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3126】 苏东转型的后改革时期

苏东转型的后改革时期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波普尔早在八七年的专访中，就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怀疑，今天他仍然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他就不能进行真正的改革。波普尔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这个制度。改良它是不可能的，而所有这一制度的受益者都必然会，强烈反对这种改变。

通常改革知识分子是在苏东成功转型的历史经验之下，来推动中国立宪进程的。可是似乎有一点值得警惕的是，改革知识分子用有色眼光，看待苏东成功转型，然后再转回来，来激励自己推动改革。

也就是说过去身处改革的知识分子，坐井观天，把苏东成功转型扭曲地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改革。而实际上，有着改革时期以及与改革时期冲突甚大的后改革时期，苏东转型才得以成功。从这一点来，中国转型要得以推进，就必须抛弃改革，判决改革死刑，才能进入后改革时期，转型成功的概率才得以加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与叶利钦的后改革时期

 

苏联转型实际上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叶利钦的后改革两和两个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一明一暗两条线推动，明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暗线叶利钦的后改革。最后叶利钦当政，后改革压倒了改革，转型才得以成功。

改革时期与后改革时期的区分，在似乎俄罗斯是一个常识或者人所皆知。例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反思著作《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指出,“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还有例如，卡加尔利茨基在《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2期发表文章《左派的力量统一吗？》其中说，尽管对“改革”的结果普遍失望，但“后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尚未拟定，尚未提出。鲍・斯拉文在《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提醒中国读者在阅读戈尔巴乔夫谈话一书时，还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政策公开的发难，对改革的进程。其中包括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1987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戈氏把这个决定通知叶利钦时，特意强调： “叶利钦你要记住：我决不会再让你搞政治。”叶利钦政治上一度失宠，跌了下去，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阵营中消失。

然而，叶利钦所坚持的后改革思路和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苏联人的政治要求。叶利钦敢于向苏联党内的权势人物发难，敢于用最激烈的言语在最高领导层的会议上及其他场合抨击苏联的改革，直至丢官。这也引起了许许多多苏联人的同情。他被戈尔巴乔夫的黜贬，反而成为其难得的政治资本，他成为戈氏改革路线对立面的头面人物。这些不仅为其以后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1990年1月，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苏联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

然而每一个意识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后改革之间，实际上存在重要的质的区别，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本质区别也同样多。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者从来没有把在国内建立资本主义或效仿美国的社会运转模式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他们力图（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几年）发现和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潜力”，并为其补充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叶利钦的追随者则声称：“俄罗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后选择，它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也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要走美利坚合众国所走过的文明道路。”

在社会关系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别。例如，改革者顺应1991年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极力避免使用极端的首先是强力的手段解决遗留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民族关系领域的问题。而集结在叶利钦周围的拥护者则相反，他们无视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采取了许多极端行动，包括强力行动，这样的冒险行动有：搞垮联盟，提出和推行“休克疗法”和发放私有化债券的“私有化”，攻打白宫，发动车臣战争，等等。

作者为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奔向自由》中说，后改革时期曾流传甚广的关于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事业的继承人的神话已消失。调查的结果可以使人相信，在俄罗斯大众意识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人物已经彻底“分离”，同时，后者如今已被大多数居民视为背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开辟的改革道路，走上彻底破坏俄罗斯社会的道路的政治领导人。该书说，认为改革与后改革时期完全一致，也许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最不正确的说法。　

 “之后”不等于“因此”。叶利钦的后改革时期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继续，而是对这一改革的否定——不仅从社会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从社会改革的方法来看均是如此。

　

　

东欧的后改革

 

波普尔认为，是匈牙利首先为东欧的变化作出突破的，那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引起了

东欧突破性变化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东欧转型在苏联之前，其关键点就在于1968年就完了改革向后改革的转变。苏联东欧的差距有二十年。

捷克在改革时代中，与苏联戈尔巴乔夫一样，同样有一明一暗改革与后改革两条线。奥塔・西克强调指出，“我们这些经济改革的核心分子当时在布拉格就不是试图改革共产主义，我们本来的目标就是要废除它，建立一个新制度。那时人们不断地由改革谈到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因为当时如果不这样的话，人们根本就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其实不仅是我、而且和我最接近的合作者都知道，共产主义在它的根本思想上失败了。那时，我们所试图坚持的并不是像今天所说的这么少，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在那些假设后面只看到纯权利政治，我们的计划和目的遭到了不严肃的歪曲”。

奥塔・西克是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代曾任政府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的顾问。

改革时代在68年“布拉格之春”终结。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一二十年间，一个后改革的政治方向被普遍地接受了，这一方向放弃、排斥了人们对导致“布拉格之春”及其在“布拉格之春”当中起作用的那些事情的关心，以至出现对六八年那一代人的不屑一顾，称他们是共产党改革派。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奥塔・西克教授，“共产党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吗？奥塔・西克答道，当然了。如果人们说：这就是那些人，那些不能摆脱旧意识形态的人，这难道不是骂人话吗？因此，他个人拒绝这个称呼。

奥塔・西克强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当他回到布拉格时，他期待的并不是把一九六八年继续下去。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能再回到“布拉格之春”的思想，因为现在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形势。

  1968年8月波兰政府扼杀了华沙大学的学生运动，把许多学生和一位重要领袖采克.库隆关进了监狱，与此同时，一场遍及欧美的国际学生运动正蓄势待发。1968年8月成为波兰后改革的新起点。对1968年8月的惨痛记忆，成为采克.库隆及其波兰战友重估自身处境的关键，他们学到的教训是，依靠波兰共产党党内的改革者，将不会成功。

在采克.库隆的弟子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这本书，清清楚楚的说明了后改革转变，在《新演进》中，他把波兰当代历史上的改革派分成两种，并且指出，二者都是在体制内做工作的方法，呼吁共产党高层的理性思考。米奇尼克说着一些改革派，为了保持他们的影响，需要放弃同那些致力于从体制外来改变体制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当体制外的抗议沸腾时，改革派的致命危机就到来了。米奇尼克分析了体制内部改革的失败，从中不同于过去的后改革思路。

     颇为奇怪的是1989年6月的天安门惨剧，却没有带来这样的效果，没有带来改革之死的整体共识。应该这么说，六四给参与的学生和老师带来的震撼是不同的，很多学生因此一生站在血泊当中，作为其最起码的政治立场，走向了不再相信共产党改革之抵抗路线，而老师仅仅是将开枪当做皮外伤，没有内化到政治立场的最核心，又回到西单民主墙，因此继续了改革或者政治改良的立场。

由于六四学生过于年轻，只有身体参与的六四，而脑袋是作为老师的跑马场参与的，而且在六四之后，没有诞生属于自己的六四精神，于是六四后的二十年，还是老师的政治立场，殖民到六四学生身上。再加上被革命者部分执行了革命者用鲜血写的遗嘱，邓小平南巡讲话放开市场经济，让六四学生吸附到一种隔离地带，运行安全模式。这样一来，六四就不是中国改革过渡到后来后改革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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