕起来，提升社会地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为他们的提升中产阶级目标，也就实现了。
穷人变为的富人，最害穷人。穷人获得一定地位之后，特别恐惧与穷人在一起，和穷人沾边。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商人还仅仅是一种情感，知识分子还能创造出一套话语来贬低自己的源头和父母。这种内部矛盾，当和政治等级的矛盾，混成一体。首先，财富的分配，主要来取决于政治力量。其次，贫穷而且得不到上升的机会，主要是政治压迫造成的。第三，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传承。
民营企业家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并不是拥有巨大财富本身，而是用财富为社会做贡献，奠定了企业家与国家利益一致。挣钱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绝不是终极目的，而仅是手段，用财富来衡量社会地位，来标榜自我的价值，是穷人的特征。这是精神上的贫困，这些人即使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也还是穷人，仅仅是很有钱的穷人。相当于在豪华舞会上外表晚礼服，里面却是破衬衣。
把个人财富的最大化当作目的，而拒绝社会责任，就会造成先富与后富之间的纽带破裂，造成基于财富的等级制度。
我在《改革三十年是奴隶上升的时代》中说，一个把财富看的很极为重要的政治，并不是自由人的政治，而是奴隶的政治。必须这样指出，财富提供的是必然性需求的满足。不管是为了生存渴望，还是为了不断攫取财富的渴望，这二者都是必然性，是不自由的。必然性需求的满足，只有不把自己当做目的，而是当作参与政治的条件时候，或者当用来与极权主义抗争时，才是与自由相关的。
财产被赋予极大的心理含义，资产阶级出于对财产的种种威胁，讨厌可能扰乱他们的私人关心的任何事情，而且急切渴望去避免与根本“不同”的他者的遭遇，所造成的对身份认同性的不安冲击，因此唯寻求公共安全和安宁。
更进一步，试图确立一种财富等级，就是因为心理上的不安全，尤其渴望财富等级，把财富作为保障他们安全的一道防火墙。财富等级建立起来，他们就高高在上，安全了，并且获得自我卓越感的认同。
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共同体，让每一个人通过财富达到自身的身份认同。相反一个民族国家的财富增长，是一场危险的，很容易造成严重不平等、阶级斗争、共同体共识的破裂。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学会利用财富，并且节制财富的政治影响力。
而改革时代基于利益分享的吸纳，不会带来稳定性的身份认同，施密特在《议会主义与现代大众民主的对立》一个注释中说，在我看来，属于民主的政治实质，不可能存在于单纯经济领域，从经济的平等中还产生不出政治的同质性，从负面看，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很可能抵消或者损害以往存在的政治同质性。
在改革时代，政治等级与财富等级扭成一个“麻花”，互相纠缠在一起。最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控制着绝大部分资源，包括经济社会资源，因此诞生了官僚权贵集团的监守自盗。而没有挤入官僚权贵集团的，对此羡慕和妒忌，或者义愤不平。所谓的仇富，不过就是仇腐。
财富等级依托于政治等级，没有政治等级，财富等级就会瓦解。财富等级自身尚未成型，或者说受到现代民主精神和毛泽东时代平等精神遗产的阻挡，只能是潜规则，而不能变为普遍性制度。
有一种阶级斗争是正当的
贫富问题可以放入在知识分子/民众结构放到整个背景中来理解。统一战线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吸纳，可以看成一个分赃机制。赃物来自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盘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同样是扩大公共租金及其分赃的过程。计划经济是其采取禁欲，市场经济采取纵欲。经济决定政治，就是把政治当作分赃的场所。
我们可以否定左翼下层的民粹，却不能否定其民生和民权，一种基于群己分界和防守反击的政治诉求。而民众关心民生，并不一定关心民主。今天他们所承受的政治灾难和贫困，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大部分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都在政府手中，而且不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提供的自我救济、自我主宰命运的机会有限，不能算作一种出路。民生和民权的诉求，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道德。自然无道德，如果贫困和不平等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诉求就无关于道德。
1911年民国之后的暴力革命跟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大 ，而更多地跟社会矛盾、社会财产分配有关系，这种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民主权利可能也依附这个财产分配革命。如果回归民国，这时候就可以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区分开来，因为政治革命就是在一个百年宫殿中大扫除，把1927年延续到1949年的极权主义异质消除，是小规模的动作，而且可以设置出一道防火墙，将社会革命与政治改革区分开来。但是如果更进一步，寻找建立新国体，那么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重叠在一起。
改革时代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纠偏，看到的还是对的，吃饱饭问题就绝大部分解决了，政治革命就不会被经济革命扭曲。
确实存在一种不可消除的生存斗争。阶级斗争作为不可消除的生存斗争，是正当的。生存权确实是首要的。洛克的《政府论》下卷中肯定过他人自我保存的天赋人权，作为财产占有的限度和前提条件。
英国可以实现消极革命或者改良，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是因为在海外殖民中分享了好处，底层民众没有生存危机。而美国不同，则是特例，其自然社会条件避免了贫困生存危机。
我支持以建立在生存伦理之上的道义经济学，财产权为中心，为了吃饱饭生存的暴力革命。这是一种基于生命自我保存的防卫权。民族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有自我防卫权。国家通常把刑事犯罪也当作对国家秩序的侵犯，基于防卫权而处罚罪犯。当暴力革命发生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就是正当的。
专政之下的改革必然爆发革命
党国体制完全是极权主义革命运动的组织化。这提供了天生的革命，很多人愿意回到原教旨意义上的革命不断运动、不断革命的路子。专政是常规化的革命，专政与革命一体，专政之下的改革，必然造成革命，避免不了。
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大众，都会陷入极权主义革命运动。当时从历史来看，资产者很快就从漩涡黑洞中挣扎出来，那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中获得财富，没有生存危机。而对无产者来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也没有拯救他们，因此到了19世纪下叶，这个问题终于无法回避躲闪。极权主义运动成为首要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看到，革命必然爆发。
施密特在《霍布斯和笛卡尔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结尾说，霍布斯的“会死的上帝”利维坦，是这样一台机器：他之所以“会死”，因为它总有一天可能被内乱或叛乱所打碎。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绝对君主这个办法，数个世纪以来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一切现代政治实体最基本的困境，也就是他们的极度不稳定性，归根结底，乃是权威阙如的结果。革命很快就揭开他的面纱，他原来不过是虚假的解决办法。
用专政结束专政，可能么？我们在改革时代看到的，是一种结束专政的渴望，而不是可能性。须知，经济上获得自由，或者国家和社会有了一些自然形成的分野，但是只要专政愿意，随时随地都可进入社会任何角落，这反是强专政。因为专政什么都管，并不是专政的要求，而是市民社会的要求，说明专政不能凌驾于市民社会，而是受制于市民社会。
我们确实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专政，不是根据其最大或者最小的图景。它不断在调整中，所以极权时代最大的与后极权时代最小的图景，都不是其本质，不应该用于界定，是否还是专政。专政的标准在于，只要其原意或者需要，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入社会任何角落。
驯化底层知识分子
政治领域有两种根本性政治心理能量：一个是自我保存，一个是自我扩张。上层是自我扩张是主导性的，自我保存对于他们，可以不成问题，而底层是自我保存，或者下层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未掌权的新精英），则是两个都要。而且他们只有把扩张打扮成自我保存的，才具有最大的道义资源，才可以获得底层的支持。
现代化以来，中国面临两次下层道德知识分子的政治冲动，一次是共产党的，还有一次是改革时代。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的所面对的黑红色贵族，比上一次所面对的国民党上层更差，而社会地位和道义资源，民国的下层道德知识分子要比现在高多了。好处是经过毛泽东政治运动和邓小平市场经济的折磨，不再如同民国士大夫那么张狂骄纵。
应该说，支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底层民众，而是底层知识分子。民众始终具有消极的特征，只要满足了生存需求，就不会有攻击性，而底层知识分子则有无止境占有财富的渴望，并且需要更高的主义，用来当作大棒，打到上层知识分子，霸占其女人和财产。
对于民众来说，支持其起来斗争的是，生存伦理和自我保存的渴望，而对于底层知识分子来说，是妒忌和掠夺的渴望，并且伪造成，混同于民众的生存伦理和自我保存的渴望。后者才是无底洞，是二十世纪国内政治灾难的根源。民众还是宗教的，其欲望是生存伦理支配之下，再加上一点希望和出路。而下层的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所以毛泽东号召启蒙知识分子乡民中学习，实行禁欲。
底层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底层革命中的木马型病毒，当时机成熟，就发作，最后让革命失败。造成财富等级与政治等级的混同，又利用道德话语（这种话语没有自我约束的禁忌，而且是他们的祖传，也最适合于帮助他们，把私人利益打扮成公共利益，把公共租金暗中转入个人腰包，公款吃喝和国企改革最明显），排斥司法法律话语。
驯化培养可能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下层知识分子，让他们政治成熟，并且实现自我保存和自我扩张的分离，让他们不再把面包和自由纠缠在一起，假托自由的名义，无止境掠夺面包。
一种从物质利益中脱离于出来，注重于公共利益的集团，是良好政治统治阶层的关键。古典时代只让富裕的人从政，就是为了克服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绑架。然而以财产资格作为政治参与的限制，已经再也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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